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討論與分析
第一節 故事中母職處境之探討
1-1 母職角色認同下的性別框架
在我進行深度訪談時，第一次的訪問，我會請受訪者就整個生命歷程畫一個
「生命曲線圖」，並分別標示人生的重要階段與事件，對所有受訪者來說，為人妻 與為人母都是他們人生起伏線圖中的重要階段，也往往代表其人生重要的分水 嶺。對許多女人來說，因結婚而開始角色改變，而成為母親更是角色翻轉的關鍵(潘 淑滿，2005)。
本研究的受訪者，都傾向擁抱母職。淑敏幼年喪母由姊帶母職，從小的志願 就是要當好媽媽，希望把小孩照顧得健健康康，因 32 歲才結婚，考慮到年紀，所 以一結婚就準備要生小孩，她說「我蠻喜歡小孩，本身就很喜歡小孩，覺得這樣 才像一個家庭，可能那時候我也沒什麼好工作，所以就覺得要組織一個家庭啊」。
秀秀也喜歡小孩，她婚前擔任幼稚園老師及國小代課老師，均是與孩子有關的工 作，所以對她來說生小孩當母親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秀秀母親在家中遭遇變故時，
一直是維持一個家、將家人聯繫在一起的的核心動力，也讓她認同母親的角色。
106
玉燕被收養後，先是給阿嬤帶，回到養父家，母親也不在身邊，所以小時「生病 沒人知道，有心事沒有人可以講」的感受，讓她希望自己有了小孩，可以當個好 媽媽。
在她們的主觀認知，有因幼年喪母或母親不在身邊，而感到遺憾，或因從小 自己的母親就是家庭中重要的照顧者角色，因而也延續了這樣的認知，以及對於 家庭型態的想像，都使這些媽媽們，在主觀的認知與選擇上，選擇母職角色，並 希望自己是個好媽媽。
但為何女性致力於要作母親呢？Nancy Chodorow(2003：40-41)指出，文化與人 格研究所證實的，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的生產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在社 會化的過程中，讓個人去養成適合參與這些關係與結構的心理狀態與能力。又臨 床研究顯示，只提供嬰兒餵食與清潔等特定生理需求，並不足以確保嬰兒正常的 生理成長，在人手不足或只做表面照顧的育兒中心，或是照顧者不抱嬰兒也不和 她們互動，嬰兒會出現輕微抑鬱的情況，呈現退縮或冷漠無感的狀態，在極端的 情況下甚至無法存活。因此嬰兒需要與照顧者之間發展廣泛多面與持續的情感關 係，才能得到充分的生理與心理成長，因此親職不同於其他的角色與活動，親職 主要是一種心理上的角色，因此當女人擔任親職時，除非在一定程度上，或在某 種無意識或意識的層次上，具備了這樣的能力以及自我感，才能夠表現出所謂的 母性。
也就是說喬德羅（Chodorow）除了反對「女人想作母親乃天賦本能」的說法，
也反對母職僅是父權社會的指派。性別角色並非自由選擇的結果，當女孩、男孩 年齡大到足夠對性別角色做出選擇時，她/他實際上已經被性別化了。因此喬德羅 認為要能做到一位稱職母親所需要的技巧，並非僅靠模仿觀察別的母親怎麼做或 靠意志力（決定「要當母親」）就能學得來，更不可能是由男人強加在女人身上。
而是女性在社會化的過程，建立了對於自身女性角色的認同，使得女性在某個程
107
度及某種無意識或意識層次上視自己為「像母親」（maternal），否則是不可能做到 的(Tong，1996：267)。
在此指出本研究受訪者均傾向擁抱母職，但並非意在強化母職是女性均應有 的經驗，或認為「母親」是母職實踐過程中不可替代的角色24，而主要是反應出 本研究田野對象社群的特性：因為女巫劇團之緣起，乃是北投地區八頭里仁協會 推動社區營造工作所啟動，參與的社群主要就是擔任母職的女性，而劇團固定團 練時間訂在星期五，也是因應媽媽們擔任母職角色的需要而設定。
在後面的討論我將進一步討論，女性對於自身母職角色的設定以及追求符合 社會好母親的標準，也因而成為女性束縛自身的一個規範。
1-2 母職實踐的策略選擇
從個人的觀點，看不同的母職策略選擇，會認為只不過是個人選擇的結果。
但社會學原則來看，所有選擇都受到我們參與的社會體系影響(Johnson，2001：
129)。
在現今資本主義社會，男女之間平均收入仍有明顯差距，致使在任何個別的 婚姻家庭中，比較理性的作法都是讓父親去賺錢養家，而非母親。因此，一方面，
家庭的經濟條件，往往決定成為不同家庭中女性母職實踐策略選擇的影響因素。
24Nancy Chodorow提出嬰兒的成長不只生理需求還有情感層次的需求，但強調這並不是證明，
與親生或社會母親分離或母親沒有提供適當照顧，會造成「缺乏母愛」的問題。真正重要的是 照顧的品質，而不是誰在照顧，這從古時候的奶媽角色或是黑奴女性擔任保母可以知道。
Chodorow在《母職再生產》一書一一反駁了「母愛天生」或認為只要是親生母親就自然有能力 去照顧她的小孩的說法 (Nancy，2003：40)。
108
另一方面，也因為台灣整體社會意識及國家政策上，尚忽視社會及國家在育 兒上的責任，因此我們習於將育兒視為個別家庭私領域的事情，所以「家庭經濟」
與「家族支持系統」則成為影響女性母職實踐策略選擇的重要個影響因素。
本文受訪者的情況：芊芊的先生任職公司高階管理職位，可完全負擔家計，
婚後與公婆同住，接受婆婆的觀念：認為孩子要自己帶才親；後來獨立門戶後，
就自己帶孩子，所以芊芊婚後即擔任全職家庭主婦至今 15 年。秀秀的先生亦擔任 高階管理職位，可完全負擔家計，秀秀婚後持續工作，直到懷孕後辭職；公婆居 住南部距離遠，自己的媽媽雖住得近，但因為沒有幫其他兄弟帶孫子，公平起見 也沒有幫秀秀帶孩子，所以秀秀擔任全職家庭主婦至今 15 年。淑敏的先生是自營 工作者，與婆婆相鄰而居，但淑敏的先生考量自己的媽媽年歲已大，因此要淑敏 自己帶孩子，擔任全職家庭主婦期間由先生負責家庭收入，後來淑敏參與課後輔 導老師培訓，在學校擔任課後輔導老師至今，但家庭主要收入還是依靠丈夫，孩 子的教養責任主要還是在淑敏身上。而玉燕婚後延續婚前在車衣廠的工作，先生 開計程車，婆婆表明要玉燕自己帶小孩，因此玉燕的第一個孩子交給保母帶，第 二個孩子出生後，考量薪資都成了保母費，因此就辭了工作，自己帶孩子，並同 時與店家合作以計件方式修改衣服貼補家用，後來又因家庭經濟面臨困境，而轉 換從事居家服務業，將孩子交給安親班。
概括來說，本文受訪者家庭結構以核心家庭為主，並呈現「男主外、女主內」
的性別分工，家庭結構的構成缺乏親族支持系統提供替代的社會性母職角色25，
25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現在已是婆婆或阿嬤的這一代女性，有許多人承擔了照顧孫子的責任，
使得身為母親的女性，能稍減負擔，但是我們不可忽略，即便生育的母親可以擺脫社會性母職 的責任與約束，但卻往往轉移到「母親的母親」或是「父親的母親」或家族中女性長輩的身上，
如此根本沒有解構兩性在母職實踐上的性別分工，也沒有改變社會或國家在母職實踐責任上的 缺席(潘淑滿，2005)。
109
因此，母親往往也就成為孩子與家庭的主要照顧者(Chodorow，2003：44)，但又因 家庭經濟條件不同，而有不同母職選擇策略：有持續擔任全職家庭主婦，未投入 勞動市場；有孩子稍長後，再投入就業市場，但收入屬貼補性質；有試圖同時兼 顧家庭照顧與經濟收入，背負雙重責任者。
這也讓我們看到如同後結構女性主義所強調的：雖然「成為母親」是大多數 女性的共同經驗，可是女性在實踐母職過程中，往往又因為社會位置（如：種族、
年齡、職業、階級與居住區域等）不同而採取不同策略(Donchin，1996；Pascall，
1997；pateman，1992)。而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居住條件相近，年齡相仿，但我 們可以看到不同經濟條件對於不同女性母職實踐策略的影響26。
相較於已開發國家，在婦女運動的爭取下，要求國家提供社會資源與福利確 保母親與兒童應有的權益，大約 1970 年代中期以後，歐美國家就陸續推出親職津 貼相關福利措施，在育嬰事務上有較多政策上的支持，因此對大多數西方女性來 說育兒政策隱含的性別意識與相關配套措施，才是左右他們母職實踐策略選擇的 主因(張晉芬、林芳玫，2003；潘淑滿，2005)，與台灣因個別家庭的社會位置與條 件，影響個別母親的母職實踐選擇的情況有所不同。
26 額外補充的是，女巫成員中，有三位退休教師，因討論主題之設定，並未納入討論中，但從 他們退休教師的身份，可見他們並未因育兒而中斷工作，由此可以看到職業性質（是否有終生 雇用保障），也可能影響女性的母職實踐選擇。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