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會運動與抗爭事件相關學理的分析
第三節 政治機會結構理念的分析
壹、政治機會結構的理念內涵
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至今仍是西方學者研究社會運 動的發生與演變發展的重要分析工具，其作為政治過程論的重要概念之一，最早 是源自於1973年都市政治學者Peter Eisinger一篇討論美國都市種族抗議的文章，
Peter Eisinger透過調查美國40多個城市的抗議活動後發現，在政治體制開放性不 同的都市，形成相異的政治環境，進而影響抗議形成的可能性，而提出所謂「抗 議的悖論」（paradox of protest），亦即種族抗議的出現是與政治機會結構的開放 性與封閉性形成一種曲線關係。易言之，在極端開放與極端封閉的條件下，抗議 是不容易產生的，因此最容易形成種族抗議的都市往往兼具開放性與封閉性元素 的混合。77
是以，政治機會結構理論如此分析社會運動：介於非常開放與非常封閉的中 介政體之中，是社會運動最可能發生的時機。反之，因開放的政體能為特定社會 階層的政治表達提供反映路徑；而封閉的政體，人民通過政治行動滿足自己要求 的機會將會受到諸多限制，則抗爭反而不容易出現在極端開放與極端封閉的政治 體制下。78
而何明修於2004年將Eisinger的論點予以曲線圖像化，將政治機會結構與社 會運動之間的關係，描繪形成一種倒V字型的曲線關係，如下圖3：當政治機會 結構產生B或C方向的變動時，社會運動才有存在的空間。A方向的變動會使得社 會運動的動員成本太高，而無法進行；相對的，D方向的變動則將所代表的社會
76 同註 1。
77 同註 32，頁 117。
78 同註 12，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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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重新吸收進入至體制內，也同樣使得社會運動消失，以此曲線圖來解釋社會 運動的形成、演變與消減。79
說明：A 趨勢為政治機會結構從半開放到完全封閉，B 趨勢為政治機會結構從封閉到半開放，
C 趨勢為政治機會結構從完全開放到半開放，D 趨勢為政治機會結構從半開放到完全開放。
圖 3 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形成的機率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下列文獻繪製。
何明修，〈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第 37 期，
2004 年，頁 58。
然而，政治機會結構用以研究社會運動的過程與結果，原無精確的定義。從 一開始的模糊界定，到了 1990 年代中期以後，McAdam 開始將政治生活中的權 力總合結果稱為「政治機會結構」，並提供一組供參考的分析面向，包括：一、
制度化政治系統的相對開放性與封閉性。二、菁英聯盟的穩定性與非穩定性。三、
菁英聯盟者是否存在。四、國家鎮壓的能力與傾向。80而我國學者何明修亦對政 治機會結構進行概念性定義，依其定義，政治機會結構是指「一組以國家組織為
79 同註 14，頁 58。
80 Douglas McAdam,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s,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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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變項組合，對於集體行動者形成一定程度的限制與可能性，並且提高或降 低了運動動員所需要花費的成本。」81何明修提出，政治機會形成結構的可能性 在於，在既定的政治脈絡中，這些變項組合具有相對上的一致性，並對於集體行 動產生大略相近的作用方向。82
何明修並進一步結合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的McAdam 作品與 Sidney Tarrow 的 論點，歸納政治機會結構的四個核心元素包括：一、政治管道的存在。二、菁英 體制的穩定性。三、政治聯盟者的存在。四、國家的鎮壓能力與傾向。83上述四 項元素並經常影響著社會運動的成敗興頹。是以，在本論文中，作者希望透過研 究長時間的抗爭事件，來檢視這段期間社會運動之主要內涵，並試圖找出其政治 機會結構。
貳、政治機會結構概念之價值
「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涵括太多的變項，導致目前學界仍然缺乏界定「政 治機會結構」變項的共識，尤其在眾多社會運動的研究當中，各個運動對於「政 治機會結構」的定義亦不相同。84然而，翻閱文獻可知，幾乎重要的政治機會結 構研究都是解釋「跟國家進行抗議」的相關社會運動，尤其時序進入 21 世紀以 後，許多國外學者仍然頻繁地運用政治機會結構的理論來分析特定的社會運動個 案。
Doowon Suh 曾研究 1980 年代韓國白領勞工與資方的抗爭運動，該研究認為 韓國白領勞工抗爭的發生不僅與民主化進程有關，更存在著許多兩造互動的因素，
欲成為某事件的政治機會結構是必須經過兩方同意的、85Dafydd Fell 則研究台灣
81 同註 14，頁 49。
82 同註 32，頁 131。
83 同註 32，頁 139。
84 同註 43，頁 262。
85 Doowon Suh, How Do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atter for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y, Misframing, Pseudosuccess, and Pseudofailure,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42, No. 3,2001, pp. 437-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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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黨的盛衰，其研究指出，在 1990 年代中期時因溫和的政治環境與充足的人才 資源使得新黨迅速崛起，然而當 1996 年後，政治環境越來越不利於小黨生存，
遂導致新黨的式微、86或是 Howard Ramos 曾透過量化數據研究 1951 年至 2000 年的加拿大原住民族抗爭與政治機會結構間的變遷，最後得出與資源配置相關的 政治機會結構，最能影響加拿大原住民族進行動員。87以上文獻皆說明社會運動 的發展除了受到動員程度的影響外，更受到鉅觀政治社會環境的制約，並進一步 影響社運團體選擇抗議的策略，以及對大環境所帶來的可能衝擊，而開始與過去 強調個人心理層次的不滿，或組織層面的動員不同，促使研究者開始以政治關係 的角度理解社會運動。88
Herbert Kitschelt 曾在著作中如此說明：「比較四個反核運動將發現，較高 的動員如果不引導、改變政治機會結構，則不必然會導致較根本深層的衝擊；相 反的，較低的動員會有一個不成比例的衝擊很大可能是因為政治機會結構的特 質。」89總結而言，政治機會結構不是決定社會運動發展和成敗的唯一，卻可能 是最關鍵的因素。
尤其近 20 年來，由於台灣政治體制的選擇性開放，導致若干群體利益的追 求必須採取抗爭的形式。是以，即使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遭致學者如此多的批評，
其在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性卻仍是無可置疑的，援引並操作其概念，仍將有助於我 們釐清與國家抗爭的相關社會運動，更精緻地處理社會運動與國家政府的關係。
如此不僅使政治面向的社會議題能夠獲得政府重視，進而勾勒出社會運動的整體 軌跡變遷，更能指引我們理解台灣政治環境的演化趨勢，以及邁向社會運動的驅 動能量。
86 Dafydd Fell,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New Party: Ideology, Resources and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East Asia, Vol. 23, No. 1, 2006, pp. 47-67.
87 Howard Ramos, What Causes Canadian Aboriginal Protest? Examining Re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Identity, 1951-2000.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1, No. 2, April 2006, pp. 211-234.
88 Herbert Kitschelt,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No. 1, January 1986, p. 58.
89 同註 88，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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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治機會結構理論之應用
探討社會運動面臨的政治機會變化，可應用政治機會結構理論的四項核心元 素，分別為：「政治管道的存在」、「菁英體制的穩定性」、「政治聯盟者的存 在」，以及「國家的鎮壓能力與傾向」。透過參與抗爭事件者與政府機關之間是 否出現政治機會結構的核心要素與概念，包括：抗爭事件的出現，是否由於參與 抗爭者無法掌握政治管道的存在；以及在抗爭事件過程中，政府官員的立場表態 是否一致；並探討在野黨於抗爭事件發生時，所進行的聯盟串連是否發揮影響力；
最後，則討論參與抗爭事件者是否感受到國家鎮壓的壓力與威脅。茲分述四項核 心元素如下：
一、政治管道的存在
所謂政治管道的存在是指政治系統中存有「開放性」的特質，使得社會 運動者願意留在政府體制內部發揮影響力，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過程與結果，
此時社會運動者的運動策略將傾向和緩化，而非採取對抗、對立的立場。通 常一國的政治局勢越是提供人民參與決定的空間，則參與社會運動者越有可 能利用體制內的杆桿，合法參與政策變遷，而非在街頭發動抗爭運動。而一 般來說，有時政府會採取表面上承認組織，並將社運團體領袖納入政府之中 進行「收編」（co-optation），然實際上卻不回應社運團體的實際訴求，此時 即使政府開放了某種政治途徑，社會運動者亦可能僅得到部分象徵性的報償 或承認。
二、菁英體制的穩定性
所謂菁英體制的穩定性是指，如果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系統菁英無法採 取一致的態度來回應運動者的訴求，將為挑戰者開啟一扇機會之窗。是以，
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或中央政府間在抗爭事件發生當時，所表現出的態度、
立場與行動，或能檢驗執政菁英間是否給予挑戰者持續進行社會運動的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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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三、政治聯盟者的存在
社會運動者容易因政治盟友的出現，例如取得與具有政治性質或與政治 系統連結組織的相關支持，那麼其社會動員將有利於轉化成政治效應。在一 個常態的民主體制下，有許多政策領域僅容許少數的民選代表與行政首長進 行決策，容易排除公民的參與。則此時，政治聯盟者的出現（如在野黨的存 在），將有助於提高參與運動者訴求的能見度，連結與運動者的非正式支持 關係，並使得執政者更難忽略其訴求。
四、國家的鎮壓能力與傾向
McAdam 有別於其他學者，對於政治機會結構的元素，另外提出關鍵且 重要的因素在於「國家的鎮壓能力與傾向」。90此項概念意指現今政府針對社 會運動的發生，將選擇進行何種強制力的展現與態度，此涉及挑戰者與警方 互動情形等，例如警方驅趕社運人士、或強制解散違法集會遊行等，此項核 心元素並可能對社會運動的形成與成功發揮最終決定性的影響。
是以，在接下來的章節，作者將運用政治機會結構理論的四項核心元素，分 析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前後，社會運動所面臨的政治機會變化，以及為何社會運
是以，在接下來的章節，作者將運用政治機會結構理論的四項核心元素，分 析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前後，社會運動所面臨的政治機會變化，以及為何社會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