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職相關文獻探討

本文研究對象均是社區媽媽，母親角色在她們的生命歷程中，均扮演了重要 的地位，也是她們此刻主要的社會身份，因此，母職處境也就代表了她們生活的 重要面貌。所以探討當代婦女的母職處境，有助我們瞭解母職對女性發展的影響，

及對婦女造成什麼壓迫和限制，並思考可能的解放途徑。

3-1 母職內涵之歷史變遷

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隨著時代變遷，母職概念因不同時代的政治經濟條 件，而有不同的內涵。性別分工是所有社會的普遍現象，但不同社會文化則有不 同的男女分工與詮釋(Chodorow，2003)。

比較兩個世紀前和當代的家庭生活的差異，主要來自兩個時期在經濟生活組 織上的變化。在工業革命之前，平民百姓經濟生產活動主要以親族組織為基礎，

生產與再生產活動都依賴家庭所構成的親族關係來完成，即使男性主掌某些生產 領域，如田地耕作，但家庭中使用與消耗的絕大部分物品與服務，如衣服、食物、

肥皂等，都是由女人生產的，因此，在這樣的生產活動型態下，女性與男性的家 庭關係是互相依賴的(Chodorow，2003)。小孩在此家庭角色結構中，也會投入生產 活動，孩童經常性地在父母與其他成人身邊工作，因此代間互動機會多，雖然母 親主要負責養育小孩，但父親在小孩成長過程也扮演了積極主動的角色(Johnson，

2001)。

17 世紀的工業革命，為家庭型態帶來的重大變革，工業化社會使生產領域與 家庭領域分離，從而區分出公/私領域，經濟生產轉移到市場及階級關係中，形成

「男主外、女主內」的經濟分工模式。公共領域、賺取薪資、參與政治被視為是 男人的事，而女人則逐漸與家庭領域、家務料理及養育小孩等事務聯繫起來。這 些改變是漸進的，並在不同時候影響著不同階級，大約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大 部分的中產階級女性都已經接受了在家擔任家庭主婦，而勞工階級女性受雇用的 人數，在當時也大幅減少，顯示了大多數女性成為全職家庭主婦的發展(Abb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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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ace，1995：110；Rich，1986)。

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型態，在當代被人們視為天經地義的生活方式，殊不 知，這是歷史上很晚近才出現的新發明，而這個現象持續的時間也不長，因為在 二十世紀下半，雙薪家庭比例升高，許多母親、妻子大量進入勞動市場，加上服 務業興起、傳統產業沒落，更看到女性逐漸在勞動市場上佔重要地位(Johnson，

2001)。雖然女性並不因此就能完全擺脫家務勞動，但從這樣的演變我們可以看到，

家庭生活型態在歷史上是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型態而變動地發展著的。而女性擔任 母職的實質內涵，也因著社會政治經濟的不同型態而有所不同。

3-2 工業化社會的母職處境

廣義地說來，母職，可能意涵了女性做為母親的一切過程，包括懷孕、哺乳、

養育等事務，亦是作為一種社會身份的指稱角色(邱育芳，1996)。雖然生育與養育 經驗都被稱之為「母職經驗」（experiences of mothering），但女性主義研究者將生 育經驗稱之為生物性母職，而養育經驗則稱為社會性母職，以區分生育與養育兩 種截然不同的經驗(潘淑滿，2005)。Plaza(1982：引自 Kaplan，1992：5)將母職定義 為必須擔負照顧、養育、服務與安撫孩童等相關責任與工作的社會角色。從女性 主義建構論者的觀點，母職意指社會建構的一組活動與關係，包括撫育和照顧，

而且也是一種使人們形成他們的認同及學習社會位置的一種程序和主要媒介。

Nicolson(1993：引自張瀞文，1999)則視母職為一種社會制度，包括特定的責任與 職責，這些職責構成女性的社會位置與其間的角色。

在工業化社會的發展型態下，經濟生產與家庭領域二分，使得女性在經濟上 成為「依賴者」，在法律上的地位從屬於男人，財產的權力、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都受到限制。在這樣的性別分工下，進一步形成刻板印象，形塑主流意識型態─

─認為只有男人才有權力去爭取養家薪資，而女性的收入只是貼補家用，因此當 女人投入勞動市場時，社會所提供的工作，侷限在一定的類型，並形成男女之間 明顯的收入差距(Abbott、Wallace，1995；Rich，1986)。這樣的結果，致使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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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的婚姻家庭中，比較理性的作法都是讓父親去賺錢養家，而非母親。而就算 女人有工作，女人仍須負責主要照料孩子與家務勞動的責任，這不只是社會文化 對個別女性的要求，有時往往也是女性內化的價值，也就是女人也將提供溫暖家 庭 的 母 親 形 象 視 為 理 想 。 因 此 ， 母 親 也 就 成 為 孩 子 與 家 庭 的 主 要 照 顧 者 (Chodorow，2003：44)。

這樣的趨勢下，發展出單一而緊密的母職，一夫一妻制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 也形塑了比較成就導向的男性，同時加速了現代家庭的其他趨勢：如傳統大家庭 型態沒落，轉而以核心家庭構成為主，親族關係遠離淡化，鄰里往來淡薄，形成 家戶的核心化與孤立；同時，基於政治或社會對養育幼兒沒有責任的觀念，社會 普遍將育嬰工作歸為個別家庭責任，使得家庭主婦必須獨自承擔照顧孩子的工 作，生活領域就與社會生活隔離，僅於家中從事無償家務勞動，缺乏與外界的互 動，因而造成女性擔任母職的困境(Abbott、Wallace，1995)

而在華人社會的文化脈絡下，女性成為母親，更是核心價值，主流價值仍將 婚姻、生育視為女性生命的必然歷程，不婚不育不成體統，女性必要走入婚姻，

並要為經營一個家庭而努力，使得「女性」等於「母親」等於「母職」的價值觀，

不僅是外在社會加諸於女性身上的要求，更且是女性自身內化的價值觀。因此，

在傳統觀念下成長的許多女性，如果一生未能生兒育女，便會感到自己的生活是 徹底失敗的(劉岩編著，2007)。這與鼓勵男性追求高學歷、高成就，以建立一番事 業為主要生命基調相當不同。

Nancy Chodorow（2003）在其著作《母職的再生產》，探究母職的社會脈絡，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母職的社會複製機制，發現母親比父親涉入更多人際與情 感關係，家庭關係中的男女孩自我認同上的差異，是因女性擔任母職的性別分工 所產生，而此性別分工結構又在男女孩的認同差異中得到強化。Chodorow 認為 女性成為稱職母親的能力並非來自天性或父權的強迫，而是女性社會化的過程，

在無意識或有意識的層次上視自己為「像母親」（maternal），並接受自己要成為 母親。在文化上，女性被要求善於照顧、富愛心及自我犧牲的精神，以符應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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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需要，而女孩在性別分工結構下的社會化過程，又促使她對自己所要扮演 角色的主動形塑。因此當代母職的再生產，既不是生理的必然產物，也不是刻意 的角色訓練，而是透過社會結構誘發的心理過程。

由於女人擔任母職形成一種制度性的結構，使女性似乎很快地便認同了母親 身份，但公私領域二分下的性別分工，使身處其中的女性產生種種心理上的不適 應，母職的矛盾來自於家務勞動生活的枯燥、挫折、憤怒，此外，將養育小孩視 為 女 性 生 命 的 重 要 責 任 ， 使 女 性 的 主 體 性 喪 失 ， 都 是 女 性 內 在 衝 突 的 來 源 (Oberman、Josselson，1996)。

3-3 母職轉化之探討

面對當代工業社會母職的困境，在女性主義陣營中激起激烈的論辯。女性主 義普遍反對母職天賦的本質論看法，基本目的都是希望促成所有婦女的自覺、自 主與選擇權，改善女性在社會文化中的不利地位。但由於對婦女問題的根源見解 上有著基本的差異，因此產生幾種不同流派的女性主義，而不同流派在母職議題 上便抱持不同的看法，而有主張揚棄母職與擁抱母職兩種不同立場。

主張揚棄母職的論者認為，「母職」和「主體性」是矛盾不相容的，社會的性 別分工使女性與母親角色劃上等號，更成為家務勞動的主要負擔者，發展受限於 家庭私領域，造成女性的屈從地位，因此若要達到女性地位平等與解放，追求自 主權，必須揚棄母職。

如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oauvoir）認為母親的角色限 制了女性的自我發展，在擔任母職的過程女性被客體化，成為一台煮飯、打掃、

照養的機器。基進女性主義陣營中，安・歐克萊( Ann Oakley)及法爾史東（shulamith Firestone）皆主張揚棄母親角色，讓女性從私領域的侷限中解放出來，投入公共領 域，建立自身的主體性。他們均認為：女人並非天生就會作母親，而是受社會塑 造去作母親的，是在資本主義和男性利益為前提下的產物，唯有揚棄母職才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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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由生兒育女的枷鎖中解放(Tong，1996)。

但也有女性主義者對於揚棄母職的主張有所批判，認為母職是社會再生產勞 動的一環，但是，它比家務勞動有更複雜的內容，不只是唯物面的勞動力延續的 意義，還包含情感的認同及文化層面。而生育更是女性所具有的天賦，帶有創造 人類生命、延續社會的力量，也是創造力與喜悅的可能來源，因此，並不主張全 面揚棄母職。

安竺・瑞奇（Adrienne Rich）認為女性的生育能力與解放並非無解的矛盾，也 沒有必要為了要解放，就將女性生理的能力全部放棄： 觸接、多感受、多領會(Rich，1986：譯文引自（Tong，1996：151）)。

安竺・瑞奇（Adrienne Rich），主張區別具有創造性的「為母經驗」與父權文 化下為女性作決定的「母職體制」，指出父權文化意識型態一方面推崇母親角色意 義與神聖，但卻忽略女人的需求，結構性的性別分工，要求女性堅守母親崗位，

安竺・瑞奇（Adrienne Rich），主張區別具有創造性的「為母經驗」與父權文 化下為女性作決定的「母職體制」，指出父權文化意識型態一方面推崇母親角色意 義與神聖，但卻忽略女人的需求，結構性的性別分工，要求女性堅守母親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