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前節針對台灣社會的公共意識發展狀況，依照模型架構進行精要的分析，

本節進一步提供實際的案例及更深入的探討作為佐證。另一方面，公共意識的 模型，不僅只適用於台灣的社會架構，因此本節亦嘗試以相同模型，分析其他 的社會結構或是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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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社會中公共意識的實際案例探討 一、首長坐鎮與民意政治

2016 年 2 月 6 日，就在農曆過年前夕，南臺灣發生規模 6.4 的強烈地震，

鄰近震源的台南市出現嚴重災情，眾多房屋倒塌。時任台南市長賴清德先生在 災害發生的一個小時內，親自坐鎮災害指揮中心，眾家媒體報導為其下標題，

如：「不眠不休四日，親自指揮救災」、「30 幾個小時僅闔眼 1 小時」或是「鞋 子都穿到開口笑」等，救災工作之繁雜，以及社會壓力之沉重，可見一斑。從 關懷的角度來看，賴清德先生貴為市長，願意在最短的時間內投入第一線繁重 的救災工作，親自坐鎮指揮，頗有苦民所苦、民胞物與的一番風範。

然而，就公共意識角度來看，以本文的模型加以分析檢視，這樣的救災作 為，卻不一定是符合公共意識之均衡價值的。以市長的角色來看，他所肩負的 責任非同小可，不同於市民與一般的救難人員。全力投入坐鎮、捨棄充足睡眠 固然使人感動，然而這卻是暫緩其他工作、轉移其他精神付出的交換結果。對 市長而言，在災情最嚴重的幾天內，選擇全力投入突發事件的救災指揮，等於 是捨棄了其他應要正常被處理的公務程序，這可能導致市政出現耽誤或是引發 問題，直接或間接的犧牲台南市民的公共利益。一個首長傾所有時間「苦民所 苦」，獲得好的評價與社會回饋，卻可能是以公共的福祉作為交換，從市長肩負 的責任與角色看來，就公共意識方面的展現恐怕是不完整的。

此外，當代台灣民意政治的氛圍、媒體高壓緊迫盯人的社會現實也是必須 要理解的，各部會首長很有可能是沒有選擇的，否則便得背負輿論如「不負責 任」，或是「不食人間煙火」等罵名，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民眾與媒體亦間接塑 造如此社會樣貌的根源，某種程度上亦是具有鬥爭的成分、缺乏公共意識的。

當民意政治變成一種不得不誇大、採取特定表現或是討好選民的「秀」，就如同 時任台北市長柯文哲所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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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政治太假了，哪有可能一個首長在防災中心坐鎮3 天 3 夜。每 個人做該做的事，「不同等級災難由不同的人負責，所以他們市長不用 來這裡，市長不是處理這個的⁶⁷」 （柯文哲，2016）。

在台南震災事件當中，市長親自坐鎮指揮救災，以本文公共意識的模型來 看，不論賴市長是為了累積個人政治資本，或單純僅是為了避免輿論罵名，在

「福祉」方面恐都會有損及公共利益之虞，畢竟六都市長的角色，與其所肩負 的責任，與一般行政、救援人員相，在屬性與重要性方面皆是完全不同的。同 時，媒體與民眾習慣於利用震災議題，攻擊與自己立場相左的政治人物，進而 造成對立、虛實難辨的社會樣貌，且使得部會首長無法以常態、最為符合公眾 利益的作為來處理市政，同樣是缺乏公共意識的。

二、「暗夜正義」：NTST 夜鷹維勤中隊

新北市有一群由各行各業之熱心重機車友所組成的民間團體：「NTST 夜鷹 維勤中隊」，他們穿著與警察相似度極高的制服，也在自己的重型機車上漆上警 徽、掛上警燈，這些成員多半是國軍或是憲兵等精實單位退役，熱衷於協助警 方維護社會秩序、各種救災與緊急活動等。然而在2016 年的 5 月 28 日凌晨，

這些中隊的成員在路上「巡邏」時，發現一名16 歲少年疑似騎車違規，於是便 亮燈鳴笛追趕，並強行進行攔查與壓制，待真正的員警出現後，他們才將少年

「移交」隨後離去，過程中甚至連正牌的警察都沒有發現有異，直到中隊成員 將圍捕影片上傳上網，後引發軒然大波。

「NTST 夜鷹維勤中隊」成員事後遭到警方約談，且恐涉有「妨礙自由」

「冒充公務員」、「傷害」或「妨礙秩序」等不同罪嫌。該隊隊長表示，所有隊

67 當時柯市長剛參加完舊金山（San Francisco）的防災中心，得知當地市長並不需要一直「守 在」防災中心，於是有此番批判的言論。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報導，柯市長在2015 年蘇迪 勒颱風侵台時，當時並未親自坐鎮防災中心，而是在家吃飯，因此遭到外界強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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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都只是自發性想要幫忙維持治安，並且強調中隊與不只一間新北市之分局有

「合作關係」，然而這樣的說法遭到部分分局主管否認。警方強調：該中隊雖有 不少協助維護交通、秩序的經驗，但他們依法僅有「偵查」的權利，並且是必 須在警方主動請求支援下才能被視為是有效，超過此範圍的均是法律上沒有根 據的。面臨調查，以及輿論強大的壓力下，「NTST 夜鶯維勤中隊」已在事發後 宣布解散。

根據《自由時報》（2016）報導，這 26 位自願維持社會治安的中隊隊員，

皆無前科或是不良紀錄，值勤時也不會攜帶任何武器或防身物品，全憑防身技 巧，且所有的參與花費都屬自費，過去也曾協助警方攔下酒駕駕駛，並且移交 警方。從動機來看，這些隊員或許大多是立意良善、富有正義感與俠義之心。

從公共意識的模型來分析，在「福祉」的範疇，該隊隊員每天凌晨零點至六點 自發性地騎車巡邏，由於制服相似及重機上配有警燈警徽，幾乎與真警察難以 區別，頗能夠發一定程度揮嚇阻犯罪的功能，若以此角度切入，對於公共福祉 的增進，或是環境安全的確保，也不無可能有所貢獻。

然而，在於法無據、缺乏正當性的強況下，強行壓制、攔查他人的行為，

卻違背了「自由原則」的普遍性精神，即使該名少年確有違規事實，中隊隊員 仍是沒有正當權利，賦予自己不同於他人的強制力，或將這樣的「正義」強迫 社會中的其他成員必須要接受。而就「冒充警察」來說，雖對犯罪可能有嚇阻 效果，卻是不尊重社會共同規範的行為表現，恐怕是既不符社會的普遍價值，

亦可能造成社會混亂。為了尚無法明確證成對群體福祉有明顯增進的「執法行 為」，而產生體制受損、個人空間遭到侵害等可能問題，顯然是不符合「正義」

的比例原則。換言之，「NTST 夜鶯維勤中隊」的執法事件，以本文三項度的公 共意識模型加以分析，雖考量到隊員們的強烈正義感，卻必須明確做出判準，

其在公共意識的展現，仍是趨向於偏頗而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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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關說

在台灣，「關說」是一個相當普遍於社會的真實現象，從試圖影響司法案件 判決、爭取病床或其他醫療資源，甚至酒醉駕車想要息事寧人，皆不難發現這 類行為的存在，甚至有人將其稱為所謂的「關說文化」。在各種不同的情境與場 合中，「關說」常是利用個人的人脈連結取得好處，或透過民意代表、權利人士 的施壓，從而達到特定的目的，這也與台灣人普遍「重人情味」的性格有關。

閩南語的「橋」⁶⁸（代誌），其實正是中文「協商」（事情）的意思，這樣的用 語生動地描繪出了關說行為的那種巧勁。

遺憾的是，關說風氣不僅盛行於社會的不同領域，就連傳遞知識與價值的 教育殿堂都無法倖免。校園中的關說，從入學資格、進入哪個班級就讀、指定 由哪位老師任教特定之科目，甚至連營養午餐的供應廠商選擇，都是其運作之 範圍所及。以教師的選擇為例，許多家長皆試圖要幫小孩選一個「最棒的」老 師，他們擁有不同的消息來源，可能源自社群網路、學校內部成員或是其他的 家長團體，並依據這些資訊來判別「好老師」或「不好的老師」，接著便進一步 請託或是施壓，進而達到「指定老師」的目的。

以本文公共意識的模型來看，若有家長仗著自己的人脈關係，或是透過握 有權力的相關人士，加以干預應公開、常態進行的分配機制，姑且不論不同的 教師是否真有顯著教育品質的不同，恣意妄為地迫使體制要「服務個人興趣」， 明顯牴觸到「正義」的原則，既不利於群居架構中社會連結性的穩固，更會危 害到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若因為「橋」老師這件事，並沒有顯著造成他人福 祉或利益上直接的損失，而誤以為它是「較為無害」的，恐怕是有危險性的想 法，畢竟在民主的法治國家，共同規範與價值，皆是需要被尊重的，今日若是 這種「自我中心」的做法，是普遍高位階的決策者之間，決策的產生依據個人 的喜好，而非公共利益或是循著該有的規則，勢必要損及所有人與社會的共同

68 閩南語：「橋」，不僅具有「協商」的意思，同時也有「調整」的含意。而作「協商」的用法 時，也不一定都是指涉「關說」，有時僅是一般的「商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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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祉，從這樣的觀點來看，關說教師與獨裁、「走捷徑」等態度，在本質上是接 近的，也無法在公共意識的「福祉」向度上獲得可定。最後，在「自由」的向 度上，關說行為根本上便是缺乏普遍性價值的，相對的在社會與分配問題上，

它的根本依據就是「鬥爭」，而非對公平規則的追求或對他人自由空間之尊重，

相反地，誰最能掌握資本，不論是在經濟、社會或是文化上，某些程度上便能 夠替別人決定「如何生活」，亦是對人類生活自主性的一種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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