政府改組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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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政府改組之評價

1947 年 4 月的政府改組，國民黨引進民、青兩黨人士參加政府，在形式 上，政府從國民黨一黨「訓政」體制，擴大了容納在野黨參與政府的民意基礎，

此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改組。不過由於中共未能參與，導 致內戰陰影揮之不去，因此輿論界對於政府改組一事褒貶不一，其主要關鍵在 於政府改組本是政府權力的再分配，不僅是結束訓政，實行憲政的先聲，也是 換取國、共合作，避免以武力爭奪社稷的政治協議。然因國、共對國府委員名 額的爭執，致使中共與民盟最終沒有參加政府，此亦顯現國、共互信基礎的薄 弱，雙方仍以自身政黨利益為重點。最後國民黨不願陷於政治上的被動，遂決 定聯合民、青兩黨自行推動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的政治改革。

制憲國大因有民、青兩黨的參與，使得國民黨免於「一黨制憲」的窘境。

然而通過憲法後，行憲的時程表也跟著啟動，國民黨為展現行憲誠意，勢必將 進一步開放政權以示決心。因政府改組牽涉到權力的再分配，故此一談判過 程，實可窺見三黨對行憲的基本態度。〈中華民國憲法〉經制憲國大通過後，

即宣告國家將由訓政過渡到憲政，而「開放政權」為行憲的主要目的，因此政 府改組實為「開放政權」的第一步，但政府改組若無在野黨派參與，則將使「開 放政權」的意義盡失，尤以在面對中共和民盟抵制參與政府改組的情況下，國 民黨出於政治現實，藉由適度的開放政權，以維繫其執政權，因此拉攏民、青 兩黨來一同實現政治改革，緩解國內外對其一黨訓政的批評，乃是不得不為之 舉。

而青年黨鑒於國、共和談未來不明，把握國、共相爭之機，藉參加政府獲 取較多的政治利益，也是其務實考量的決定。故該黨率先決定參加政府改組，

但又自忖「勢單力孤」，乃希望與民社黨合作一致行動，聲明將與民社黨共進 退，以增加談判籌碼。至於民社黨雖堅持在國、共之間保持「第三者」的中立 角色，但亦不同意中共的政治主張，因此使其躊躇於參加政府，是否對國、共 和談有利的兩難情境，且黨內對其看法也不一，使得民社黨對參加政府事宜猶 豫再三。因此對國民黨而言，實現政府改組，僅憑青年黨還不夠，關鍵在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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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黨是否參加。

當然，政府改組之所以能逐步獲得民、青兩黨的合作，除蔣主導其事的決 心外，亦得力於雷震、張群、陶希聖等人的居中協調，最終獲得兩黨同意參加 政府改組，以協助政府結束訓政、實行憲政。然蔣亦深諳此舉，必定觸動黨內 政治利益的分配問題，此由從制憲國大召開到政府改組的談判，均由蔣之幕僚 親信及政學系人士參預即為明證，而談判過程亦多以私下接觸為之。之所以如 此，揆其因有二：第一、結束訓政，實施憲政若無中共參與，不僅無助於停戰，

國家亦缺乏制衡國民黨的反對黨，國民黨仍獨攬大權，這樣的憲政體制是否「民 主」？恐有不少疑慮，不僅外界反對者眾，就連民、青兩黨內部意見也不一，

蔣唯恐外在干擾多，不利於三黨達成共識，故需要經過私人接洽，讓三黨能儘 速去異求同。第二、結束訓政，實施憲政，雖有國家邁向正常化的政治理想，

然各黨派的參政亦牽涉到實際政治利益的分配，當中角力過程，易予外界有政 治分贓之想，倘談判稍有不慎，可能引起三黨內部的爭執，不利於談判的進行。

除此之外，民、青兩黨為避免國民黨藉行憲之名，行訓政之實，故兩黨對 於參加政府改組的「技術」問題，是頗為斤斤計較的。民社黨較偏重於憲政理 念是否落實，青年黨則偏重於人事之安排，而國民黨基於自身利益亦有所堅 持，因此政府改組未能如蔣所願，在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完成。國民黨 六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適逢國、共和談失敗之際，黨內早已瀰漫一股不滿情緒，

一致將矛頭指向主導其事的政學系，而正在進行政府改組談判的國民黨代表，

亦意外遭受池魚之殃備受批評。

直到談判代表力陳是蔣授意下為之，才使中常委認可政府改組一事的進 行，最後三黨以〈共同施政綱領〉取代〈和平建國綱領〉，作為三黨合作施政 的準繩。國府委員會和行政院亦容納民、青兩黨和社會賢達代表參與，表面上 政府已是三黨共同負責的政府，但民、青兩黨其實均未能享有政策否決權，中 央政府重要職位仍掌握在國民黨手中，所以兩黨內部咸表不滿，要求國民黨至 少要開放地方政權，以符合三黨合作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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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青兩黨內部對政府改組的態度變化，亦是政府改組一拖再拖的原因之 一。原因在於制憲國大召開之前，民、青兩黨對參加制憲國大和政府改組的態 度，黨內原有贊成和反對兩派，但是在民、青兩黨參加制憲國大後，兩黨反對 參加政府者認為既然與國民黨合作，不能淪為國民黨妝點「民主」的門面，應 該全面參與政府改組，以共同負起三黨合作的執政責任，因此兩黨內部對參加 政府改組的態度又轉化成如何參加政府改組的「技術」問題。青年黨方面，曾 琦、左舜生等人認為應由經濟部、農林部等政府職位入手，但李璜等人認為應 打入地方政府，爭取民意支持，否則應退出政府，對此，李璜還以不就任經濟 部長表示抗議。在國、共衝突日益白熱化之際，即有輿論認為青年黨的路線之 爭，實是青年黨一貫的投機性格使然，欲在國、共相爭中獲取漁翁之利。

至於民社黨方面，張君勱堅持參加政府之步驟應採漸進方式，一方面民 社黨內部缺乏行政人才，另方面則是主張全面參加政府者眾，「僧多粥少」與 其如此，不如選擇不參與實際行政，與民盟保持聯繫，端看政府是否有誠意行 憲，保留彈性空間，以備隨時可以退出政府。然而黨內李大明、汪世銘、孫寶 剛、廣廣聲等人則認為，既參加政府則應全面參加，才能有政治舞台發揮影響 力，黨內雙方人馬為此僵持不下，期間，儘管伍憲子、梁秋水等人居中調停，

國民黨亦派員協商，但最後民社黨仍以分裂告終。

過去學界對政府改組議題之研究，多著重在三黨「合作」的過程，較少關 注三黨在其中的政治「角力」，國民黨反共態度與青年黨一致，實施憲政的承 諾雖遭受質疑，但憲法制定後疑慮漸消，基於張君勱畢生的憲政理念，民社黨 乃有條件的參加政府，為三黨合作改組政府奠定了基礎。且民、青兩黨過去亦 受國民黨訓政壓迫，兩黨之所以會選擇與國民黨合作，實因「開放政權」的良 機難逢，兩黨既無經濟、武力奧援，除非獲執政當局青睞，否則難有發揮的政 治舞台。

恰於此時，國民黨有求於民、青兩黨，因此兩黨出於政治理想和黨派利益 的考量，遂決定順應國民黨的「邀請」，毅然參加政府改組。然由於三黨對政 府改組的意圖不同，使得其間過程波折不斷。王世杰對三黨的評論頗為精要：

「民主社會黨中之張君勱對於參加政府甚遲疑，其主因以該黨黨中無真正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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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恐加入後無建樹也。此種動機尚非自私或取巧。中國青年黨則因黨中閒人 甚眾，亟思藉參加政府而為獲位置，於是提出稱為便利其黨人生活之要求。對 中央及地方政府均思取得甚多之位置；對今後政治之革進，似無任何真正理想 或信仰。凡此皆使余聞而煩悶此。本黨中黨部中人，對於民主與憲政亦多無真 摯之信仰，惟思於改組之政府中及未來之國民代表、立法院委員選舉中，以操 縱把持之術，為其小組小系植勢力；至於民主之成功失敗似均非彼等所計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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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觀之，三黨在談判過程中，雖有其政治理念的堅持，但卻很難迴避自 身黨派利益的考量，而中共和民盟的缺席，更使政府改組的政治意義大於實質 意義，此種情形並未隨著政府改組的結束而落幕；相反地，在往後的各項選舉 中，三黨為競選中央民意機關代表，而發生種種的選舉糾紛，即可見於一斑。

所以，政治理念與政黨利益的扞格，有助於我們了解戰後中國實行憲政的侷限 所在，其中又以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選舉最為重要。下章即以國民大會代表選 舉為例，從選舉籌備、提名到糾紛處理，進一步探討三黨在選舉過程中，其政 治理想與黨派利益的衝突與妥協之所在。

195 《王世杰日記》第 6 冊，1947 年 3 月 3 日，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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