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平洋戰爭失敗以來，日本的安全政策最高指導原則就是「專守防衛」，
這是一種戰略守勢。專守防衛是指遭受對方攻擊時才使用防衛武力，而使用程度 僅限於防衛所需之最低限度，地理範圍則限制在日本本土及周邊地區。在專守防 衛原則下，向來都是美軍扮演「矛」，日本自衛隊則扮演「盾」的角色。
然而，隨著整體安全環境的演變，尤其是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就任之後，這種 現象已經截然不同，安倍首相逆轉連續十多年國防開支縮減的趨勢，還進行了一 連串的國防安全改革計畫。從戰後到現今日本的國家角色已然轉變，而吾人可以 透過霍斯蒂(Holsti)的角色理論概念來理解，國家可視為是在國際舞臺上，扮演 不同角色的行為者，而有不同的定位，諸如日本從受保護者、忠實盟友，乃至可 能成為領導者的轉變。國家領導人對國家角色的認知產生變化後，領導人會採取 根據符合國家角色地位所相對應的外交政策行為，此一行為包含態度、決策、應 對、功能及對他國承諾等普遍規律。1
一、受保護者
1 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4, No. 3, September, 1970, pp. 245-246.
戰後的時空背景是美國主導日本於 1947 年制訂了一部「和平憲法」，而第九 條明定，日本放棄發動戰爭、不擁有武力、不承認交戰權，2以及受到吉田主義
「重經濟、輕軍備」國家最高指導的影響。當時吉田主義的作用是，對內用經濟 復興平衡國內政治左右派的衝突，避免國內共產勢力擴張；對外則以美日安保條 約回應美國壓力，日本僅維持最低防衛力，避免再次走向軍國主義。3 1950 年代 的吉田主義是日本在戰後走向「富國輕兵」的關鍵，當時視日美同盟為國家最高 的安全保障，寄託於美國保護傘底下，日本僅擁有「專守防衛」的基礎防衛力，
而在憲法的框架下，只能行使「個別自衛權」4。戰後的日本從此冠上「非正常 國家」之名，依賴美國的保護，美國在日本進行駐軍，因此日本將自身定位成「受 保護者」(protectee)角色。
時任首相吉田茂在 1951 年時與美國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舊安保條 約)，當時日本認為可以獲得美國安全保障、解決憲法制約、維持最低軍事支出 等問題，並可全力專注於經濟重建與發展。而此一策略也確實奏效，日本在 1960 年時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過中共已於 2010 年超越日本)；美國則是由於冷 戰開啟，為了防堵共產勢力(國共內戰與韓戰)和維持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及利 益，主張須協防日本、鞏固美日軍事同盟，不久後美國便扶植日本在 1954 年成 立了陸上、海上及航空自衛隊。5
由於 1951 年美日締結的舊安保條約未能明確規定美國對日本的防衛義務，
2 《日本國憲法》第九條：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
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 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3 郭育仁，〈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2013 年 7 月，頁 6。
4 《聯合國憲章》第 51 條規定成員國擁有個別和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權，個別自衛權是本國受到 攻擊時，使用武力進行阻止的權利，集體自衛權是與本國有密切關係的國家受到攻擊時，使用 武力參與阻止的權利。在聯合國採取必要行動前，成員國都擁有這兩種權力。不過囿於《日本 國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可以擁有「必要最低限度」行使個別自衛權，但是集體自衛權則超 出了憲法規範的範圍(違憲)，所以無法行使。
5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 9 期，1998 年 6 月，頁 277-278。
所以當時岸信介首相與艾森豪總統在 1960 年簽訂安保條約修正條文，這就是日 後所沿用的版本，其中明文訂定美國對日本的防衛義務，條約共計十條，其中最 重要為第五、六條，第五條規定有關日本遭受軍事攻擊時的對應方式，而第六條 則是有關維護遠東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問題，允許美國使用日本境內的陸、海、空 軍設施與基地。6 當時日本國內還引起大規模的左翼安保鬥爭，高達數百萬人示 威抗議，反對岸信介的反動、守舊，岸信介也於同年 7 月 19 日辭職下臺。
二、忠實盟友
後冷戰時期的美日同盟是處於再定義時期，由於當時日美兩國摩擦不斷，關 係不彰，所以日本資深記者船橋洋一曾將這段渾沌不明的關係稱之為「同盟漂流」
(alliance adrift)。不過在這一段時期，日美兩國共同經歷波斯灣戰爭、1993 至 1994 年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1995 至 1996 年臺海危機之後，雙方確認了彼此的重要 性，日本也認為唯有成為美國的忠實盟友，才能獲得最大利益與保障。
在和平憲法、吉田主義與日美同盟的因素下，日本被譏諷為搭美國免費便車 (free-rider)、「經濟巨人、政治侏儒」。在 1991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日本遭 受到重大的安全震撼，其首次受到美國與國際社會要求提供戰爭的人道貢獻，並 派遣自衛隊至海外，但到最後僅提供 130 億美元的援助資金給盟軍部隊，並沒有 派兵前往戰區，更遭到「支票簿外交」的嘲諷。
由於日本受到波斯灣戰爭屈辱與美國要求之下，導致安全政策開始發生轉 變，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完成修法與立法，同時其安全政策轉變更是配合支援美 國自 1990 年代以來所發動的「霸權戰爭」(波斯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 爭)。日本從冷戰後開始一步步擴大安全保障的範圍。簡言之，從 1990 年代初期，
吉田主義開始出現修正路線，在不改變和平憲法的母法體制下，陸續出現為美國
6 同前註，頁 277-278。
量身打造的許多子法，對美國以特例或個案原則放寬武器技術出口條件。
在外部安全環境上，後冷戰時期日本在東亞的安全挑戰主要為北韓與中共。
自從 1990 年代北韓逐漸開始發展核武與彈道飛彈技術，尤其是 1993 至 1994 年 的核危機更是對日本構成安全威脅，該事件了揭露北韓發展核武的野心，還凸顯 日美同盟不夠穩固，一旦朝鮮半島有事，日本無法有效提供後勤支援，因應區域 的突發事件。此外，中共崛起與軍事現代化是另一項日本的安全憂慮，在 1995 至 1996 年的臺海危機事件顯示，中共願意且有能力在追求國家利益上對周邊國 家進行兵力投射，還能挑戰周邊的領海現狀，尤其是釣魚臺周邊海域的海上交通 線，甚至不排除將以武力奪取領土。7 由此可見，在後冷戰時期的日本唯有扮演 好美國「忠實盟友」(faithful ally)的角色，才能獲得美國的安全保障，以因應周 邊安全情勢。
進入 2000 年之後，美國在 2001 年不幸發生 911 恐攻事件，日本又面臨與 1990 年代相同的情境，美國希望日本能成為一個可靠的盟友，協助美國大打全 球反恐戰，周邊安全因素仍是擔憂中共與北韓的威脅，當時日本逐步確立因應法 制，2003 年 6 月與 2004 年 6 月，分別通過「有事三法案」與「有事七法案」，
該兩組法案相互補充，意味著日本能「有限度」行使集體自衛權，有了向海外派 兵的法理依據。雖然日本仍無法參與戰鬥行動，但已逐步擴大自衛隊適用的安全 範圍(後冷戰時期日本安保立法進程與重要事件，如表 3-1)。誠如英國休斯 (Christopher Hughes)教授所言，冷戰後的日本將自身鎖在日美同盟體系，並透過 同盟體系來認知在國際情勢轉變後，跟著美國一起同步調整戰略。8 而日本資深 外交家孫崎享也指出，「作為最忠實盟友，日本要隨時因應美國的需要出錢、出
7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the West and Asia: Security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154-155.
8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Re-emergence as a Normal Military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60-66. 轉引自，郭育仁，〈第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政策走向〉，《全球政治評論》，
第 46 期，2014 年 4 月，頁 55。
兵，甚至聲援美國的一切要求，包括支付經費維持基地運作，甚至修改法律、軍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1997 年 9 月 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2001 年
9 月 美國發生 911 恐怖攻擊事件。
10 月 阿富汗戰爭、通過《反恐特別措施法》。
11 月 海上自衛隊向印度洋派遣艦艇。
2002 年 11 月
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2002 年 10 月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利 (James Kelly)訪問北韓時，金正日承認北韓並未中止核武計 畫，違反 1994 年的美朝框架協議，之後在 11 月時以北韓開發 核武為由，停止供應重油。北韓後來在 2003 年 1 月 10 日宣 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
2003 年
3 月 伊拉克戰爭。
6 月
通過有事三法：《對處武力攻擊事態法》、《自衛隊法修正 案》、《安保會議設置法》。日本首相在危急時刻可以不經 國會同意直接派遣部隊採取軍事行動。
7 月 通過《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別措施法》。
8 月 8 月 27 至 29 日進行第一輪的六方會談。
2004 年 1 月 向伊拉克派遣陸上自衛隊。
2004 年 6 月
為完善有事三法案，通過有事七法案：《限制外國軍事用品 海上運輸法案》、《美軍行動便利法案》、《自衛隊法修正 案》、《交通通信管制法》，《國民保護法案》、《處罰違 反國際人道法法案》。這些法案規定日本在遇到武力攻擊或 預測將發生武力攻擊時，自衛隊、美軍、各級政府排除外國 攻擊和保護本國國民的具體方法。
資料來源：原野城治，〈安保法制，25 年來的發展歷程〉，《日本網 nippon》，2015 年 9 月 15 日，<http://www.nippon.com/hk/features/h00112/?pnum=1>。
三、區域領導者
隨著《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共計四次：第一版 1978 年、第二版 1997 年、第 三版 2015 年的修訂中(如表 3-2)，吾人可看出日本的國家角色逐漸轉變，日本從
屬美國的情況也在第四次修訂後，正式走入歷史。第三版指針的修訂，意味著日
美軍則負責打擊作戰。 日本負責本土及周邊海空
Sourc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
<http://www.mod.go.jp/e/d_act/anpo/>. 平。11 另外，桑繆爾(Richard Samuels)所提出的「金髮女孩共識」(Goldilocks
<http://www.mod.go.jp/e/d_act/anpo/>. 平。11 另外，桑繆爾(Richard Samuels)所提出的「金髮女孩共識」(Goldil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