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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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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一中框架的對台政策下中國政策論述的策略,兩岸之間究竟對於彼此要如何予 以定位?什麼樣的對策可以極大化取得執政權的機會?本文企圖在存在於這些 問題的許多解釋與說法中,以民進黨立場探究為了達到執政的政治目的,在不變 動創黨時的台灣主體意識且能保障國家生存的情況下,在衡量國際情勢變動、美 台中三邊互動、台灣民主深化及政黨輪替的情況下,找到對應中共一中框架最好 的策略。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台灣政黨或政治菁英對於中國政策的方向,向來受到選舉情勢及中國對台態 度的影響,也有學者在研究兩岸關係時關注這個焦點。不過,過去的研究多僅止 於2000年、2004年、2008年的總統選舉,自2010年蔡英文敗選新北市長選舉、2012 年敗選總統大選,尤其中共提出一中框架的對台政策後,鮮少有對這段時期所做 的嚴謹檢視,尤其從民進黨的角度觀察者更付之闕如。所以,本文即是建立在此 基點上,延續相關文獻之討論。

兩岸長期以來,是兩個擁有領土、主權及人民的主權實體,而究竟哪一方的 政府才是代表「中國」政府的問題,以及是否分屬兩個國家的問題,經常造成兩 岸關係的緊張對峙;但隨著兩岸雙方內部各自的政治、經濟、社會重大變化,兩 岸已走向合作交流發展,若從「功能理論」來看,國際社會的和平必須透過經濟 上的功能合作來達成,經濟上的合作不但有助於和平,更將為廣泛的政治合作奠 定基礎,甚至某一面向的合作,即可能是另一個面向合作的結果或是誘因;經過 這樣合作接續著另一個合作,不間斷的自然擴張,就會形成功能性的互賴網,透 過互賴可以消除國與國之間的衝突,進而滲透到政治上而要求整合。3

3 何維國,〈兩岸和平協議可行性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 士論文,2010),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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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就直接指出,兩岸隨著交流合作日漸熱絡,

和平雙贏顯現的政治現實是,愈來愈多的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

這樣的格局在國際社會上已難以撼動,台灣方面曾主張的「兩個中國」、「一中一 台」或「台灣獨立」等論述都不切實際;而且,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意,台 灣當局沒有能力片面改變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現況。所以,兩岸政治對話談判的 核心不再是領土和主權意義上的統獨問題,而是一個中國框架下如何建立更好治 理模式的問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國民黨、民進黨及共產黨利益最大化的政治 選擇。依照劉國深的邏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似乎已成解決兩岸問題的最 佳模式,待解決者僅在中共如何就「一國」的內涵問題與台灣達成諒解而已。4

然而,兩岸現實的發展卻並非完全依循這樣的脈絡,即便中國已成為台灣最 大貿易國,在馬政府主政下兩岸甚至已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但在政治上的統合較之以往卻有更偏離的跡象。中國與台灣這兩個擁有主權身分 的國家,雖然彼此交流合作發展緊密,卻仍然存在著「大國小國權力地位不對稱」

的情況,而且「大國對小國有主權的要求」。吳玉山教授在〈台灣的大陸政策:

結構與理性〉一文中,將這種權力不對等所造成的外在環境制約,稱為大小政治 實體模式,其中大國的政策是確定的,就是意圖屈服小國的意志,小國對大國則 可以採取抗衡或扈從這兩種策略。5套在兩岸關係上,就是中國意圖屈服台灣成 為主權獨立國家的意志,中共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始終沒有改變,即 使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發表的「胡六點」,仍然視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台灣可以選擇要抗衡還是扈從。

政治大小實體理論說明了策略的分析模式,但要探討政黨政策的形成,必須 考慮到選舉競爭所造成的內在環境模式;吳玉山提出以選票極大化策略模式來分 析,因為政黨都必須在選舉中競爭以獲得執政權,故其中國政策必然考慮勝選的

4 劉國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制度供給問題〉,《全球政治評論》,第 47 期(2014 年 7 月),

頁 6-9。

5 吳玉山,〈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收錄《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包宗和、吳玉山 主編(台北:五南,1999),頁 15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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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因此,就選票極大化對民進黨中國政策的解釋力主要在兩個面向:一是統 獨爭議(認同面向),一個是經濟與安全的衝突(利益面向)。換句話說,執政者 必須衡量執政機會(選票極大化)與執政責任(安全需求)的平衡。6

而在這樣的命題下,吳玉山的研究認為台灣的選舉有使各政黨的中國政策趨 於溫和的作用,也能概括解釋2008年國民黨的總統大選策略及勝選,但與陳水扁 2004年總統大選採「鞏固主權」以及「公投綁大選」,7引發美、中對台關係趨向 緊張的策略相違;此外,以過去的文獻,如今也無法滿足對2012年蔡英文敗選和 2014年國民黨地方大選潰敗的解釋,尤其面對當前兩岸關係和緩的狀態,民進黨 在爭取選票認同時,其中國政策是否有必要趨緩對「台灣主權」論述的落實?

徐永明副教授曾指出,台灣過去選舉結果常出現關鍵性的社會分歧(soial cleavage),由省籍因素所產生的分歧,促使台灣的政黨會以省籍與國家認同作區 分,8社會分歧也成為政黨政治分析中的重要概念。北京聯合大學副教授陳星即 將台灣的社會分歧,歸因於各政黨藉政治動員進而取得的政治共識,例如民進黨 建構出來的「族群分歧」即是以這種方式完成,並推出「外省人賣台集團」、「外來 政權」等論述,為自己的政治版圖擴大了空間;這種共識動員的背後其實是政黨 對選票的渴求,政黨競爭往往被簡化為選舉策略的競爭,再簡化為政治行銷的技 術性問題。在這種體制下,競選政策不只是為了提供資訊,更多是為了騙取選票。

依陳星的論點,台灣泛綠陣營對支持者的共識動員比較成功,因為2008年和 2012年兩次總統選舉中,民進黨帶著陳水扁貪腐案的巨大包袱,仍然維持了超過 40%的支持率;不過,陳星也指出,台灣經過近30年的政治變遷,社會民主化初 期出現的參與爆炸熱潮已逐步冷卻,因此各類選舉投票率逐步降低,選民則從以 社會集團的動員或政黨提名為依據進行投票決策,轉向更加個人化、私人化的政

6 林德宇,〈執政時期民進黨「台灣主權論」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7),頁 6。

7 張炎憲、陳世宏,《吳釗燮與外交突圍》(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1),頁 91-96。

8 徐永明、林昌平,〈選舉地理如何影響台灣縣市長候選人的當選機率:1989-2009〉,《人文及社 會科學集刊》,第 24 卷第 2 期(2012 年 6 月),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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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選擇,相對理性的政治選擇緩慢上升,社會認知差異極化成為社會分歧的難度 比民主化初期困難得多,沒有哪一種社會認知可以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例如,民 進黨支持者並不一定反對兩岸交流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就使得民進黨欲 將統獨分歧極化遭遇重大困難。因此,民進黨在2012年的總統選舉中,試圖通過 主權的訴求,將兩岸關係重新拉回有限緊張的狀態,將兩岸經濟交流描繪成經濟 統戰,將兩岸議題與族群議題合併及重新包裝,建構起中國與台灣的「族群分岐」, 但因為難以極化統獨議題,讓民進黨無法「走完最後一哩路」。9

陳星的觀點或許不能說錯,畢竟中國的學者向來對民進黨較懷有敵意,如此 推論無可厚非;但事實上,蔡英文在2012年的選舉,並沒有強化統獨論述,在本 文的研究動機中即已說明;然而陳星的論點讓我們因此看出,民進黨的中國政策 與取得執政權之間,必須回過頭化解過去民進黨自己製造出來的社會分歧現象。

而在國際關係理論中,關於國家「國內的選舉競爭」如何影響到「該國對外

『政策』的走向」的文獻,觀察的焦點也同樣是在於選舉競爭會導致對外政策趨 於衝突,還是增加對外政策的合作或友善趨勢。

民主和平論 (Democratic Peace Theory)的主張者認為一個國家內部的選舉 可以促成它在對外政策上出現較具合作或友善的傾向。例如Gaubatz提到,選舉 期間通常提供了反戰人士一個可以表達其反戰態度的政治空間,領導者如果忽視 這些反戰聲音,恐須承受在緊張時期破壞社會團結的政治風險及成本,因而讓領 導者捨棄戰爭而選擇和平的解決方式。10Lake則指出,選舉的投票,在本質上就 是一種表達異議的工具,可以被用來約束國家機關的行動,這也是為何民主國家 之間比較不會彼此發生戰爭的理由之一。換句話說,由於選民對於使用武力的態 度多半比較審慎,因此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不會輕易動武,以免在下次選舉中被民

9 陳星,〈試論台灣社會分歧嬗變對政黨政治的影響〉,《台灣研究》,第 120 期(2014 年第 5 期),

頁 38-43。

10 Kurt Taylor Gaubatz, Elections and War: The Electoral Incentive in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of War and Pea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7, 78.

戰爭。12Isaacson在研究美國二次大戰結束後的經驗時則發現,當愈接近總統選 舉投票日時,美國總統愈容易涉入或升高國際爭端,以獲取選舉的利益。13他發

11 David A. Lake, “Powerful Pacifists: Democratic States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6, No.1 (1992), pp. 24-37.

12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12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