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論》的思想與分析

壹、發展歷程

效益論如第一章中名詞釋義之段落所述，在中文上常會有「功利主義」的 翻譯出現，除了在中文語脈上容易使人產生錯誤的感覺與想像之外，其本身主 張以「趨樂避苦」作為善與道德的判定依據，也容易使人有理解不夠徹底的疑 慮，導致可能誤以為所謂符合「效益」的抉擇與想法，就代表著「為所欲為」

的放縱。確實，Bentham 作為效益論思想初期的集大成者，常招人批評的就是 在於過於簡化的效益計算，純以「愉悅」及「痛苦」的消長作為依據，一方面 忽略了人性更多的複雜面向及潛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則是容易讓人聯想到表 層現象與感官的刺激、慾望，因此使得那個時代的效益論主張，始終有著鮮明 的享樂主義（hedonism）色彩。

到了 Mill 的時代，效益論又開始產生了不同的化學變化，這也必須要接續 到上一節所提及的那段精神危機。Mill 自幼便是受到效益思想濃厚的教育刻意 栽培，又協助其父及Bentham 在學術上的眾多工作，對於效益思想自是耳濡目 染、深信不疑，作為一個效益論的「忠實支持者」，Mill 在 20 歲時所遭遇的崩 潰，普遍被後世學者理解為：對從小開始便深信不疑的Bentham 的效益思想的 徹底失望，也代表著這套思維模式可能存在很大的缺失。Mill 在《自傳》中強 烈地論述：

「我的精神變得遲鈍…不能感受愉悅的刺激，一種在別的時間愉悅的 心情，此刻卻是淡然無味的…『假設所有人生的目標都實現了，在體 制與思想的理想都成真了，這時候會感到愉悅或是鼓舞嗎？』一種深 刻的自覺直截了當地回答：『不會！』…這些生活的基礎都崩解了…」

（Mill, 1981: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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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他提到了對於過去自己所受教育的懊惱、與父親的隔閡與內心的強烈失落 感，讓他重新審視究竟這強烈空虛的根源為何，他寫道：

「我發現所有我們認為是重要的見識，經常都被認為缺乏情感的基礎 而加以攻擊。效益是冷酷的計算；政治、經濟學是無情的學科」（Mill, 1981: 113）。

經過這樣的危機，到後來精神狀況逐漸恢復到穩定，使得 Mill 意識到人欸 情感的重要性，以及對於愉悅及幸福有更深層的認識，進而形塑出了效益論嶄 新的樣貌。Mill 的效益思維，當然仍是繼承著 Bentham 主要假定的世界觀，不 過他又增添了更多「內在的」論述，以及更為細膩效益理解，調和了原本較為 僵硬的古典效益論。

貳、《效益論》的核心概念 一、等量齊觀

效益論試圖找出一種理性的、科學化的道德哲學的探討假設，也就是要盡 量將主觀、直覺的盲目的成分降到最低，進而能夠作為一種實質的行為指南、

道德是非對錯的判定標準。然而什麼又該被我們視為是道德上最基本的假定？

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可以從Bentham 對人性的理解看出端倪。他的效益思想的 根本，實是建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亦即以「愉悅」與「痛苦」作為人類行為 最原始的內在動力，換言之，人的行為、好惡表現實是與不同事物影響我們幸 福的程度密切相關的。然而，欲比較什麼樣的選擇是符合「效益」或是「最大 多數人的幸福」，則是必須要仰賴出一套計算的系統，而這個系統的計正試圖將

「愉悅」及「痛苦」量化為可計算的單位（Alican, 1994）。

Mill 的效益思想基本上並沒有逾越這樣的範圍，即使 Bentham 的效益思想 在計算的部分招致相當多的批評與挑戰。效益論作為人類追求幸福之道，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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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效度的根本，就在於對於感覺一視同仁的重視，甚至自Bentham 的時代起，

他便主張效益考量的對象，其實並不局限於人類，因為人類並不是唯一能感受 到苦樂的生命，反之是「全體有感之能力的生物體」的感受、福祉，都該被納 入考量的範圍之中。從這樣的角度切入，不難發現其所展現出來的平等精神，

在以整體高度作為思維基礎時，每個人（生命體）的福祉、利益、感受都是等 量齊觀的，也應該要公平的被考慮在內，換言之就是：「沒有誰的愉悅是比另外 一個人的愉悅還要重要」，只有當這樣的假設被滿足時，效益論才有機會能夠以 其他的客觀單位作為計算的基準，例如：若每個人的生命都同樣是無價的，一 個人的生命價值小於一百個人的生命。當然，「等量齊觀」的平等，或許仍有許 多爭論的空間，但在社會福祉與重大決策的過程中，若是缺乏這種實際的計算 與考量，是否又是另一種對現實困境的忽視，並造成更嚴重的潛在危機？

二、「量」與「質」的並重

前面提過，Mill 在 20 歲時面臨嚴重的精神危機，這普遍被理解為是他對自 幼起便深信不疑的Bentham 與老彌爾所灌輸的效益觀的徹底失望，特別是他們 承襲自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認為人的一切抉擇與福祉，乃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 上，有了理性的思維，人才有可能達到幸福的狀態。然而，Mill 的精神危機，

正說明了人性的複雜程度，可能遠超過這樣的基本假定，除了理性之外，情感 上的需求也是主宰人們行為、幸福與否的重要力量。古典效益論在「愉悅」與

「痛苦」的計算，主要是以「量」的取徑加以觀之，也就是說要追求所謂「最 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最直接的想法就是盡可能地把愉悅增加到最多，同時把 痛苦減少的越少越好。

根據「最大幸福原則」，至高目的乃是創造一種痛苦最少、愉悅最 多的存在狀態，只要是有關或有助於這個目之一切事物都是可欲的

（Mill,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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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一點說明，例如：死亡是痛苦的，若是能夠選擇以一個人的死亡，來 換取一百個人免於死亡，如此的選擇就是符合效益的。這樣的概念淺顯易懂，

直覺上可能也頗具有說服力，但若是以道德與人權的角度來案，我們有沒有權 力與正當性，為了拯救一百個人的生命，而去剝奪一個人的生命？或是這樣做 會不會帶來更多的痛苦，這恐怕就不是這麼容易解決的問題了。再者，從Mill 親身經歷過的教育歷程來看，他父親老彌爾確實是以「最有效益」的方式，把 他教育成一個「神童」，但是他在20 歲時，所遭遇的精神上的危機卻也是不爭 的事實，這顯示了若僅以「最有效益的選擇」來回應人的需求，恐怕還是不夠 的。在這樣的脈絡下，Mill 逐漸意識到了古典效益論可能的關鍵缺陷：在面對 這些問題時，僅通過「量」的計算，看似合乎理性、符合最大的效益，應是指 引人類通往幸福的正確方向，但事實上卻可能產生相反的結果，或是帶來更新 的問題。

因此，在「愉悅」與「痛苦」的計算，相較於當時 Bentham 的論述，主要 著重於感官的外在刺激，Mill 加入了更多的內在元素，包括美感、德行、愛或 是知識（Rachels, 2010），都是影響人類幸福與否的重要價值，也就是說，Mill 在面對古典效益論的缺失時，他選擇採取的策略是：用更加複雜精細的觀點來 剖析人性更真實的表達及需求，他主張凡是能讓人感覺到心理愉悅、美麗的、

符合美德的事物，也是符合效益的。這樣的想法，打破了過去效益論偏向純以

「量」的增減作為幸福計算的方式，進化到能夠更周延地考量到問題更多的細 節、複雜度，對於愉悅的「質」的重視，這種「質」與「量」兼顧的效益論，

能夠達到更好的平衡、有助解決過去所遭遇的困境。

三、價值高低的抉擇

Mill 強調了「質」與「量」的並重，開啟效益論的新頁，但是這樣的改變 其實也是有風險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使得效益的計算，變得更加複雜且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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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試想，在古典效益論的時代，要將外顯行為與感官的刺激歸納為量化的 增減已屬不易，更何況是Mill 又試圖加入更多內在的，根本難以測量及證成的 變項，談何容易！另一方面，古典的效益論不斷遭遇的其中一個挑戰便是，愉 悅與痛苦是否是能夠等量齊觀且加以計算的？例如：去遊樂園玩的愉悅，跟去 電影院看電影的愉悅孰重孰輕？又牙齒斷掉的痛苦跟扭到腳的痛苦要如何進行 比較與計算？這些都促使Mill 必須要要正面迎擊一個核心問題：愉悅與痛苦在 加入了更多「質」的元素後，要怎麼樣進行效益上的計算？

為此，Mill 進一步提出說明，第一步他強力主張道：「愉悅其實是有高低層 次之分！」。順著前面理解的脈絡，人的幸福並不僅只是建築在感官的滿足上，

而是有更多其他的重要因素，而在感官上完全被滿足的人，也不盡然就是幸福 的。Mill 強調：人類的某些需求，是超過慾望與感官刺激的，而一旦人能夠察 覺到自己的這種需求，在它們未能被滿足的情況下，是不可能達到幸福的，像 是自我實現、愛與關懷、自尊等內在價值，都具備有這樣的特性，他逗趣地敘 述道：

「寧做一個不滿足的人也不做一隻滿足的豬；寧當不滿足的蘇格拉 底，也不當一個滿足的蠢人」（Mill, 2007 : 8）。

Mill 更具體的歸納，感官愉悅外，智能上的愉悅（pleasures of intellect）、

情感及心靈上的愉悅（pleasures of the feelings and imagination）及道德情操所帶 來的愉悅（pleasures of the moral），這些價值都高於感官上的愉悅。一個理性的 人，若是能夠有機會真正體驗過這些高級愉悅（higher pleasures）與感官愉悅

（lower pleasures）的差距後，他一定會傾向於選擇價值較高的內在愉悅，因為 沒有人會甘願讓自己被歸類為豬或是蠢人³⁹，這是Mill 他相較於 Bentham 所進

39 他繼續說道：「若是蠢人或是豬不滿於這樣的嘲諷，那是因為他/牠根本就不知道另一種可能

39 他繼續說道：「若是蠢人或是豬不滿於這樣的嘲諷，那是因為他/牠根本就不知道另一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