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社會分工論》內蘊的公共意識成分
壹、群居本質的認識
首先，本文以「Awareness」的角度，來闡發公共意識的概念，這樣的選擇 誠如在第一章概念釐清的說明，也就是一種對於自身角度的超越、社會群我關 係的覺察。數千年來，人類自採集漁獵的生活型態，逐漸能夠走向定居、農耕 的社會結構，再經過航海技術的發達，擁有移動的能力。工業革命後，新型態 的工商業社會迅速發展，到今日的資訊科技時代，在一連串動態、長時間的社 會變遷之中，唯一不變的，似乎就是人類「群居」的生活樣態，而Durkheim 正 透過理論的角度，試圖找出人類維繫如此生存形式的本質。確實，在每日老套 的政治新聞、讓人聞之色變的犯罪行動充斥的社會結構中，鬥爭永遠是存在於 人天生的性格之中的，但若是跟著結構主義的論述步伐，試著把視角拉高到更 遠、更廣的發展歷程上，我們其實不難發現，生活實是不斷地在演化、向前進 步的，在我們每日的抱怨與不滿足之中，可別忘了19 世紀初，電燈問世之前，
人類的生活樣態尚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就是說在不知不覺中，人們已經 開始滑起手機，站到截然不同層次的生活平台上了。
生活型態一連串的改變，源自於生產與合作機制的變化，同時越靠近晚近 的時代，科技所扮演的角色越趨重要。值得留意的是，最容易直接反應出這些 生活的轉變，主要是在「器物」的層次之上，20 世紀以來科技的快速發展，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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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了人類必須面臨到快速且巨大的衝擊，在物質條件日新月異的變化之下，制 度與價值的展現顯得相對吃力，人們疲於面對這樣的趨勢，或是在這其中產生 無法自處的混亂。這樣的情境，在近百年來急遽面臨現代化的亞洲國家身上，
特別容易找到，似乎在一夕之間，人們擁有了一切被視為是「現代」的生活型 態，但是生活的空虛與不安定感卻是始終存在。其實，Durkheim 理論的一個最 大的優點，就是能夠導引出對於人類群居本質的深刻反省，而這樣的精神不僅 是停留在「勞動分工」的層次，同時也具有「機械連帶」社會中那種強連結的 群居價值。人與人之所以處於相互合作的穩定結構中，正是因為彼此的依賴、
共存與共享的命運，這是富有關懷意義的。當社會面臨專業化與個人主義的興 起，人們在分化之際，最無法忽略的其中一個社會事實就是：「我們是共同生存 在地球上的」，從機體與國家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整體、福祉共伴的事實，同 時，對公共意識的建構來說，也是開端性的本質所在。換言之，越是在混亂與 無所適從的變動社會中，人們越需要的是：釐清生存、群居的根源意義為何？
而身為世界體系中的一員，又肩負著什麼樣的共同責任、使命？
貳、對等尊嚴的社會關係
《社會分工論》的結論章節，Durkheim 描述了關於社會的「異常型式」，
這是相對於以結構、機體的角度所建構的「正常」分工體系。值得我們留意的 是，在Durkheim 看似遙遠的結構論述的背後，其實也隱含著對於社會中個體價 值的對等尊重，這要從他論述「被迫的勞動分工」的觀點切入，他主張若是在 社會分工的體系中，特定的群體與組織為了滿足、保護私利，出現了排擠或是 壟斷的情況，將可能導致勞動分工的失能，在這樣不平等的分化條件下，不只 是社會無法以「有機」的形式加以合作分工，甚至可能影響到共同的價值、整 體社會的穩固程度。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發現 Durkheim 其實傾向於表達一種「公平」的理想，
所謂「正常」的社會分工體系，以彼此不同的職業角色、客觀因素來分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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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與資源，這影射著「對等遊戲規則」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有機連帶的社 會中，若是以氏族或是血緣身分作為分配的依據，是顯得缺乏說服力的。從公 共意識的角度來看，除了對於群居本質理解的基本素養外，每個人能不能尊重 別人對等的生存尊嚴、在可以選擇的時候選擇仁慈、放棄過度的貪婪，就是一 種公共意識的展現，而這不僅是限於掌控絕大多數資源的少數菁英，而是一種 普遍有利生存、能夠使人感覺心裡舒適，並能展現美感的自我約束能力。在一 個彼此能夠擁有高度互信、相互尊重人格的社會之中，社會越容易展現出安定 感，同時社會連帶也更為緊密、共同價值更加確定，人們就可能得到更多的歸 屬感，與安全的生活環境。
參、積極的社會觀
現實社會的樣貌，不如理論般的理想化，在群居架構下，當人們在面臨資 源分配與資本角力時，常處在僵持不下的境地中。Durkheim 的理論試圖理解社 會之所以存在的根源，與維繫其正常運作與把人們凝結在一起的核心價值，然 而這樣的歷程，雖不一定能夠直接的在人的價值判斷範疇中，提出一套區別與 劃清界線的規準，卻有助於我們找出問題的癥結、根源之所在。社會總是有太 多的議題有待解決、有太多的苦難等著被救贖，但事實是，不僅人在社會的群 居架構下是有限的，就連時間、精力與世界觀，全部都是有限的，若我們總是 期待要在某個時間點，提出一種解決所有問題的解答，或是創造出一種完美的 新秩序，這很有可能是不切實際的。
公共意識的討論，也可以從就對社會有所「貢獻」的角度來看，而不同的 貢獻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展現出來。例如：「建設」社會住宅，滿足的許多人居 住的現實需求，是一種貢獻；同時，去「破壞」一個不好制度或是想法，一樣 也可以對社會人群有所貢獻，這是一種「批判型」的貢獻。然而，這種「批判 型」的貢獻，雖然可能為社會帶來反省的可能性，或是更多改變的契機，卻也 難以避免隱藏很多私利的鬥爭在其中。以「破壞」作為「貢獻」的手段，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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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上並不一定是邪惡的，反之可能還是促成改革與進步的必要先決條件，只 是在拿捏上並非容易之事，也容易與「貪婪」與「掠奪」混為一談。此外，若 是社會中大多數的人，都選擇以「破壞」的形式試圖產生「貢獻」，也可能會導 致紛亂與社會連結性崩壞的危機，肇因於每個人不同的主觀性與利益，這樣的 情況似乎也是不利於群體生存的。社會發展至今，Durkheim 的理論價值可見一 斑，他是透過「建構」群居生活的積極性來觀看世界，這樣的力量也許看似平 淡，卻是細水長流，溫和而有凝聚力的。回到公共意識的分析，其實，「破壞」
的路徑，更需要強力的自我約束力，以及對於人類社會群居架構的深入理解，
並能夠在自我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困境中，找到較為趨近公允、不偏頗的抉擇思 維。換句話來說，《社會分工論》其實不僅提供了「建構」的思維，以對社會現 實的理解，指引個人如何發揮積極性的力量；同時，在「破壞」的思維方面，
Durkheim 的論述也畫出了一條約束慾望與貪婪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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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J. S. Mill 的《效益論》及《自由論》思想
本章接續第二章核心理論之分析詮釋工作，將進入到 Mill 之《效益論》與
《自由論》的部分，除針對相關背景脈絡進行論述，亦整理在此二理論中，所 內蘊之公共意識成分。
第一節 生平背景與著作脈絡
壹、生平述要
圖
3-1 彌爾畫像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國哲學家、政治 學家和經濟學家，影響19 世紀重要思潮之發展，包括效益論、自由主義、社會 主義、女性主義等（但昭偉，2002b），更是繼 J. Bentham（1748-1832）後，效 益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806 年生於倫敦的 Mill，並未接受過正規的學校 教育，而是由父親老彌爾（James Mill, 1773-1836）親自教導，根據 Mill 的《自 傳》（Autobiography of John Stuart Mill, 1873），他在童年時幾乎每天讀書，從三 歲開始讀希臘文、學習算數；八歲開始學拉丁文、代數與幾何，並且協助負擔 對弟弟妹妹的教育工作；九歲後遍讀希臘史家經典及其他重要著作，青少年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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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結束時，早已經具備了相當廣泛的知識。（Mill, 1981）
「約十二歲起，我進入了學習中比較高深的階段，主要的目的不再是 了解協助思想的工具與方法，而是思想本身。」（Mill, 1909: 17）。
確實，在父親嚴厲的教育下，Mill 奠定了一般兒童所望塵莫及的基本功，
他在各種學科都有所領域，這樣的成熟度，從他在那個時期被允許參與父親的
《不列顛印度史》（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之校對工作可以見得，甚至當 時一些劍橋大學（Cambridge）與牛津大學（Oxford）的教授、貴族，皆表達興 趣與資助的意願，不過這些全都被Mill 的父親回絕了。在成長過程中，Mill 鮮 少有同年紀的朋友，取而代之的是與眾多大師的學習與交流，例如：英國著名 哲學、社會改革思想家J. Bentham、經濟學家 D. Ricardo（1772-1823）與法學 家J. Austin（1790-1859）等，這裡頭特別是 Bentham，對 Mill 有相當程度的影 響。1808 年，老彌爾在工作中結識了 Bentham 並成為至交，且對他的效益思想 頗為讚許，遂成為其支持者與宣揚者，而後他二者便自然有將Mill 培育為繼承 者的想法。Bentham 除了經濟上的資助外，往後更在老彌爾的請託下擔任 Mill 的監護人，親自教育、伴其行旅不同地方，讓他能夠在1820 年旅居法國一年34
（施建生，2013；Mill, 1981）。
旅居法國的那年，Mill 接學習了化學、植物學、高等數學等不同領域的知 識，當然還有通曉法文、接觸自然環境等珍貴的經驗，對於14 歲的他都有不少 好的刺激，他並在往後提到：「這次訪問帶回來的果實，是對於大陸自由主義的 強烈興趣，以及能夠避免英國人常犯的錯誤35」（Mill, 1909）。老彌爾身兼啟蒙 老師，教育理念深受效益論之影響，而Mill 也常與 Bentham 接觸，甚至在他死
旅居法國的那年，Mill 接學習了化學、植物學、高等數學等不同領域的知 識，當然還有通曉法文、接觸自然環境等珍貴的經驗，對於14 歲的他都有不少 好的刺激，他並在往後提到：「這次訪問帶回來的果實，是對於大陸自由主義的 強烈興趣，以及能夠避免英國人常犯的錯誤35」（Mill, 1909）。老彌爾身兼啟蒙 老師，教育理念深受效益論之影響，而Mill 也常與 Bentham 接觸，甚至在他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