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時代背景
第一節 政經背景
壹、抗戰前後政治與經濟環境簡述
就政治環境而言，西元 1912 年元月，中華民國正式建立，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 閥勢力主政中國。然民國 5 年袁氏因恢復帝制失敗去世後，北洋政府也分崩離析，隨後 主要形成直系（馮國璋為首）、皖系（段祺瑞為首）和奉系（張作霖為首）三足鼎立的 局面，並互相攻伐，國內政局也因之陷入動盪。15 年，蔣介石承孫中山遺志領導國民革 命軍北伐，直到 17 年底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後，中國形式上告統一。自 16 年國府 建都南京至 26 年抗戰全面爆發，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社會等 方面均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並取得一定成就，故被史學界稱為「黃金十年」。民國 26 年 7 月 7 日的蘆溝橋事變揭開了全國抗戰的序幕，28 日、30 日北平、天津先後陷落敵手，
後又經過江陰保衛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後，國府將首府遷往重慶繼續抵抗，此階段 為戰爭的戰略防禦階段。武漢會戰於 27 年 10 月結束後，由於戰線拉長和長期戰爭的消 耗，日軍無力作進一步大規模的戰略進攻。30 年 12 月，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後，太平 洋戰爭爆發，美、英等國先後加入戰局，並通過滇緬公路和「駝峰航線」從緬甸、印度 向中國運送了大批作戰物資。32 年 11 月，美中英三國領袖通過《開羅宣言》敦促日本 歸還中國所有領土。在此期間，日軍面臨兵力嚴重不足、被迫收縮戰線的窘況，因此階 段為抗戰的戰略相持階段。33 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軍隊對日偽軍發起局部反攻，
然日軍通過豫湘桂會戰控制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完全打通「大陸交通線」，國軍 先後喪失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的大部分和貴州省的一部分國土。33 年 5 月，由 衛立煌將軍指揮的中國遠征軍發起滇西反攻，收復西南失地，而日軍發動的豫西鄂北會 戰和湘西會戰也先後敗北。直到 34 年 8 月，隨著美軍在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彈和蘇聯紅
軍對日宣戰，日本裕仁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因此這一階段為抗戰的戰略反攻階段。抗 戰勝利後，全國人民渴望和平，國共雙方也簽訂《雙十協定》。然不幸的是，國共第二 次內戰依然發生，西南聯大便在此複雜、動盪的國內政局形勢下，35 年起陸續復員。1 就經濟環境而言，國府通過「黃金十年」的革新，制定各種組織遵守的遊戲規則，
依靠政府權力強制主導經濟建設，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對農民土地財產私有權利提供保 護，發展國家資本主義與民營經濟，實施新型農業合作互惠制度。在工商業經濟中界定 產權關係，並相應對財產權利和自由契約、自由企業提供保護，導致市場交易費用降低。
2羅斯基《戰前中國經濟的增長中》中認為：
自一次大戰（1914-1918 年）到 1937 年，中國年均生產總值以 2%的速度上 升，意味著在此期間它累計增加了 40%；同一時期中國人均生產總值上升超 過 20%；由於投資規模快速增長（估計四分之一的總產值用於投資），同期 人均消費增長低於生產增長，但仍有近 10%的提高。因此，他認為「戰前 中國經濟並未停滯，反而是出現了實質性的持續增長。3
而大陸研究經濟史的學者王於茹通過考證後也承認：
兩次大戰之間的 1920-1936 年時期，雖然經歷了戰後一度的經濟蕭條和 1931-1935 年的市場危機，但中國經濟從總體上看，確有較大的發展，經濟 實力擴大，是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上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4
抗戰爆發後，中國失去了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的大片地區，上海、南京、北平、
天津、太原、青島、武漢、杭州、廣州等工商業重鎮相繼淪陷敵手，5經濟損失巨大。據 賈德懷研究，「七七」事變前國民政府每月財政收入在法幣 3,700 萬元左右，民國 25 年
1以上所列抗戰前後的重大政治事件，由研究者依據張憲文所撰《中華民國史》歸納整理而來。參見張憲 文，《中華民國史（全四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周海燕，《民國十年（1927-1937）經濟發展中的政府主導與市場互動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南昌：
江西財經大學，2015），頁 34。
3[美]羅斯基著、唐巧天譯，《戰前中國經濟的增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頁 10。
4王玉茹，<論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第 2 期（北京，1987），頁 101。
5陸仰淵，<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戰時經濟體制>，《安徽史學》，第 3 期（合肥，1995），頁 52。
全年中央財政收入 8.7 億元，地方財政收入 3.46 億元，36 年減至 5 億元。6然而陸仰淵 指出戰爭年軍費支出預算達 18 億元之多，為全年財政收入的 3.6 倍，7導致教育、文化 等公益事業經費支出受此影響甚巨。
貮、雲南的地理與政治的邊緣性
民國 17 年 12 月，隨著張學良宣佈東三省遵守三民主義，改北洋政府的五色旗為國 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服從以蔣介石為主的中央政府，中國至少在名義上實現了大統一。
17 年，蔣介石任命龍雲為雲南省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路軍總指揮等，以龍雲為 首的雲南地方實力派統治在雲南確立。8不同於廣西、貴州、四川等其他西南邊陲省份，
在抗戰期間雲南的地理條件和政治環境的獨特性，對西南聯大的辦學模式和民主氛圍有 著不可忽略的影響。
一、抗戰期間雲南的地理邊緣性
（一）戰時雲南交通狀況
由於受限於自然地理因素及蔣介石與龍雲的矛盾關係，雲南在抗戰一直不被中央國 民政府重視，事實上處於半獨立的狀態。而當抗戰伊始，在日軍相繼控制了東北、華北、
華東、華南沿海大部分城市後，雲南的戰略大後方地位便顯現出來。抗戰初期，雲南是 滇越鐵路的終點，尚未直接受到日軍的入侵，因而成為接納淪陷區國民政府黨、政、軍 機關和人員、東部內遷企業及人員、大學師生、淪陷區流離失所的難民的避難所。此外，
雲南還是中國聯繫國外援助的唯一戰略通道，為抗戰提供源源不斷戰略物資的後方基 地，西南聯大為數甚少的寶貴外文圖書、設備儀器等均是由此進口。當民國 29 年 9 月 滇越鐵路被日軍完全切斷後，27 年 8 月全線通車的滇緬公路，便成為中國爭取外援、完 成援華物資輸入的重要通道。太平洋戰爭爆發，31 年 5 月日軍佔領緬甸，滇緬公路隨之 被日軍切斷，中國又修築了以印度東北阿薩姆邦的利多為起點，貫穿緬北，進入滇西，
並與舊緬甸公路相接的中印公路，即著名的「史迪威公路」。這三條路線均發端於雲南，
成為外國的戰略物資和人員進入中國的重要通道。9
（二）戰時雲南經濟狀況
6賈德懷，《民國財政簡史（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頁 16-17。
7陸仰淵，<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戰時經濟體制>，《安徽史學》，第 3 期（合肥，1995），頁 52。
8謝本書，<龍雲生平大事年表>，《龍雲傳》（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頁 264。
9李輝，<雲南人民抗戰的歷史地位>，《雲南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4 期（昆明，1995），頁 8。
抗戰前雲南的財政經濟相對貧困薄弱，尤其是在經過「護法戰爭」、「靖國戰爭」之 後，又是連年的軍閥混戰，造成經濟蕭條、財政拮据。自龍雲主政後，通過統一幣制、
管控白銀出口、改進外匯管理等辦法，依靠雲南財政廳長陸子安及富滇新銀行行長繆雲 臺為首控制的財政金融系統，基本改變了以往金融混亂、入不敷出的窘狀，為穩定雲南 經濟發展起到一定作用。而戰時許多省外大金融機構紛紛向雲南轉移資金、興辦銀行進 行金融投資，也為雲南的經濟發展貢獻很大。10事實上西南聯大後期在遭遇經費短缺時，
除向教育部申請撥款外，主要便是向這些銀行籌集應急資金，如時任聯大總務長鄭天挺 在日記中有多處向銀行借款的記載：
校中經費未至，而月底應發之薪俸、米貼、救濟費、研究費及學生貸金等約四十九 萬，昨囑尹輔向金城銀行、鎮時向中央銀行商借，金城允三十萬，中央允二十萬，
下午先立金城借約，以兩月為期，月息一分四厘。11
三時勉仲來，偕訪繆雲臺於富滇銀行，商借款事，承慨允借三十萬元。12
三時至興文銀行訪其行長，不值。至雲南實業銀行訪紹榖，亦不值。至金城銀行晤 吳肖國，至勸業銀行晤其經理，更至興文銀行晤張行長，皆為借款事也。興文銀行、
富滇銀行、勸業銀行、礦業銀行共借聯大、雲大三百萬，以四六分，聯大得一百八 十萬。13
除了金融行業外，眾多重要的國營和民營企業也相繼內遷昆明，如中央機器廠、中 央電工器材廠、空軍第一飛機製造廠、中國電力製鋼廠等，為雲南帶來了比較先進的工 業設備和科學技術，培養了一批專門技術骨幹和管理人才，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雲南地 區封閉落後的面貌，促進了雲南近代工業體系的建立。工業的急速發展和外來人口的大 量湧入又促進了商業貿易和城市建設。據民國 32 年昆明市所作的人口統計，全市總人 口為 180,093 人，其中本籍人口 92,371 人，而寄籍人口則為 87,722 人，外省人約占總 人口的一半左右，而融入的這些人口除極少數無業遊民外，絕大多數是隨工廠、學校、
10楊德慧，<雲南經濟在看漲時期的新發展>，《雲南學術探索》，第 5 期（昆明，1995 年），頁 3。
11鄭天挺著、俞國林点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上冊）》（1942 年 1 月 23 日）（北京：中華書局，2018）， 頁 508。
12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上冊）》（1942 年 4 月 21 日），頁 545。
13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上冊）》（1943 年 9 月 23 日），頁 738。
機關、金融機構等遷來的，人口素質總體較高。14 二、抗戰期間雲南的政治邊緣性
機關、金融機構等遷來的，人口素質總體較高。14 二、抗戰期間雲南的政治邊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