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分析

對於毛澤東外交思想之研究，中國學者都比較著重以外交史為討論之核心，

大部分均認為：一、毛澤東外交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同中國外交實踐相結 合的產物，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與概括國際形勢與時代特 徵，深入剖析與總結新舊中國的國家特質與外交經驗而形成的外交理論體系。⁶¹ 二、毛澤東外交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 結晶。⁶²因此，在相關題材的討論上，都不能離開意識型態的討論。

西方學者則偏重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因素，包括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在國 際因素中，有以地緣政治、國家戰略、國家安全、區域安全、權力移轉及權力平 衡等因素討論；在國內因素中，包含了派系問題、權力鬥爭、歷史因素、意識型 態、領導人特質、政治菁英等等，毛澤東外交思想的研究被歸為包含在意識型態 因素其中一部份。另外，西方學者慣以西方價值為觀點，對毛澤東個人採批判的 角度，因此在研究毛澤東外交思想時，也有以意識型態為研究重點。

對於毛澤東外交思想與其外交政策的相關文獻探討，中西方學者的相關研 究，包括如下：

懷丁（Allen S. Whiting）認為，自然環境、歷史因素、心裡認知及意識型態等 因素是影響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因素。他提出幾項重要論點：一、自然環境與周 遭強權行為使中國外交政策菁英把防禦視為一個主要前提；二、中國的防禦態度 逐漸發展成為恐外、排外；三、1980 年代後，中國外交政策的意識型態中的馬克 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層面因素逐漸減少，民族主義有取而代之之勢；四、毛澤東

60 鄭華，〈話語分析與國際關係研究—福柯的「話語觀」對現在國際關係理論的影響〉，《現代國際 關係》，第 4 期，2005 年，頁 59。

61 尹承德，〈試論毛澤東外交思想〉，馬振崗主編，《新中國外交輝煌 60 年文集》，（北京：世界知 識出版社，2010 年），頁 1。

62 田曾佩，〈在外交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討會上的總結發言〉，裴堅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 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年），頁 331。

時期中國外交決策是由最高領導人制定，此種趨勢在毛死後並未結束，鄧小平在 毛死後仍掌控重要政策；五、中國強調「維護和平」既是外交政策工具也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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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區曼（David Bachman）認為，中共外交政策的形成中，國內因素的影響比 國際因素大。他從領導人及中央機構來分析中國外交政策，提出幾項論點：一、

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集團地位在國家之上；二、中國領導人的觀點與行為是由他 們的認知、意識型態、經驗、同僚與部屬關係、職務的需要及個人的目標所形塑 而成；三、中國外交部在重大決策中的地位不高。⁶⁴

藍普頓（David M. Lampton）從軍事、財力、與智力三方面分析中國的外交政 策。他認為雖然中國的力量在增長，但各界應避免誇大其詞。中國的崛起將對世 界產生各種影響，但其發展過程中並非沒有挫折，未來將可能出現經濟挫折或政 治動盪。以中國的外交政策而言，中國的目標並非主導全局，而是防止其他國家 從事危害其核心利益的行為。⁶⁵

史文（Michael D. Swaine）和泰利斯（Ashley J. Tellis）認為中國外交政策是在 不受安全領域競爭而分散力量的情形下，推動經濟改革來提升綜合國力。中國追 求的目標是爭取經濟成長與實現國內建設，包括：確保國內安定與社會安全，增 強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力與控制力，以排除對中國可能的威脅。所以，中國外交主 要戰略在於有克制地追求最大價值，盡可能不用挑釁的方式來增強各領域的實 力，避免在區域內或全球中，引起不必要的反感，以致於影響中國追求實力的成 長。⁶⁶

戈迪溫（Avery Goldstein）認為中國在外交政策上採取一種「過渡性戰略」

（transitional strategy），企圖為身為崛起中的大國，創造和平的環境，此舉不僅有 利於中國國力不斷的增長，也有助於避免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引起其他國家圍 堵或抑制。一方面中國採取更靈活的外交政策，以因應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新環境，

63 Allen S. Whiting,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in Roy C. Macrids ed.,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 8th ed., (Englewood Coiffs: Prentice-Hall, 1992), pp223-225.

64 David Bachman, “Domestic Source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2nd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pp.

31-48.

65 David M. 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66 Michael D. Swaine &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0).

另一方面，以實際行動來消除周邊國家的疑慮，塑造更負責更合作的國家形象，

努力改善雙邊關係，提高與中國對抗的風險成本。⁶⁷

陸伯彬（Robert S. Ross）以中國的三次崛起來探討中國外交政策的演變，在第 一次的崛起中，中國要求修正地區秩序，以反映其力量及對安全的需求；第二次 崛起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其結果在經濟、技術高度成長下，而擁有更強的經濟 和軍事力量，成為東亞的主導力量；第三次的崛起將挑戰美國在東亞海域的控制 力及其全球的安全利益，中國領導人將面臨崛起的中國所帶來的問題。⁶⁸

譚門（Ronald L. Tammen）及古格樂（Jacek Kugler）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美 國將不可避免地面臨來自中國與亞洲國家的挑戰，所以美國必須尋求將中國融入 國際體系的方法，使其接受現行國際規範與規則，避免中國因民族主義或權力增 長而成為不滿現狀者。另外，台灣問題將成為中美兩國是否發生衝突或戰爭的因 素。⁶⁹

史文（Michael D. Swaine）以權力平衡的角度分析認為，隨著中國的逐漸崛起，

美日同盟對靠近日本和中日爭端區域的海空優勢，將逐漸減少，到 2030 年這些地 區的軍事和政治緊張程度將增加，並對美日同盟的利益形成威脅，中國此時不需 要訴諸武力就能影響或解決爭端。⁷⁰

陳毓鈞認為，中共外交政策包含幾項特徵：一、在冷戰時期，由於中國社會 組織比較嚴密性及從屬性，在外交決策方面，最高領導人本身及其身邊重要智囊 的角色認知相當重要。二、1950 年代雖然中共外交政策由「一邊倒」修正為「和 平共處五原則」，但對美國及資本主義核心的認知並未改變；三、1970 年代鄧小平 復出，中國外交路線呈現重大轉折，從意識型態掛帥路線轉向結合現實主義與道 德主義的路線；四、1990 年後冷戰時代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共的外交政策是 互相尊重個別制度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五、江澤民時代繼承鄧小平「韜光養晦」

的外交路線，在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中，在認知上已經改變。⁷¹

67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68 Robert S. Ross, “China’s Three Rises, Regional Power Transitions and East Asian Security: 1949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William C. Kirby, 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60: 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pp.91-107.

69 Ronald L. Tammen &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1 (2006), pp.35-55.

70 Michael D. Swaine, eds., China’s Military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2030: A Strategic Net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3).

71 陳毓鈞，〈兩岸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認知：從冷戰到後冷戰〉，（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西

石之瑜認為，中共外交政策有以下特點：一、中共外交富有道德政治色彩，

並包含了似乎難以協調的諸多外交原則立場；二、中共在面對變動世界時，用各 種觀念為其他國家定位，並試圖維持自己具道德號召的面子，短期內政策立場之 間的不一致對他自己沒有意義；三、中共對蘇聯的政策動機，純粹是以羞辱蘇聯 為唯一目的；四、中共雖曾建立反蘇聯霸權統一戰線，但對美國的態度仍然是模 稜兩可；五、1908 年代末期以來，中共內部出現新現實主義的觀點，在外交上提 出了最不具道德含義的獨立自主原則；六、中共一旦對特定議題設立某種指導原 則，便會依循此一原則，不論是否合乎理性的國家利益分析，因為中共的正當性 係建立在不問利害的道德面貌上。⁷²

尹承德認為，毛澤東外交思想有四項特徵：一、確保國家獨立，核心目標是 主權；二、高舉反帝、反殖、反霸旗幟，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正義 鬥爭是其靈魂；三、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構建新型國家關係是其基本理念；

四、以戰止戰，維護和平是其歸宿和出發點。⁷³並認為毛澤東外交思想的形成是中 國歷史背景、中國國家性質和時代、國際環境等諸多因素所綜合作用的結果。

蔡東杰以國家利益為研究重點認為，中共自文革結束以來，影響中共外交意 識型態因素相對減弱，其現實且理性的「國家利益」考量成為決策者的思考重心。

在建國之初，國內局勢尚未穩定，加上國際體系對其的限制，在外交政策上以維 護短程利益，即國家生存發展為主要目標，表現為「獨立自主外交」。目前中共透 過新階段的獨立自主外交，以其發展更廣闊的外交空間。⁷⁴

滕藤從矛盾觀點出發認為，毛澤東的外交戰略思想是建立在對國際社會基本 矛盾與主要矛盾科學分析的基礎上。他認為中國不同時期的戰略目標選擇就是以 對國際社會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的客觀認識為基本依據。⁷⁵

另郗潤昌認為毛澤東的外交戰略有五個方面：一、從總的指揮思想上講，就 是堅持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二、從戰爭與和平問題上講，就是堅持反 對強權政治與霸權主義，反對侵略政策與戰爭政策，維護世界和平與國家安全；

三、從戰略指導思想上講，就是堅持藐視敵人，並壓倒敵人而不被之所嚇倒。與

方文化與現代化」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 年），頁 3-21。

72 石之瑜，《中共外交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1994 年），頁 1-11。

73 尹承德，前揭文，頁 1-8。

73 尹承德，前揭文，頁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