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規劃」中的「文化」意涵

1970 年「後工業社會」帶動城市經濟的轉型，城市的主流經濟活動從製造 汽車、玩具、服飾一類民生所需耐用消費品（consumer durables），轉而「製造 奇觀（production of spectacles）」，我們所存在的時代便是這樣，製造、消費象 徵性、符號性休閒、及文化產品/活動，也能像民生所需耐用消費品般，創造經 濟動能 (Lin & Mele, 2005)。Florida (傅振焜譯, 2006)的論述更將文化演繹成形塑 城市的決定性、而非依賴性因素（determining as opposed to dependent），城市 的成功皆因它們成功吸引「創意階級」，雖然後工業社會城市均致力於發展「生 活風格的適宜性（lifestyle amenity）」，但環境的開放思考與包容性，卻深刻影 響城市是否能凝聚文化質感（cultural feel），進而引誘創意新貴的群聚。

Lin & Mele(2005)認為當代城市規畫的文化轉向，深受城市社會學中「符號 經濟（symbolic economy）」的影響，文化符號如何創造空間，結構城市公共空 間，延伸出種族移民、社區治安及認同政治等議題；而這些都將深刻影響文化規 劃的實際操演，所以本節將從象徵經濟的探究著手，逐步論述都市再生、文化平 權等，累聚探究文化規劃的論述厚度。

一、 符號經濟

「城市裡，…人類經驗轉換成為符號、象徵、行為模式、秩序系統（Mumford, 1938）」。Zukin 在半個世紀之後追隨著 Mumford 的同名著作《城市文化》(1995) ， 細膩論述城市的「象徵經濟（symbolic economy）」。文化是經濟的基礎，Zu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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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認為文化同時也是城市符號生產系統，糾結著資本與認同，掌握所有後工 業社會城市中的符號、類型和意義，掌控說服人們消費商品、甚或接受新的觀念 與價值。她論述符號經濟包含了兩個生產系統，其一為「空間的生產」，其二為

「符號的生產」。美學的概念、文化意涵與主題都被融合在建築、街道、與公園 的氣氛與形式；比如雪梨大橋、倫敦大笨鐘、巴黎鐵塔甚至台北市 101 大樓，符 號與資本緊密糾結因而成為城市的品牌象徵。但這些符號標示著誰的價值、誰的 形象，移民等社會較弱勢的人們被排除在外，符號的生產雖然指涉的對象較為抽 象，但因牽涉到文化如何結構編制城市空間，以及如何代表空間的公共文化，文 化與族群認同等議題，影響更為巨大。

衍生而來 Zukin 點出了符號經濟重構下，都市文化與都市空間面臨的挑戰：

- 公共空間私有化：由於城市治理者無力維護公共空間（包括維護預算與 警力短缺），形成髒亂與危險盤據的地點；反之，私有商業空間（如：

購物中心、遊樂園、咖啡館）成為公共聚會場所。

- 公共文化私有菁英化：聘請保全維護公共空間安全，同時明確表達排除 不受歡迎的「窮人」，Disney 一類的主題樂園移除城市生活的恐懼與緊 張，透過符號激發想像呈現給我們遠離真實生活愉快人生，並且不斷的 掌握傳播通路，透過視覺符好與意象，操縱掌控社會文化多樣性的發展。

黃鶴 (2010)從中國發展經驗回應城市建造三個層面的象徵經濟：

- 城市應該具備怎樣的面貌，這樣的外表反映了什麼，什麼應該展示出 來，什麼又不應該被看見，誰應該看到這些，這些基於審美觀點的基本 立場是象徵經濟需要考慮的第一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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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實施起來，政府機構和企業部門會盡力促成房地產、商業的發展，

使其產生實質性的成果，這就是象徵經濟體現的第二個層面；

- 最後作為城市的宣傳部門，會以通過建造諸如博物館、主題公園、標誌 性建築的方式來向全國乃至全球發表並出售城市形象，從而形成了象徵 經濟的第三個層面。

二、 都市再生

工業經濟衰退，隨著戰後全球經濟再結構的整體環境，許多原本聚集在內 城地區的傳統產業，在經濟再結構（economic restructuring）與去工業化

（deindustrialization）的全球化浪潮之下，原本支撐著都市發展的重要經濟與社 會支柱逐漸面臨產業外移，再加上中產階級移居新興郊區住宅居住，讓貧窮、犯 罪、種族等經濟、社會問題與實質環境的惡化，交織成一種難解的都市難題；夷 平式的都市再生作法，籠統地將問題簡化成剷除貧民窟、興建國民住宅和用綠美 化，來整頓實質環境的都市再生對策，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在缺乏新的產業和 多樣化的人口進駐的情況下，許多「再生地區」不久就步入原先貧民窟的後塵，

而且衰敗速度更快(吳鄭重, 2007)。

城市治理者致力於城市形象改造，將街道、公園、建築等設施變成城市視 覺景觀的展演場域，許多城市運用藝術中心、美術館、劇院到公共藝術，來帶動 城市經濟與形象的轉變，藝術被運用為城市活化再生的重要策略，藝術生活化、

生活藝術化的作為，消弭藝術與生活間的界線，導致「日常生活的審美化」

(Featherstone, 1995)，無形中影響政府城市治理決策，必須關注美學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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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政策性做法包括：公共藝術設置、藝術節策劃興辦、以及興建大型 文化展演設施及產業外移空虛工廠變身文化創意園區等，著名的西班牙畢爾包以

「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的新建計畫讓工業城市變身成為文化資本；新加坡也透 過新建「濱海藝術中心」等計畫帶動舊城區與河濱地區的重新復甦等都屬於這種 類型；即便如倫敦、巴黎、柏林等老字號的世界城市也都致力於創造千禧年之後 可以帶動城市持續領航地位的文化園區和設施。

以國家力量進行都市/區域再生，除了經濟振興的期待，更多考量是在舊建 築/城區原有功能他移之後，以文化項目的注入來賦予新的生命，以藝術帶動都 市再生。然而眾多案例實踐的結果，空間、地方與資本的組合，發揮綜效，隨之 而來的是驅離替換原生文化的「縉紳化」（gentrification）效應，則是藝術介入 都市再生常引起的罵名。

三、 文化多樣性

「文化」是一個廣泛的概念，Eagleton（2000）說文化是英文最為複雜的詞 彙之一，任何企圖將其簡單化、模式化的努力都是沒有意義的，也無助於我們對 於複雜世界的理解和認知。

二次大戰之後，歐洲在文化詮釋上起了革命性的變化，「文化多樣性」論 述激烈地挑戰以往歐洲中心、由上而下的威權與思維慣性，現代化中文化規劃的 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在自由的前提之下，以協助少數弱勢族群、掙脫意識型態箝 制為目標，達到追求正義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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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是偉大城市的基本價值，這就如同生物多樣性是維繫一個生態系統 穩定發展的必要條件，多樣性並非大雜燴式地任由各種不同的用途混雜在一起，

建立多樣性有賴於「多元整合」的地區策略，維持小街塊空間型態，讓有轉彎的 街角製造較多的機會和變化，盡可能混合不同年代和狀況的建築物，營造細緻多 變的建築景觀，混合使用不是混亂失序，而是一種複雜和高度發展的有機秩序，

城市的秩序，也應該像生命的美，是一種動態、逼近的活力，而不是機械、僵化 的秩序 (Jacobs, 2007)。

Taylor（1992）提出文化沒有高低、先進落後之分，只有差異（diversity），

這樣的不同並不能支持任何一種文化聲稱其優越性（Agamben, 1993），而在 Bhabha (1997) 的著作中深刻描述認同議題，當代社會仍無可避免地生活在殖民 主義（即便已然瓦解）的陰影之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優越與自卑、穩定與交 織的模稜情境下擺盪，自我身分認同混淆，而無法產生定位明確的自我認同；

Castells (1994)在歐洲文化首都論壇中提醒城市治理者要回應認同的議題，從政策 規畫上破除空間的隔離（segregation）與過度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所造成 的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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