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先理解美日、美韓同盟及日韓關係，才能擁有全般的美日韓安全互動格 局。本章節以美日、美韓同盟及日韓關係文獻來進行回顧，解釋聯盟的成因、制 衡及不同結構現象，在中文語意上本論文將同盟、聯盟、結盟交互使用，而這三 者之間並無語意上的差別，係屬於安全層面。於此同時，藉由歷史敘事脈絡凸顯 出美日韓三邊的「鐘擺效應」，意即美日、美韓安全同盟從強化到漂流，或是從 漂流又擺盪回強化的現象。
一、歷史中的同盟因素
(一)美日、美韓同盟源自於安全因素。這兩個同盟是冷戰時期(1947-1991 年)
美蘇兩極體制對抗下的產物，當時美國之目的是避免「中」蘇共產勢力在亞洲擴 張，保持前進駐軍能力，以確保美國在東北亞的影響力。在冷戰期間，韓戰 (1950-1953 年)爆發是美國建構東北亞聯盟的主因，而透過聯盟實施嚇阻也在韓 戰後開始運用於東北亞地區；然而，當時美國與日韓安全條約的簽訂有一但書，
假使日韓採取改變國家地位的進攻性軍事行動，則彼此間所簽訂的安全條約宣告 無效。當時美國與日韓的聯盟主要是對抗共產主義擴張，其次是建構一個地區安 全架構，抵抗外部威脅，同時也制約盟國的對外政策。11
韓戰爆發和美國兵力介入之後，東北亞圍繞美蘇冷戰而形成了蘇「中」朝與 美日韓同盟的全面對抗，美蘇冷戰從歐洲和中東地區擴戰到東亞，並激化為大規 模熱戰，而美「中」成了死敵，朝鮮半島的南北分裂局面底定，美日、蘇「中」、
朝鮮南北雙方的關係完全形成。從此以後，美國以遏制共產主義赤化為主軸。1954 年，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提出「多米諾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觀點，說明中 南半島淪為共產勢力的後果，其後美國也派遣部隊參與越戰(1955-1975 年)。不 過美國也在韓戰與越戰這兩場冷戰時期最大規模戰爭中遭受挫敗，陷入了全球戰 略被動態勢，當時美國在遠東的政策深受這兩場戰爭影響。12
(二)地緣安全戰略。日韓的地理位置是美國與之結盟的現實考量，日本位於
北太平洋的貿易通道，日本海、東海及黃海的出海口，在戰時可成為向亞洲大陸 和蘇聯投射兵力的前哨站或是前進指揮所。朝鮮半島位處於海權與陸權之間，屬 於權力出口，其跳板特性成為陸權國向東防禦的盾牌，也是海權國西進的第一塊 陸地，而防衛南韓成為美國抵抗朝鮮與蘇聯的第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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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帆，《美國的亞太聯盟》(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年)，頁 3-6。
12 鄭保國，《美國霸權探析》(臺北：秀威資訊，2009 年 11 月)，頁 151-152。
13 石源華、汪偉民，〈美日、美韓同盟比較研究〉，《國際觀察》，2006 年，第 1 期，頁 61-62。
美國重返亞太後，
不斷與盟邦建立防範中共的圍堵戰略，其中日韓是美國制衡中共重要的灘頭堡，
唯有強化美日、美韓同盟，對「中」的圍堵戰略才能事半功倍。美國利用黃海、
東海問題將日韓問題的矛頭指向中共，一再重提中共的強勢作為(assertiveness)，
以及利用朝鮮半島與南海議題，拉攏東北亞與東南亞的盟邦，以鞏固其霸權地 位。14
(三)美日、美韓同盟受制於拋棄與牽連。史奈德(Glenn Synder)同盟理論中「拋
棄」與「牽連」的同盟困境，出現於這兩個同盟的歷史中。史奈德指出，任何結 盟國家皆無可避免須在拋棄與牽連之間進行權衡，與盟國漸行漸遠，關係就產生 漂流，此時受拋棄的風險就會出現，但是與盟國關係緊密，卻又會捲入不希望或 是不必然的衝突之中。而影響聯盟關係的因素不僅存在於盟友之中，也存在於聯 盟所針對的對手當中。15
在朴槿惠政府的韓美同盟也面臨到被拋棄感，原因在於朴槿惠就任初期，面 臨美國對北韓去核化立場模糊，美國財政預算緊縮，美國跳過南韓直接與北韓協 商，美國與中共共管北韓問題，跳過南韓。
在美日韓三角關係的架構中，美日、美韓同盟向來是 強有力的雙邊，但是美日、美韓同盟也受制於拋棄與牽連之間。
16 日本為了因應中共崛起，無法強 化日「中」關係以平衡美日關係，但面對多變的東亞局勢，日美同盟雖仍是日本 外交、安保的基礎，但是「亞洲外交」卻是確保日本確保自身在東亞地位的重要 途徑，以避免日本在同盟關係中出現遭拋棄的窘境，而也有愈來愈多的美國人認 為相較於日本，中共對美國更為重要。17
(四)美日、美韓同盟定位的轉變。大陸學者張景全教授認為，傳統上美日同
14 黃鳳志、劉勃然，〈美韓同盟強化與中國的戰略應對〉，《國際論壇》，第 15 卷，第 2 期，2013 年 3 月，頁 32。
15 Glenn H. Sy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July 1984, pp. 461-495.
16 許喬虹，《朴槿惠時期之韓美同盟研究：2013-2016》(臺北：政大外交系碩士論文，2016 年) 頁 146-147。
17 何思慎，〈日本民主黨政權的中國政策(2009-2011 年)〉，《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3 卷，第 1 期，
2012 年 1 月，頁 19。
盟存在著遏制「中」日的雙重功能，但是隨著美國重返亞太後，美國更加積極鼓 勵日本發揮作用，因此美日同盟從「雙重遏制」轉向「單一遏制」功能，也就是 僅針對中國大陸。美國也正在積極推動日本發揮作用，謀求「同盟+X」模式，
鑒於亞太地區並無法和北約一樣成立集體防衛體系，所以此一模式的擴展，有助 於強化美國盟邦的力量。18 日本從以往國家角色常被譏為「經濟巨人、政治侏 儒」，以及搭美國的免費安全便車(free-rider)，不過此一現象已然改觀，英國華威 大學(Warwick University)休斯(Christopher Hughes)教授指出，冷戰後日本國防決 策結構與政策改變，是為了因應美國的戰略調整，日本除了深化美日同盟外，並 不斷強化軍事力量，並成為美國可靠盟友，美日兩國正逐漸形成「雙聯霸權」
(Bigemony)。19 而我國學者郭育仁副教授也從日本五期《防衛計畫大綱》戰略走 向分析，得出與休斯教授一樣的結論，美日雙聯霸權正逐漸成形。20
大陸學者王傳劍表示，由於安全環境變遷，美韓同盟正由冷戰的「雙重遏制」
(遏制北韓、共產主義)，向冷戰後的「雙重規制」(規制北韓、朝鮮半島周邊大國) 轉變。21 在國家角色概念上，南韓在盧泰愚政府就已定位在中等國家(middle power)，隨著東北亞的安全環境演進之下，國家角色也從盧武鉉的「東北亞平衡 者」轉變成李明博的「全球韓國」。美韓同盟從冷戰前呈現「美主韓從」時期，
乃至冷戰後期，南韓整體意識逐步強化，美國主導性下降的「雙邊互助」時期，
再到冷戰結束後，南韓逐步提倡自主國防，以及美韓同盟以合作為主軸的「對等 夥伴」時期。22
18 張景全，〈日美同盟與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國際問題研究》，2012 年，第 5 期，頁 51。
19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Re-emergence as a “Normal” Military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60-66 & pp.139-147.
20 郭育仁，〈日本五期防衛計畫大綱戰略走向分析：雙聯霸權的逐漸成形〉，《戰略與評估》，第 5 卷，第 1 期，2014 年 4 月，頁 41-60。
21 王傳劍，《雙重規制：冷戰後美國的朝鮮半島政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年)，頁 20-25。
22 宋瑩瑩，〈美韓同盟關係的演變和前景〉，《當代世界》，2010 年第 7 期，頁 50。
隨著整體安全形勢變化，這種不對稱性，將有所弱化，南韓在 自主國防和獨立外交政策下，開始突破唯美是從的束縛，諸如南韓於 1994 年收 回了平時作戰指揮權，2002 年韓美對《駐韓美軍地位協定》進行修訂，南韓對
駐韓美軍犯罪擁有調查權、聽證權及傳喚權，至於在經濟上則是在 2013 年簽訂 了韓美自由貿易協定(FTA)。23
(五)日韓關係的疏離。二戰結束後，美國與日韓分別簽訂了雙邊的軍事同盟
條約，但是日韓關係由於歷史殖民、領土爭端及國家認同等問題，始終無法有突 破性進展，而美國每每基於利益考量，常扮演中介者角色，搓合日韓之間的關係，
希冀藉此減少美國在遠東地區的負擔，當時美日韓的安全三角聯盟形成一種短邊 的關係。車維德(Victor Cha)曾在分析美日韓三角關係時，提出「準同盟」
(quasi-alliance)的概念，其將冷戰以來日韓關係稱之為準同盟關係，也就是兩國 之間互不結盟，卻同時與另一國家結盟的關係。
24 在長期觀察日韓關係及與相 關專家學者對話後，格羅瑟曼(Brad Glosserman)和史奈德(Scott Snyder)在《日韓 認同衝突》(The Japan-South Korea Identity Clash)乙書提出，威脅或是同盟取向的 評估條件，對日韓而言，仍無法解決雙邊心理與情感的隔閡，這也反應在公眾輿 論，甚至是民意調查認知上。25
二、美國因應中共戰略辯論
儘管如此，美國亞太再平衡仍然希冀建構美日 韓的三邊安全關係，這也意味著美國會扮演中介者的橋樑，而觀察重點就是橫亙 日韓間的難解問題是否逐步達成和解？安全層面的合作是否更進一步？這些都 是可以預判美日韓未來形成安全三角聯盟的成因。
對於中共的強勢作為與美國重返亞太的進程不謀而合，吾人該如何理解呢？
某些西方學者宣稱自 2008 年以後，中共的行為開始變為強勢(assertiveness)，尤 其是在海洋領域的擴張。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史文(Michael
23 韓進軍，〈淺析韓美同盟的非對稱性〉，《國際研究參考》，2014 年，第 4 期，頁 19。
24 Victor D. Cha,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6.
25 Brad Glosserman and Scott Snyder, The Japan-South Korea Identity Clash: East Asian Secur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94-95.
Swaine)和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弗拉維爾(M. Taylor Fravel)將中共強勢作為 定義成中共官方或政府的行為與論述，顯然威脅到美國及盟邦利益，或是挑戰中 共周邊海上亞洲國家的現狀，因此破壞亞洲穩定並引起美國及其他亞洲領導人的 擔憂。26
尤有甚者，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認為在 2010 年 所發生的七項事件，諸如 2009 年 12 月哥本哈根氣候變遷高峰會、2010 年 1 月
26 Michael Swaine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art Two: The Maritime Periphery,”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Issue35, September 21, 2011,
<http://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uploads/documents/CLM35MS.pdf>.
2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37, No. 4, Spring 2013, pp.7-48.
28 Björn Jerdén, “The Assertive China Narrative: Why It Is Wrong and How So Many Still Bought into I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4, pp. 47-88.
換句話說，中共利用強勢作 為是要對美國進行制衡，更是出於保護自身安全的心態。畢竟，中共外交觀仍存 在著百年國恥的歷史教訓，因此不得不做出相對應的作為。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教授邱坤玄表示，面對美國以亞太為優先的外交政策，中共當然有所警覺，中共 認為美國藉著 2010 年亞太地區發生的衝突事件，強化與盟邦的關係，又發展新
的夥伴，因此中國大陸被迫必須做出回應，絕非外界所稱的強勢作為。29
第一、制衡。最著名的學者莫過於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述，中共
第一、制衡。最著名的學者莫過於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述，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