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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以上三組內文，或許已可依此推論《春秋正傳》的成書時間，或在《格 物通》之後。雖因缺乏決定性的考證資料，然就兩書內文相較，《格物通》疏解 尚未脫離胡《傳》釋義的影響，而針對《春秋》條文的解釋，或是《春秋正傳》
的雛型；《春秋正傳》則已可完整回顧《公》、《榖》、程、胡一貫框架，也代表湛 氏對「《春秋》大義」的思考有所轉折。在〈春秋正傳自序〉中，湛氏引用的朱 熹的意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其幾矣。」31此或可推，湛氏撰作《春秋正 傳》時，已於《公》、《榖》、程、胡之外，參考朱熹的意見，此幾乎讓湛氏對《春 秋》的想法完全改觀。
湛氏自嘉靖四年（1525）開始編纂《格物通》，至嘉靖十三年（1534）《春秋 正傳》刊行，共經九年。湛氏於此間不斷反思修正，因而二書中對相同條文的解 釋有所差距，此亦可視為湛氏探索「《春秋》大義」的軌跡。
第三節 《春秋正傳》之版本與流傳
關於《春秋正傳》版本，羅志歡〈湛若水著述及其研究資料總索引（初編）〉 整理出《春秋正傳》除明嘉靖十三年(1534)，由弟子高簡、沈汝淵、卞萊校讎，
並集資刊刻的版本外32，另有清乾隆六十年(1795)湛氏刻本33、原收藏於日本昌平 坂學問所之江戶寫本34、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乾隆六十年
31 參【明】湛若水，《春秋正傳》，卷首，頁 40。
32 高簡〈序〉云：「簡得先生所述而讀之，始覺吾心豁然開朗，絕無瑕翳，爰與同門江都沈汝淵 氏參詳讎校，而卞萊者，亦先生門人，遂捐貲刻之以傳。」參黎業明，《湛若水年譜》，頁 201。
另參羅志歡〈湛若水著述及其研究資料總索引（初編）〉：「《春秋正傳》三十七卷，《附錄》一 卷，明嘉靖十三年（1534）刻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尊經閣文庫、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書館、北京群眾出版社）。」羅志歡〈湛若水著述及其研究資料總索引（初編）〉（廣州市：花 城出版社，1993 年關步勛等主編《湛甘泉研究文集》），頁 254。
33 羅氏云：「《春秋正傳》三十七卷，明刻本，清乾隆六十年（1795）湛氏刻本（現藏廣東省中 山圖書館、日本靜嘉堂文庫）」參羅志歡〈湛若水著述及其研究資料總索引（初編）〉，頁 254。
34 《春秋正傳》江戶寫本，共十二冊。參日本內閣文庫所建「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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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湛氏紅荔山房刻本、清同治五年(1866)年刻本。35臺灣目前現有版本，僅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及清同治五年（1866）資政堂刊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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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聖人筆削固舊文，然曰「竊取其義」，似或少有增損，恐舊文未必如 是謹嚴，但諸傳求褒貶於一字之間，牽合附會，竊恐未然，惟胡《傳》議 論似正特有過求處，不讀《正傳》，安知眾傳之失乎？某也未能窺傳之奧，
特因來教而論之耳，惟幸終教之。原本奉還，病中草草。38
由書信內容可知，毛氏與湛氏交情甚篤，甚至遣子往學。毛氏謙言《春秋》涉獵 大義，尤其胡《傳》精博，不敢妄論《春秋正傳》，然信中卻透露閱讀後之疑問。
毛氏同意《春秋》據魯史成書，而胡《傳》處處求一字之褒貶，的確太過拘泥義 例，然卻對湛氏所主張《春秋》據魯史原文而成，而《春秋》與魯史的差別，僅 在諸條文之「取與不取」，對於所取之舊文，《春秋》並未更動一字的說法抱持懷 疑。毛氏認為史官書寫史冊的當下，便如今日記事，所求在「實」，而非在「義」， 若《春秋》全為魯史舊文，恐怕史書並未如此簡練，字詞應多少經孔子潤飾。39
明代書法家陸深（1477-1544）〈讀《春秋正傳》雜記〉，則對湛氏《春秋》
學立場不以為然40，其曰：
「《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康節雖有此言，蓋指齊桓、晉文之功罪，重 言之《春秋》，豈止為刑書哉？謂聖人專為刑書尤不可；「禮一出則入刑」，
此言猶可；謂犯禮則得罪，「出刑則入禮」，此言不可，世豈有才脫罪便能 合禮之人乎？……其本意謂刑禮相反，而語則滯矣。禮也者屬人事，止可 謂天理之節文，若謂禮即天理，又謂天理即天道，愈支離矣。「知我罪我」
之「我」，夫子自謂也，豈可謂我眾人？經云：「葬我」，蓋彼己之詞也。41
38 參【明】毛憲，《古菴毛先生文集》（臺南縣：莊嚴文化，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山 東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一年毛訢刻本），集部第六十七冊，頁 429-430。案《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所收錄書信版本，並未於信末附押寫作時間。
39 案目前所輯錄之甘泉文集中，並未收錄湛氏對毛氏疑問之回覆。
40 參【明】張廷玉，《明史》（臺北市：臺灣商務，2010 年），卷二百八十六，頁 3156。
41 參【明】陸深，《儼山集》（臺北市：臺灣商務，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8 冊，
卷八十四，頁 53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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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氏對湛氏之主張相當不以為然，推究其因，乃二人對「刑書」及「知我罪我」
意義解讀不同。湛氏於〈自序〉中論「知我罪我」之「我」，原文如下：
曰：然則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子於《春秋》果不作乎？曰：非是之謂也。夫 所謂作者，筆而書之之謂也；其謂知我、罪我者，我謂我眾人也，以言乎 天下後世之善惡者， 讀《春秋》之所善所惡，若美我、刺我然也。故曰：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也者，知我、罪我之謂也，若如後儒 之說，則孟子自與「其文則史」之言前後相矛盾矣，不亦異乎。42
以上引文可知，湛氏論述「知我罪我」意義，完全脫離一般對《孟子》該論述的 既定印象。由於孔子修《春秋》，僅據魯史舊文而編輯，並非另行創作，故以「行 天子權責而褒貶天下事」的罪狀指謫孔子，湛氏認為並不能成立，因此亦無所謂 孔子觸碰「天子之事」之戒慎恐懼的心情。是故，孔子於作《春秋》何懼之有？
所應懼怕者，該是那些行為如孔子所錄出，自顯罪狀於《春秋》中之亂臣賊子，
孔子於此不應有任何動搖與不安。至於對「刑書」理解之分歧，陸氏認為湛氏援 引邵雍對《春秋》的評論，但卻曲解語句而另闢詮釋。邵雍原句如下：
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者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43 由此可知，邵雍所謂「刑書」，是指功過的記錄，並堅持必先「定五伯之功過而 後可治《春秋》」。44然邵氏此論，是以「歷史中的諸侯」承擔道德責任，與湛氏
42 參【明】湛若水，〈春秋正傳自序〉，《春秋正傳》，卷首，頁 40。
43 參【宋】邵雍，〈觀物外篇下之下〉，《邵雍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71。
44 邵雍曰：「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伯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伯之功過而至春 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參【宋】邵雍，〈觀物外篇下之下〉，《邵雍集》，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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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中和」義理轉化後的「《春秋》大義」已有所不同。45
湛氏門人之中，除高簡（？-？）為《春秋正傳》作序之外，王元德（？-？）
亦針對《春秋正傳》的學術獨特性提出討論。〈新泉問辨續錄〉收錄王氏與湛氏 問答紀錄，云：
王元德問伏讀《春秋正傳》，竊思《春秋》之義，即天之道也。惇典庸禮，
命德討罪，天敘、天秩、天命、天討，皆由於天，己何與焉？此聖人酬世 御物之心，發之於《春秋》而不顯然言之，但書舊史之文，使人讀其文，
考其事，而自知其義之所在。何也？聖心之義，天下古今人心之所同然也。
惟去諸穿鑿，全其渾淪，因其文以詳其事，於己之心而取之，則聖心之義，
必有不待言而自喻者，此《春秋》所以爲經爲教。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不比史書，則專職載事而己矣，而況《公》、《榖》之穿泥，惡 可以觀聖人之心。46
湛氏以超越時代的思考方式解讀經典，《春秋正傳》在學術史上深具突破性。王 氏理解其師不同於歷代諸儒的經解視角，強調聖人大義應於己心體悟，而非經由 義例凸顯。其雖已點出「聖心之義，與天下古今人心相同」之解經關鍵，但卻未 能進一步說明天理與《春秋》的關係。
相較明代，清人對《春秋正傳》關注不大。朱彝尊《經義考》收錄王漸逵〈春 秋集傳自序〉，其中評《春秋正傳》曰：
《春秋》者，大聖人所作之經，為天下古今禮義不易之公案也，而論《春 秋》者，乃有千載不決之疑二焉。曰「凡例」也，「周正」也。「凡例」見 於三《傳》，漢唐宋之儒者皆從而附會之，雖以胡氏，猶不免焉，惟朱子 始破其説以爲非聖人之意，而猶未明言以闢之也。近得甘泉湛氏作《春秋
45 案：邵雍的〈觀物內篇〉及〈觀物外篇〉，主要反映其《易》學思想，在《易》學脈絡下所討 論的「《春秋》大義」，內涵或未如本文論述般簡單。然因此非本文重點，故僅於此處略為說明。
46 參【明】湛若水，〈新泉問辨續錄〉，《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九，頁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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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傳》，乃深斥之，然後凡例之説始弗信於天下。47
王漸逵並非正面肯定《春秋正傳》以理解經，而是自《春秋正傳》能助《春秋》
學擺脫義例解經桎梏角度，肯定《春秋正傳》推展朱子《春秋》觀的貢獻。可見 融理學視角於經典解釋，就注疏經典的慣例而言，尚為新穎的方式。因此，筆者 認為，欲證明《春秋正傳》於學術史上的貢獻及價值，與湛氏思維方式同步，將 能理解湛氏寓於其中之用心與期望。
47 參【清】朱彝尊，《經義考》，（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679 冊，卷二百一，頁 641-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