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明朝自仁宗、宣宗國勢愈趨強盛，至武宗正德年間（1506-1521）達到高峰，
然至世宗嘉靖（1522-1566）則為明代由盛而衰的轉捩點。政治方面，流寇、倭 患日益加劇，加上國家賦役紊亂，造成政府財政匱乏；社會瀰漫崇奢競富的風氣，
明初以來純樸民風已不復見。人們對永恆、安穩的價值觀產生質疑，新異的訴求 促發經典詮釋的反省與思考。
嘉靖初，由於大禮議事件1，以大學士楊廷和為首的「首輔內閣」，造成權臣 各立朋黨，相互傾軋的局面。傅衣凌先生認為，大禮議事件為明代「朋黨樹立」
之始：
嘉靖初年的大禮議事件，前後延續十餘年，在這個事件中，皇帝與朝臣的 對抗、朝臣與朝臣之間的對抗，其激烈程度是明朝建國以來所未有的。其 實，就大禮議本身，對於王朝的政治意義並不大，但就整個事件的演變過 程看，它對於嘉靖年間以及明代後期的政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2
1 尤淑君《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明嘉靖朝政治文化》云：「『大禮議』（1521-1524）
是明代政治史的重大事件之一，對嘉靖朝（1522-1566）的政治生態有著莫大的影響力。『大禮 議』的全稱是『大禮』之議，是關於議定興獻王朱祐杬（1476-1519）稱號一事。嘉靖皇帝朱 厚熜（1507-1566）以外藩入繼大統，君臣對「繼統是否繼嗣」的看法不一，使朱厚熜的身份 引起廣泛的爭論，從而引發『大禮議』。亦即討論朱厚熜是以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1407-1505）
的過繼兒子身份來入繼大統，或者只是單純地承接大統，其身份仍是興獻王之子。」參尤淑君，
《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明嘉靖朝政治文化》（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4 年），頁 25。
2 參傅衣凌主編，《明史》（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朝臣、翰林學士為反對世宗追尊其生父為「興獻皇帝」，率眾伏跪左順門。3在這 次事件中，下獄者有之，杖死者有之。湛若水時既非楊黨一派，也非與張璁等人 相黨，在「大禮議」騷動中所上奏摺內容，皆為勸學體聖而發。
湛氏於嘉靖元年（1522）六月〈初入朝豫戒游逸疏〉，曰：
臣竊謂陛下今雖未御經筵日講，然而優勤之念、競業之心，蓋不可以寒暑 間者。臣願聖明以深居靜思為本，以溫習尋求為業，以敬親事天為職分，
以勤政親賢為急務，隨處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經筵日講之時。
4
同年七月上〈再論聖學疏〉5、八月又上〈元年八月初二日進講後疏〉6，二年（1523）
五月上〈乞上下一心同濟聖治疏〉7，三年（1524）二月上〈乞謹天戒急親賢疏〉
8、九月上〈途中進申明學規疏〉9，十年（1531）十一月上〈進聖學疏〉10，其上 疏內容，不外勸皇帝親賢臣而遠小人。在「大禮議」發生的當下，湛氏無意參與
「繼統二分」的爭辯，更關心的是人君心術的問題。
整理湛氏奏摺內容，見其屢屢申明自己職責所在，是「以經術勸聖學」，此 於〈初入朝豫戒游逸疏〉、〈乞謹天戒急親賢疏〉內皆可見。湛氏甚至在嘉靖十六 年（1537）被御史游居敬彈劾時，亦以此自辯。11湛氏以聖學為職責，或可以此
3 參【清】谷應泰，〈大禮議〉，《明史記事本末》（臺北市：三民書局，1985 年），卷五十，頁 521-522。
4 參【明】湛若水，〈初入朝豫戒游逸疏〉，《湛甘泉先生文集》（台南縣：莊嚴文化，1997 影印 清康熙二十年黃楷刊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五十七冊，卷十九，頁 31-32。
5 參【明】湛若水，〈再論聖學疏〉，《湛甘泉先生文集》，第五十七冊，卷十九，頁 32-33。
6 參【明】湛若水，〈元年八月初二日進講後疏〉，《湛甘泉先生文集》，第五十七冊，卷十九，頁 33。
7 參【明】湛若水，〈乞上下一心同濟聖治疏〉，《湛甘泉先生文集》，第五十七冊，卷十九，頁 33-34。
8 參【明】湛若水，〈乞謹天戒急親賢疏〉，《湛甘泉先生文集》，第五十七冊，卷十九，頁 34-35。
9 參【明】湛若水，〈途中進申明學規疏〉，《湛甘泉先生文集》，第五十七冊，卷十九，頁 35-36。
10 參【明】湛若水，〈進聖學疏〉，《湛甘泉先生文集》，第五十七冊，卷十九，頁 43-45。
11 湛若水曾被參劾兩次，一次於嘉靖十一年（1532），一次於嘉靖十六年（1537）。參《湛若水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了解，湛氏之所以不參與「大禮議」的爭論，因其認為追尊議題僅一時的爭鬥，
甚至淪為內閣權力傾軋的手段，對國家長遠政治發展助益不大。由此可知，湛氏 將飽滿的學養內化於生命中，並以此培養精準的政治眼光，不與時下義氣用事之 人相黨。
對於明代經學發展而言，嘉靖「以經致用」的風氣逐漸形成。林慶彰先生言：
「所謂晚明，應該從萬曆年間算起較合理，然當時經學的復興，實始於嘉靖年間。」
12，確實是深刻的觀察。現今研究明代經學，或許可依三種路徑分別探討：一、
從當代經疏著作討論當代經學；二、以後人整理的論著評斷為切入點，探討明代 經學在學術史上的定位；三、民國以降對清代學術的評論，反思清儒對明代經學 的評點是否合宜，並探討明、清二代經學研究的影響。這三種路徑，分別因三種 不同的問題意識，而展現出三種不同的樣貌。然而近年來，單獨思考明代經學特 質的研究成果實屬少見，吾人往往以清人對明代經說的意見為是。雖有林氏專著
《明代經學研究論集》，標舉明代經學的貢獻，但其以清代「漢宋之爭」為處理明 代文獻的問題意識，似乎仍無法讓明代經學的特色完全獨立。
因此，於明代經學的範疇內，湛若水的學術成就可謂相當特殊。綜觀其生平，
儒學與經術同時並進，兩種領域造詣皆相當可觀。惜近人研究湛若水思想，多偏 重其儒學思想的貢獻，經學方面的研究相較之下略顯稀少。但不論儒學或經學，
年譜》嘉靖十一年十月：「巡按直隸御史馮恩疏時政得失，差等大臣，云：『禮部左侍郎湛若水，
強致生徒，勉從道學，教人隨處體認天理，處己素行，未合人心。臣謂王守仁猶為有用道學，
湛若水乃無用道學也，然任以禮卿亦可勉焉。』」又嘉靖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御史游居敬 論劾甘泉先生，曰：『王守仁之學主於致良知，湛若水之學主於體認天理，皆祖宋儒陸九淵之 說而稍變其辭，以號招好名媒利之士。然守仁謀國之忠、濟變之才，自不可泯；若水迂腐之儒，
廣收門徒，私創書院，其言近是，其行大非。乞戒諭以正人心、端士習。』疏下吏部，覆言：
『若水常潛心經學，希迹古人，其學未可盡非。諸所論著，容有意見不同，然於經傳多所發明。
但從游者日眾，間有不類，因而為奸，故居敬以為言。惟書院名額似乖典制，相應毀改。』上 曰：『若水已有旨諭留，書院不奉明旨、私自創建，令有司改毀。自今再有私創者，巡按御史 參奏。』」參黎業明，《湛若水年譜》，（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187-188、226-227。
12 參林慶彰，《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頁 8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若僅關注其一，顯然無法完善理解湛若水整體學思特色，故本文第一層問題意識，
即基於前人對湛若水儒學思想的研究成果，觀察湛氏經學思想的解讀特色。
嘉靖年間，湛若水申明為政之道，展現學理與事功相輔相成的觀點：
餘姚陳于周尹興化，問政，甘泉子曰：「學。」問學，曰：「政。」于周曰：
「政則政，學則學，若是混乎？」曰：「政也者事也，學也者心也。謂事則 事乎？心則心乎？」于周問要，曰：「理。是故莫學非事矣，莫政非心矣，
莫政莫學非理矣。理達而體用渾矣。」13
政者嫻於事，學者修於心，然而理則為政與學的根本。由以上引文可知，湛氏認 為事與心實不能分，就其理學思想而言，則可謂無內外之別。14對於「事」與「心」
關係之論述，或可幫助我們對湛若水《春秋》學的理解。〈春秋正傳自序〉云：
甘泉子曰：《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刑與禮一，出禮則入刑，出刑則入禮。
禮也者，理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天之道也。得天之道，然後知《春秋》。
《春秋》者，聖人之心，天之道也，而可以易言乎哉！15 又，其言「經」與「傳」的關係，則云：
夫經，識其大者也；夫傳，識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 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迹，則左氏之事也。……故觀經以知聖人之
13 參黎業明，《湛若水年譜》，頁 95。
14 本文採鍾彩鈞先生立場，劃定湛若水為繼伊川、朱子而來的理學屬性。鍾氏言：「甘泉思想的 範圍相當的廣，他重視理的規定性、統一性與靈活性，其主敬工夫與心地範圍相配合，而無所 不貫。他的思想中，知覺、情意、悟見等範疇皆受到天理、性、中等普遍概念的制約。與陽明
（特別是陽明後學）重視情意與個人性相比較，不能不說是屬於舊派人物，甚至不如其師陳白 沙。筆者以為在思想史上，甘泉所倡導的宜視為理學的教學思想。」然湛若水理學特色是否僅 限於教育方面，則為本研究冀望能擴大論證之處。參鍾彩鈞，〈湛甘泉哲學思想研究〉，《中國 文哲研究集刊》第十九期，2001 年 9 月，頁 402。
15 參【明】湛若水，〈春秋正傳自序〉，《春秋正傳》，（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67 冊，頁 3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16
由以上兩段引文可知，湛氏以刑書看待《春秋》，《春秋》蘊含聖人之心，而於具 體事例上展現天理，亦可謂湛氏眼中的《春秋》，是孔子運用有限「已發史事」， 探討「永恆真理」。《春秋》是「刑」（世俗規範）與「禮」（天理聖心）的接榫，
但為何聖人需要一部「刑書」以示人？湛若水心目中的《春秋》要旨及《春秋》
的意義為何？此為筆者接下來想探索的問題。
《左傳》昭公六年，晉大夫叔向去信鄭大夫子產，討論子產執政方向是否適 宜，內容相當耐人尋味：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
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
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