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與初選提名之關係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節 政黨與初選提名之關係

臺灣過去的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所採行的是混合選制，也就是由 SNTV 制度 所選出的區域立委，與按照各政黨總得票數比例分配席次的不分區立委兩者所組 成。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立委，有著不同的建立政治名聲動機；前者為了連任需要 選民的支持，因此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較強烈，而後者則是需要得到政黨的支持，

因此增進政黨名聲的動機較為強烈。另一方面，兩種不同類型的立委，所面對的 是不同的授權來源；前者所需要面對的選區選民，而後者則是自己所屬的政黨。

因此，兩種不同型態的權力委任方式，讓立委有各自需要回應代表的對象。從理 論建構的過程，本研究認為混合選制下，不同選舉規則會影響立法委員的行為；

而延續選舉制度的效應，政黨的初選提名方式可能也會是影響國會議員行為的重 要競替假設。本研究除了主要聚焦在選舉制度的影響之外，同時也會分析其它的 影響因素，並以理論的推論邏輯來說明初選提名制度是否影響立委的行為。

首先，本研究認為政黨的影響相當重要。過去針對混合選制的研究曾經提到 政黨會影響國會議員的代表角色與行為。不論是政黨取得執政權與否(Kerevel 2010; Shomer 2009b; Sieberer 2010)；或是政黨本身的政治生態環境，不同的政黨 有各自的政治特質，也相對地影響黨內議員在國會中的表現(Jun and Hix 2010 )；

甚至是政黨規模的大小也對議員的行為有不同程度的影響(Meserve et al. 2010;

Shomer 2009b)。當不同面向的政黨因素存在時，就會對黨內成員帶來一些改變。

這些改變可能涉及到黨內成員的內在想法和外在表現，使得不同政黨之間存在的 差異，也可能會反映在黨內成員的行為上。

由於臺灣立法院內政黨之間惡鬥情況激烈，再加上是否成為執政黨的因素，

不同政黨的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內，可能會表現出不一樣的作為（王靖興 2007，

77-80；盛杏湲 2005b；2008b；黃秀端 2004；黃麗香 1999）。以代表角色而言，

不同政黨的立委對於較重視選區利益或是較重視政黨利益，存在著相異的觀點。

例如國民黨立委較重視選區，而且由於黨內提名人數較多，因此建立個人選票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動機也越強；而民進黨也較重視選區，但重視政黨的立委也有一定比例；而小黨 像是新黨，因為人數較少，黨內競爭較低，因此傾向於遵守政黨的指示（盛杏湲 2000a, 57）。會有這樣的情況產生，除了政黨本身的文化使然之外，例如國民黨 過去長期執政，掌握行政部門的情況下，黨內立委較無力在立法行為上有所表現，

只好轉向注重選區服務的質量，因此以選區利益為重的目標是可以理解；而其他 政黨的立委由於人數上在立法院處於弱勢，因此需要藉由主動的立法提案或者質 詢，來增加自己的政治名聲。這種情況轉換到民進黨執政時期，也同樣發生在民 進黨的立委身上，相對地減少主動提案的行為（王靖興 2007，79-80）。簡言之，

政黨本身的政治生態，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給予同黨籍立委能有所發揮的空間 大小，會間接影響這些立委在立法院的言行與表現。因此可以說，政黨的政治生 態具有關鍵性的角色。

政黨除了本身的政治生態與背景條件會影響立委的立法行為之外，最關鍵的 是政黨能夠決定立委候選人的初選提名方式。一般所謂的初選制度，所指的是民 主國家中政黨進行政治甄補的過程。透過提名的程序，推薦符合政黨所需要的候 選人，進入政府公職或參與民意代表的選舉。更有甚者，可以說政黨最重要的功 能就是提名候選人，也是政黨在現代政府中所扮演的角色(Schattschneider 1942, 64)。政黨能否在選舉之前，選拔出適當的候選人，作為政黨在公職內的代言人 角色；並且進而成為組成政府的重要基礎，最後得以實踐政黨的黨綱與政策，是 政黨相當關鍵的任務之一。因此，如何挑選符合資格的候選人，以及使用何種標 準來選擇，取決於不同的政黨形態與提名模式。

依照整個提名的程序來看，政黨掌握著誰有資格被列名於政黨推薦名單上的 權力，而這個權力隨著提名制度的不同，而有強弱之別。較為常見的分類是依照 權力集中化的程度，針對提名制度進行分類(Gallagher and Marsh 1988, 236-245;

Ranny 1981, 82)。以權力集中化程度作為光譜左右的兩端，大致上可以區分成完 全由政黨領導者決定候選人，與完全由地方選區來決定提名的方式。越是由政黨 領導者或是黨中央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來決定候選人，則代表權力越集中在政黨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中；反之，越是由黨員投票或是民意調查來決定候選人名單，則代表政黨的權力 越分散，決定權取決於選區選民的意見。以這個指標而言，大部分民主國家的提 名制度按照這個指標都會分佈在這光譜上的範圍內。因此，衡量不同的初選提名 制度，就能觀察到政黨的權力集中程度；並且，也能依此分析，從不同的提名規 則所選出的候選人在議會中的表現，以及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除了權力集中化程度可以來觀察初選提名制度的分類之外，我們也可以透過 選舉制度的效應，來說明初選提名方式如何因應不同選舉制度，進而影響國會議 員的行為。例如，Carey 和 Shugart 界定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與建立個人選票之 間的關係，所使用的界定規則其中就包括了政黨控制候選人名單的方式。並且，

他們認為當政黨領導者控制候選人名單的能力越強時，則國會議員建立個人選票 的動機就越小；反之，當政黨領導者控制候選人提名名單的能力越弱時，則國會 議員為了尋求連任則更有動機建立自己的個人選票(Carey and Shugart 1995, 420-421; Crisp et al. 2004; Shomer 2009a, 947)。在單一選區的選制中，由於必須 仰賴個人選票的累積，才有機會能在選戰中勝出，因此在黨內提名階段時必然會 較傾向於衡量選區的意向，盡可能地提名勝選機會較高的候選人；而在比例代表 的選制中，選票的來源是由選民投票給政黨，再由政黨所獲得選票按比例分配席 次，因此受到政黨的影響較強。政黨在安排候選人名單時，對於誰可以進入安全 名單中而誰會被排入邊緣名單，考量的因素可能包括資深程度、在黨內的影響力 以及候選人過去的表現等(Shomer 2009a)。

從這裡也能表現出，當政黨初選提名方式較接近以候選人為中心時，政黨領 導者較無力控制候選人提名與否，此時候選人的競爭對手除了敵對政黨以外，也 需要和黨內同僚爭取提名資格，因此必須更加強調個人名聲。也就是說，政黨的 提名機制越傾向於分權化，候選人表現出服從政黨的行為無法保證能夠順利連任，

因此會更有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Hazan 2000)。而當政黨初選提名方式較接近以 政黨為中心時，因為政黨領導者能夠控制候選人提名程序，國會議員必須更表現 出對政黨的忠誠，並且傾向於與政黨立場一致的態度(Gallagher and Marsh 198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Sieberer 2006)，因此，從這裡也能看出，選舉制度本身與初選提名的方式也有一 定程度的關聯。

從文獻中我們知道，政黨控制提名程度的不同，會讓國會議員產生不同的代 表行為(Crisp et al. 2004; Hazan 1999; Shomer 2009a; 2009b)。除了會使得議員有不 同的行為表現，政黨在初選階段所採用的提名方式，也會影響議員和所屬政黨彼 此之間的關係(Hazan 1999)。政黨能夠決定初選的規則，設定候選人如何進入提 名名單的門檻條件，表現出政黨選擇候選人的權力是集中還是分權的型態。當政 黨的初選提名制度，傾向於由黨內菁英領導階層掌握候選人名單，也就是決定列 入提名名單內的主導權在黨中央手中時，候選人在選舉階段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 相對較弱，並且與選區的連結關係較不明顯。

相對而言，若是政黨的初選提名制度，傾向於由黨員或是選區民意掌握最後 的決定權，而黨內高層對於提名與否的決策無從置喙時，候選人自然擁有較強建 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藉由候選人個人的立法行為或是選區服務，增加自己的政治 名聲，讓選區選民考量候選人本身的條件和表現，最後仰賴候選人的個人價值而 非政黨標籤，得到選民的支持而進入提名名單。這也反映了候選人為了在初選階 段順利進入提名名單中，需要加強與選區之間的連結關係，才能獲得在選舉中政 黨提名的機會。因此，我們可以說，政黨在初選提名階段所設定的提名規則，決 定了候選人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以及與選區之間連結關係的強弱；並且進一步 影響了當選議員之後在國會中的立法表現。

以臺灣過去的立法委員選制而言，屬於 SNTV 選制所選出的區域立委以及 封閉式比例名單所選出的不分區立委兩者所組成。首先，在不同選制之下，因應 選區規模的不同，會有不同程度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Carey and Shugart 1995, 431)。而 SNTV 選制中，在每個選區內的應當選立委名額往往會超過一位以上，

按照選區規模的大小而有增減。因此每個選區會有數位以上的候選人參與競選，

當選門檻相對來說並不算高。此時，為了能夠順利達到理論上的當選門檻，候選 人有相當強的動機建立個人選票，加強與選區之間的連結關係，增加當選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