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方面

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國，故對漢人之反對勢力，盡力摧殘，由此形成滿、

漢間之種族仇恨。有志之士，力圖恢復漢人政權，反清運動在乾嘉以後，相 繼出現。

(2) 士風方面：

士大夫多屈服於滿清之高壓政策之下，且由於清代大力提倡科舉，儒生 沈醉功名，皓首窮經，喪失其堅貞不拔之志操，甚至甘為清室所用。中葉以 後，漢族士大夫從政，品格更形卑下，鑽營舞弊，漸成風氣。

(3) 學術方面：

少部分民族意識特高之士大夫，不甘出仕異族，故政力於學術研究，彼 等對明末「游談無根」之學風，力予矯正。而一般士大夫為免陷入文字獄之 禍害，故不敢發抒政見，改而致力考據學，造成清代考據學特盛之現象。

※附表：清初下列高壓懷柔政策之內容及目的

明儒學案著成因緣與其體例性質略探〉¹⁴³中即指出梨洲之所以寫作〈東林學案〉， 乃因梨洲與東林黨之間的特殊情分，且親身經歷阮大鋮及馬士英之禍，是故撰書 以澄清明亡之後東林黨人多遭他人誣詬之處。

錢穆以為「東林學脈本自陽明來」¹⁴⁴：

抑余謂東林言「是非」、「好惡」，其實即陽明「良知」、「立誠」、「知行合 一」之教耳。惟環境既變，意趣自別，激於世緣，遂成異采。若推究根底，

則東林氣節，與王門良知，實本一途。東林所以挽王學末流，而亦頗得王 學初義之精。東林之淵源於王學，正猶陽明之啟途於考亭也。惟東林諸言 政治，其在當時所謂繫心君國者，則不過裁量人物、訾議時政而止。及乎 國脈既斬，宗社既覆，隄崩魚爛，無可挽救，乃又轉而探討及於國家興亡、

民族盛衰之大原。如考林、梨洲諸人，其留心實錄，熟悉掌故，明是導源 東林。而發為政論，高瞻遠矚，上下千古，則又非東林之所能限。¹⁴⁵

錢穆在此點出了一個重點，即是「環境」及「時代」的影響。東林學術源於 陽明，亦可見王學在明代中葉之後，影響力之大，已遍及政治界，不僅僅是在學 術界上。王學並非如同程朱之學一般受到朝廷重視，視為官學，然而強調道德作 用，在當時卻是相當受用。東林黨的學術始終朝向政治方向發展，亦是因為當時 明朝廷閹黨當道，佞臣左右朝政，全國瀰漫頹喪之風，進而檢討，認為王學末流 所引起的萎糜學風是造成國勢積弱不振的原因之一。東林黨為了糾正此風，必然 回溯陽明學之上作研究，重拾心學精髓。若依此論，則梨洲自小在東林黨學風的 耳濡目染之下，自然對於王學末流所引起的弊病起反動之心。然而，終究必須考

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 年 1 版 1 刷），頁 361-2。

143 收錄於《東海學報》第二十五卷。

144 見錢穆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頁 15。

145見錢穆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頁19-20。

慮在不同的時代以及政治風氣之影響下，梨洲所開之途必然與東林黨人以及陽明 不同。

日本三重大學小野和子教授對於明代黨社有深入的研究¹⁴⁶，在〈從東林黨到 黃宗羲〉這一篇文章中，小野和子以東林黨人編輯的兩本書：萬曆三十七年吳亮 主編的《萬曆疏鈔》五十卷以及記錄萬曆元年到四十五年為止的《萬曆邸鈔》¹⁴⁷ 作為研究藍本，探究東林黨所營造的政治氛圍對於當時的政治環境所引起的波 動，以及如何延續到後來的黃梨洲，在撰寫《明夷待訪錄》受到當初東林黨所提 出的政治理念影響有多大。

根據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東林黨議》記述，萬曆二十一年（1593 年），內閣派及反內閣派發生激烈鬥爭，主要爭執點在於立皇太子以及國防問題。

當時，北有蒙古，東有日本，外患頻傳，國防計策是亟需要的。東林黨成員顧憲 成、高攀龍、趙南星被內閣派以結黨營私為攻擊的理由，驅逐東林黨員於朝廷之 外。內閣派於當時執牛耳者為趙志皋，次輔者為張位。基本上，趙志皋及張位所 提出的政策，都有很明顯的君主集權傾向。如張位即曾在萬曆二十年十月上書神 宗：

臣請以國是紀綱進焉。所謂國是者，是而是焉，可無辯也。有是而似非，

有非而似是也。有始是而卒非，有始非而終是也。眾以為是而莫知其非，

眾以為非而莫知其是也。一事之中而有是有非，一人之中而有非有是。¹⁴⁸

此論很明顯的引出了當時內閣派所以要集權中央的原因，即在於「眾議」之

146 參考小野和子撰：《明季黨社考》，（江蘇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 月 1 日）。

147 《萬曆邸鈔》作者不明。根據小野和子於〈《萬曆邸鈔》與《萬曆疏鈔》〉，（《東洋史研究》39 卷4 號）考證認為作者為錢一本。

不可信。然而，這就完全與東林黨的黨意背道而馳。梨洲父親忠端公同為東林黨 員的友人繆昌期則反駁張位論點，認為如此一來則容易造就君主獨裁的局面，對 於基層的聲音也容易忽視。繆昌期說道：

夫天下之論，不過是非兩端而已。一是一非，一非一是謂之異，不謂之公。

一是皆是，一非皆非，謂之同，不謂之公。公論出者於人心之自然而一似 有不得不然。故有天子不能奪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奪之愚夫愚婦 者。夫愚夫愚婦何與於天下之事？而唯其無與於天下之事，故其待之也 虛，見之也明，率然竅於臆，薄於喉而沖於口，卒以定天下之是非。夫愚 夫愚婦之論，必出愚夫愚婦之口哉？其在公卿大夫，而不立意見，不逞意 氣，無依附，無迂迴，無囁嚅，無反覆，任其率然之偶發，而與天下萬世 合符；此所謂愚夫愚婦也。¹⁴⁹

繆昌期在萬曆十八年（1590 年）受到顧憲成的招聘，任教於其私塾。晚年 為官，遂與東林黨人一同抵禦閹黨勢力，並與忠端公結為好友，往來甚密，於天 啟六年（1626 年）遭殺害於獄中。

基本上，東林黨人的主張即是企圖通過言官的言論，作為反映民情及社會輿 論的管道。如《萬曆疏鈔》中的「開言路」，即具此義。只是，在封建時代下，

此番見解自然不能獲得皇帝的青睞，加上自明太祖廢除丞相制度以來，集權中央 情勢愈趨顯著，東林黨的發聲雖然在當時的政治現實層面上並沒有達到如他們所 期望的言路順通不壅塞的景況；然而，在思想上，卻可謂是提出了民主的初步概 念，影響日後黃梨洲著作《明夷待訪錄》甚劇。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司徒琳教授在〈《明夷待訪錄》與《明儒學案》的再評價〉

149 見《從野堂存稿》二《公論國之元氣》。於《國體國法是解》裡亦有相同看法。

一文中對於歷來認為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與《明儒學案》開創性成就打了個

非梨洲獨創。司徒琳甚至在結語將清初三大家以及同時代的思想家皆混為一論：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的思想與顧炎武和王夫之所闡述的那些思想之間 的相似之處，可以說是屢見不鮮。顧炎武、王夫之與黃宗羲在近聲重海內，

被稱作為清初「三大儒」。許多人看來都認為，偉大的學者都有著同樣的 思想傾向。但是，要推進我們對十七世紀思想的了解，必須認識到，不僅 黃、顧、王的思想有相似之處，而且他們同許多他們時代的其他思想家如 陸世儀、魏禧、唐甄、王源等人的思想也多相似。我們與其把其他思想家 看作可能受黃、顧、王的先進的、開創的思想的影響，不如把黃宗羲看成 是與他的清初所有同代思想家共同繼承了從明代後半葉以來極其豐富的 思想遺產，這樣或許更符合事實。¹⁵²

總的來說，司徒琳的這一篇文章，主要是點出了一個大重點，即是時代與思 想是不容分割。研究黃梨洲思想，不能忽略不去探討他所處的時代，然而，〈《明 夷待訪錄》與《明儒學案》的再評價〉中，作者著重研究梨洲所處的時代環境帶 給他的影響，如何成就其寫作事業。如此把時代的影響放大，卻也極度地縮小了 梨洲個人經歷及特質所帶來的影響。因此，若將同一時代的思想家的思想結晶都 歸結為潮流所趨使所產生的必然物，則毫無鑑別度可言。若依照作者所言，則為 什麼在當時沒有第二個黃梨洲出現？是故，司徒琳只能證明黃梨洲的思想是前有 所承，並非標新立異之作，由整個時代學術發展縱向觀之，《明夷待訪錄》裡頭 的政治理念，並非是梨洲紙上談兵之作，而是含有在吸收東林黨前輩的政治經驗 以及策論著作之後，加上自己親身經歷所鎔鑄而造的對於明代政治反省以及對日 後朝政期許。

152司徒琳撰：〈《明夷待訪錄》與《明儒學案》的再評價〉，收錄於吳光主編：《黃宗羲論－國際黃 宗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