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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第一節 日本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之意涵
回顧 2012 年安倍甫於二度擔綱首相後，旋即提出將要修正日本在安全保障 政策層面的口號，而其中最顯著的措施就表現在創辦由首相官邸主導外交與安全 保障政策的日本安全保障會議。第一次的安倍內閣在其執政上之創舉，除提出將 設立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法案外，另外針對防衛部門於「廳」的地位予以升 格，一舉提升成防衛省的防衛政策。然而，第一次安倍內閣所期望的並非僅實踐 名稱上的變更，其真正目標乃是著眼提升官邸的權力以及充實防衛部門能量。在 由日本內閣府直屬外的「廳」層級轉變成獨立的「省」級單位之後，依憲法第 66 條之規定中防衛省-防衛大臣的權能除較以往國務大臣-防衛廳長官來的高外，
為直屬內閣總理大臣與統理督導全自衛隊之職，亦具備對外談判發言以及可赴國 會答辯之地位，再接續的計畫裡更能對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中獲得舉足輕重的 影響力，無異為鞏固中央-首相權力統合運用自衛隊之舉。
若觀察在日本先後歷經 1995 年「阪神-淡路大震災」、1999 年「能登半島不 審船事件」、2001 年「美國 9-11 恐怖攻擊」以及 2006 年 7 月「北韓發射彈道導 彈」等動輒影響國家存亡之突發性危機後，日本官方皆處於被動性的審議對應方 式，遂能驗證出當時日本國家中樞在機關聯繫管理層面仍多有待加強之處，也幾 乎暴露日本面對突發危機是如此不禁考驗。安倍內閣檢討現今各相關省廳之間合 作的機制，認為其能量為相當匱乏基於日本安全保障環境日益惡化的考量，現況 有著大行改造之急迫需要，但同時也要有效降低官員干預，以利建立中央主導的 形式，故與相關專家與內閣成員共同商會，有效制定出全盤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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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的安倍內閣於 2013 年秋季的臨時國會上，順利通過「日本國家安全 保障會議設置法」，成功推使該機構在隔年 1 月正式設立。另一方面，日本的內 閣情報局的設置計畫也同樣進行，此為第二次安倍內閣為了改造政府的情報及危 機管理體制，以便配合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之設立舉措，
安倍內閣此舉旨在強化首相官邸的情報收集能力，並與日本的國家安全保障局齊 力運作，方便首相官邸在未來能管控政府各機關於外交及安全保障相關施策上之 指揮聯繫關係。
研究日本憲法第九條的規定涵義，乃是美國先行牽制日本二戰後軍部權力，
避免日本再度擴張導致軍事侵略之措施，進而預先箝制軍事部門的位階。長年以 來，日本在自我放棄作戰能力的前提下，其不保持武力及否認對外交戰權等精神 素來成為日本政府對外表現的態度，但是，第一次的安倍內閣卻以國際和平貢獻、
有事法制之整備、甚至是災害對應等需求來提升防衛權能，亦是為了掩飾內閣府 將自衛隊之定位轉化為武裝組織之企圖。
當初安倍內閣成立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為日本國防體 制提供可在政策與高度回歸正常國家水準之媒介，例如在防衛廳升級的防衛省設 置法修改下使自衛隊的「本來任務」定位成得以海外派兵的權限，並將其指揮納 入中央直屬的體系。總言之，此可說明為何安倍內閣二度執政後，即被外界定位 成加速日本回復戰爭姿態之故。
其次，安倍內閣著眼在日美同盟的實質價值，希望積極配合美國軍事需求下，
即為日本自衛隊海外派兵解套。以往當美國蒙受軍事上不利益之時，因日本礙於 國內憲法之限制自然成為日美同盟的致命傷，故如今利用同盟一體化的基礎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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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內閣在理論上強調前述事實發生時當然可視同日本被外敵攻擊，日本自衛隊 也得以在此狀況內使用軍事力量。
鑑於日本本土可能受到中國大陸、北韓甚至是俄羅斯武力威脅等具體狀況，
第二次安倍內閣自是先行召開「關於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專家會議」，其中 以東亞區域發生武裝衝突為劇本，規劃出日本防衛省於未來十至二十年目標，進 行陸地海空自衛隊一元化的作戰能力，此舉明顯透露安倍內閣期望日本國家安全 保障會議能為日本導入整合性防衛戰略，引領日本步入發動戰爭的能力與空間，
特別是在日本與鄰國間的島嶼歸屬之爭議點上。
此外，安倍內閣更放眼南半球，攏絡與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的合作以便進行 海上戰略線之布局。首相官邸藉由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機能統籌外交策略，
使其與軍事戰略相配合，遂使日本政府針對盟友的安全保障有提供義務，以及共 同利益的追求，讓日本影響力可成功地推展至海外他國。
端看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存在意義，在於能夠鞏固安倍政權謀劃之「國 家安全保障戰略」，加以秘密保護法的執行互為表裡，遂能使安倍內閣打造其理 想中的日本成為亞洲國際的主導者。觀察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組織架構，可 發現安倍內閣乃遭遇歷任日本首相未敢正面挑戰的日本和平憲法，與若欲尋求憲 法修正之契機，故需要對其國民鼓吹將引領日本重返正常國家之政見，然而在這 之前，亦先向民眾導入危機感的認知，使其了解日本正處於安全困境，如此方能 取得內部社會對於應對手段的授權。
安倍內閣如何透由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成功將權力集中，其關鍵在於首相 官邸的決策自主度能否提高，這將影響首相跨越民意之阻撓甚或是憲法限制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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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如此一來，便突顯出首相官邸對於情報的蒐整之重視性。舉例來說，安倍內 閣不單以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成立為滿足，更積極成立其轄下執行單位-日 本國家安全保障局。
討論該局的功能在於使各情報官在各領域專職蒐整，以便供給首相第一手的 情報訊息，並且能夠督促相關省廳迅速呈報各機關間所關注的情報。以「內閣情 報監」、內閣官房新設「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以及危機管理室的「內閣危機管 理監」之三角體系，在安倍內閣對於情報管理體制之改造政策中，之所以將三者 地位設計相當，即是要使首相官邸在外交、防衛與諜報三方面間之事務獲得全面 性的情報掌握，並在實際狀況發生時直接負責下達指導。
第二次的安倍內閣，檢討日本政府現存的各相關省廳間合作能量與意識之匱 乏，現階段的政府遂被迫需要大方向地改革手段。進言之，安倍內閣為求能使其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能夠貫徹，可與他國逕行軍事交流或對抗，首要降低官僚體系 之干預，而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即是最好的管道。藉由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之運作，可建立起中央主導國策之形式，且由安倍內閣的決策團體制定專屬政治 家之路線，方以實踐安倍內閣的政治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