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論》與《自由論》的交叉比較

壹、理論的共同特性 一、高度理性的強調

通過對《效益論》及《自由論》兩書的理解，我們可以發現 Mill 在論述與 價值選擇上，是以人能夠高度地發揮理性作為最重要的條件，不論是「自由原 則」的運用，或是「效益原則」在行為上的判準、效益計算。我們其實也可以 說大部分的社會科學、道德哲學的討論，都同樣是以這樣的假設為最根本的條 件，例如：經濟學便是假設人們會採取「理性的消費行為」；而哲學理論的證成 也必須建構在嚴謹而正確的概念理解上。Mill 在效益的追求以及自由範圍的界 定，不能僅是停留在對人性的認識與歸納，反之則是必須要直接面對到真實的 問題以及生活情境，並且要試圖推論出解決的方法，包括社會的各種問題，像 是正義、資源分配、權力宰制、理想生活的追求等。可惜的是，觀歷史與思想 史的發展脈絡，我們在這些問題的探究上，最終可能根本難以找到一種想像中 的好，也就是說我們還是得依據特定理由，在某些地方以自己的判斷，來劃出 界線，且必定是帶有主觀性與盲目的成分，只是程度的多寡而已。

因此，效益論的精神，從 Bentham 開始便有清楚的取向主張，也就是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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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化」的理性方式，找出最「接近」客觀、「最少」主觀與盲目的選擇，這 也是古典效益論用以面對道德困境、回應批判的一種自處之道。Mill 的效益論 雖然加入了更多對「質」的重視，在直覺上我們容易誤以為這與理性是不同的 途徑，但事實上對於「質」的論述主張，仍是建構在以「效益計算」為基礎的 理性思維，只是Mill 採取了更為複雜精細的觀點、納入了更多對於人性不同需 求與天性的考量。在《自由論》的部分，積極性的自由，論個性化發展對於群 體福祉的重要性，與消極性的自由，皆是每個人所需要的。個性之所以能夠自 由地發展，有賴於「自由原則」充分地受到尊重，而「自由原則」能夠被大眾 理解進而發揮效果，還是得要回歸到充分的自我約束，相同地，Mill 也強調人 在個性發展上，必須充分節制慾望，將其控制在合理範圍之內。由此觀之，人 在理性上高度運作的特質，對Mill 的理論來說是特別重要的，不僅是作為證成 系統的基本假定而已，同時也扮演著平衡的機制，缺乏理性的「效益」探討，

無法真實地理解問題、創造公共意識；而缺乏理性的「自由」界定，也難以真 正創造出最多的空間。

二、樂觀的人性觀

在 Mill 證成個性的充分發展，將能夠增進群體福祉之時，這樣的想法是建 構於對於人天生趨力的一種積極的態度，也就是說當很多人戒慎恐懼地在處理 關於「人性本惡」的觀點的同時，Mill 則是選擇採取一種相對開放的態度，他 相信不論是欲望或是衝動，在控制良好的狀態下，反而能夠激發原創性，甚至 是為人類社會帶來源源不絕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在《效益論》中談論到關於 價值選擇的範疇，則是以「愉悅的層次，有高低好壞之別」這樣的論述為立基 點，在體驗經驗充足的情況下，Mill 主張人們傾向於選擇價值較高的愉悅，也 就是所謂的「內在愉悅」，像是道德情操、美感追求、愛與關懷等，而非表層 的、偏向感官層次的滿足。

在這些論述的過程中，無疑都表露出了：其實 Mill 對於人性的看法，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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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還是較為樂觀的。確實他在《自由論》中深刻地批判「暴虐大眾」所可能對 人類福祉產生的負面影響；在《效益論》中抱怨世人對於該書的誤解與無知，

但在澄清與論辯的同時，他以「發揮理性」與「透徹理解」作為面對情境與問 題的基本建議，我們其實可以理解為一種積極的態度，而這樣的態度則是建構 在對未來的希望，也就是說：他始終相信「人是可以改變與進步的」，只要能夠 持續、透徹的去理解現實世界的樣貌，並能適當以理性、自制力來約束自己，

就能有機會去解決問題、夠創造出更美好的生活。這樣的精神，與本文試圖要 建構公共意識、發展一種關懷他人的價值，其實不謀而合，甚至是在社會學的 研究領域上，我們若是因為無法找出「絕對的客觀」而無法相信任何事物，實 際上對於解決現實情境中的人類問題，也是沒有助益的。同樣的，在學術上的 研究與論述，對於「人性」改變的可能性、以及天生就隱藏在人們身上的不同 可能性，若能夠秉此積極的觀點進行理解，也更能有機會能為人類社會創造更 多的福祉。

貳、《效益論》與《自由論》的並存關係 一、潛在的相斥性

Mill 宣稱自己是效益思想的支持者，也就是說在道德與行為的判定準則，

仰賴於經過縝密「效益」計算後的結果，這是一種集體式的、宏觀的、結果論 的社會福祉觀。然而，在《自由論》中，Mill 卻花了大量的精神在於界定「自 由範疇」的工作，不論是消極或是積極的自由，在這些議題的探討上，較為偏 向由個人出發，逐漸走向較為廣闊的社會宏觀視野。與《效益論》相比，《效益 論》對於整體社會「幸福」的追求，其證成觀點是源自於所有個體最大幸福的

「加總」，這樣的原則較偏向的是建議人們在理性的狀況下，應如何做出選擇，

以導向一個對全體社會的「好的結果」，但是「自由原則」卻是偏向以規範性的 角度論述人類「應得」自由的範疇與權利。

切要地說，《效益論》主張群體的共同福祉，而《自由論》卻是極力捍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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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享有的自由空間，而當兩者碰在一起的時候，不免要面臨經典的兩難情境 考驗：某種抉擇或是作為雖符合公共利益，卻有可能會侵犯到個人的自由，這 樣的情況下人們如何做出判準？Mill 在面對這個問題時，他強調自己並非是出 自「權利」的觀點來捍衛「自由」，而是以「效益」的觀點加以思考，而這樣的

「效益」是建築在「對不斷進展的生命體」之福祉的重大考量，也就是說他主 張自己在兩個性質被視為截然不同的理論中，能夠以「效益」作為最核心且一 致的價值判定標準。話雖如此，從經驗中我們不難發現，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 很容易就要碰到這樣的處境，不僅理論本身，所有現實中人們時常在正義、資 源分配所遭遇到的困境、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常碰到的矛盾、激辯，都可能是 殊途同歸，我們可以發現到：這樣的相斥性，某種程度上是本質性的。

二、互補性

接續上述，如果人們沒有辦法解決群居生活在本質上所可能遭遇的衝突，

那討論不同的理論以及政治哲學的目的為何？其實，透過效益的計算來進行道 德的判準與行為指標，若有侵犯到個人自由、權利的疑慮，也就是《自由論》

所凸顯出來的衝突，那我們可以試著轉換角度，反而將之視為是一種問題解決 的途徑、相互制衡的動態機制。我們的確不容易僅透過某種理論，去徹底回答 與解決人類的問題，即使那個理論是多麼的精巧、受到人們的推崇，衝突的反 面就是互補的可能性，在《效益論》缺乏對人權的尊重時，可嘗試由「自由原 則」加以約束；相同地當「自由原則」在現實世界難以界定範圍的困境中，效 益的計算可協助其在充分以共同福祉作為考量後，能夠妥協出一條「最接近」

公允與客觀的界線。

當然，即便真能達到這樣的理想狀態，以人類社會日趨複雜的快速發展程 度，新的問題想必會接二連三的出現。但此二理論給我們最實質的啟發，就是 各自提供出了不同的世界觀，換言之它二者其實各自為真，只不過是從不同的 角度出發，描繪出真實世界的不同部分的樣貌而已。再從這樣的觀點延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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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性」其實不僅只存於《自由論》與《效益論》之間而已，也存在於很多的理 論之間，理論與理論相互牽制與攻防的過程，便一步一步勾勒出更趨於視角多 面、完整真實世界樣貌，任何問題在這樣的基礎上，經過充分的討論與取捨，

最終呈現出社會的樣貌，即為Mill 所表達的人類「理性」的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