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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天理以自我反省之解釋來看，則可謂為相當嚴格之自律精神。
第二節 《春秋正傳》成書背景
湛若水相當關心時政，但卻少有發言；縱有論政機會，亦非在議題框架下進 行殊死爭辯，而是力圖超越爭執表面，自體會天理與聖人之心的角度，尋求變革 的根本。湛氏所遺留的政論專著並不多，相較於理學及經學著作，其政治意見往 往摻雜於學術作品之中。在湛氏諸作裡，《春秋正傳》寄寓的政治理念最為深刻，
此書成書過程，依據《湛若水年譜》整理，湛氏在嘉靖十一年（1532）作〈春秋 正傳自序〉，嘉靖十三年（1534）四月六日作〈跋《春秋正傳》所採證修後魯史 舊文〉，門人高簡於七月時作〈春秋正傳序〉，全書並於同年年底梓行。19由《年 譜》所提供的資料，大略可以推知此書的完成時間，但對於湛氏撰作動機、開始 動筆的時間、《春秋正傳》出版後的流傳狀況，卻無法知其大概。
眾所周知，湛氏入陳獻章門下，最先接觸的學問是二程的儒學，其後才以此 為中心而向外擴展，廣泛涉獵「四書」、「五經」，甚至佛學。20然而，由於證據不 足徵，無法細究湛氏對於《春秋》之注意到底自何時開始，但對《春秋》之詮釋，
除《春秋正傳》之外，另可見於《聖學格物通》。21
湛若水自言於嘉靖四年（1525）七月初四日，因獲邸報，而開始編纂該書。
22其仿照《大學》綱領，分「誠意格」、「正心格」、「齊家格」、「治國格」、「平天
19 參黎業明，《湛若水年譜》，頁 200-208。
20 參黎業明，《湛若水年譜》，頁 12-13。
21 湛氏自名此書曰《聖學格物通》，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略稱其為《格物通》。本文行文 方便，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簡稱《聖學格物通》為《格物通》。
22 湛若水〈進《聖學格物通》表〉云：「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昧死 上言。臣伏睹嘉靖四年七月初四日邸報，該司禮監官捧御筆旨意一道，命文臣將歷代鑒書中撮 其有關帝王德政之要者，撰直講解。併《周易》、《詩經》、《中庸》敘次聯寫，日逐進覽。又欲 將《尚書》作為文辭，或詩或賦，以成一代美事，用備開寫。臣誠歡誠忭，不揣疏愚，僅采五 經、諸子史，及我聖祖聖宗格言大訓，疏解成帙，名曰《聖學格物通》，僅進上聞者。」參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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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格」，內文參諸經、子、史，為皇帝量身訂做易讀易懂的「大全讀本」。然觀其 解釋《春秋》條文，卻與《春秋正傳》之詮釋有所差距。如《格物通》解「隱公 元年」云：
臣若水通曰：此魯惠既沒，隱公嗣位之始年也。《春秋》謂一為元者何？
宋儒胡安國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所以明君用也，蓋乾元資始，
坤元資生者，天地之用也。人得是元以生仁也者，心之生理渾然萬物一體 者也。大君者，天地之宗子，而勿忘勿助，正心體元者，所以為治天下國 家之本也。本正則乾坤合德，而百官萬民莫敢不一於正矣。《春秋》紀元，
所以開萬世心學之源也歟。23
由以上引文可知，湛若水於編注《格物通》時，是支持胡安國「元者仁也」而貫 通至「人者仁心也」的說法。《春秋》雖未書隱公即位，但卻特別在全書起始標 出「元年」，以示萬物生成。然而，關於「元」如何至「仁」，再等同於「人心」
的解釋過程，朱熹早有所疑。其曰：
《春秋傳》言：「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卻 喚做「元」﹖如程子曰：「天子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
「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 得有根源。（閎祖）24
朱熹此謂「說得有根源」，或指解釋上的邏輯問題。由於「仁」是萬物之本，故
「根本」意義之「元」可引以為解釋核心，然而「仁」所包含的意義，並不僅僅 形容「根本」，還應包含禮、義、忠、恕等概念。亦即「元」可對譯為「仁」，但
「仁」的涵義卻比「元」更加深遠。朱熹此言「說得有根源」，或指此兩詞彙意義
業明，《湛若水年譜》，頁 146。
23 參【明】湛若水撰，《格物通》（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716 冊，卷十八，頁 168-169。
24 參【宋】朱熹，〈春秋‧經〉，《朱子語類》（北京市：中華書局，1986 年），卷八十三，頁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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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能等同。朱熹的弟子亦對此解釋有所疑惑，並於師生討論過程中，愈加突顯 胡安國傳釋《春秋》，實有其詮釋問題。25
然而，關於「隱公元年」的注釋，《春秋正傳》卻以「不書即位」為詮釋重 點：
其隱不書即位者，何也？史不書也。不書，不在夫子也，其文則史也。立 君以嫡不以庶，桓嫡而幼，隱長而庶，不宜立隱，非嫡而立，立不正也。
故上難以告天子，下難以報列國，不報故不書，史之文也；不書，非夫子 之所削也，而其是非自見矣，聖人何心哉？26
不同於《格物通》，湛若水在《春秋正傳》中完全不提及「隱公元年」的意義，
並以「立不正」及「不報不書」為疏解核心。若說《格物通》是以帝王為既定讀 者，而以溫和勸進為旨，則《春秋正傳》可謂站在經典永恆傳承的立場上，論斷 一切是非。由此可知，《春秋正傳》據以立論的視角，與《格物通》有著極大的 差異。再看〈敬天上〉「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之例：
臣若水通曰：胡安國曰：「經書日食三十六行，有常度，然每食必書，示 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臣謂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象也。食則以陰乘 陽，君德蒙蔽之象，故書之，將以警懼乎君也。為人君者果能欽若昊天，
用慎厥身，凡權臣之竊柄、內寵之扇惑、陰崖寒谷之隱情，不得聞於上者，
悉旁燭無疆，則更化善治，萬邦惟慶，亦猶日之晦而復明也。故曰：「君
25 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卻就 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近見一相知說，傅守見某說云，固是好，但其中無一故 事可用。某作此書，又豈欲多使事也﹖」問：「先生既不解《春秋》，合亦作一篇文字，略說大 意，使後學知所指歸。」曰：「也不消如此。但聖人作經，直述其事，固是有所抑揚；然亦非 故意增減一二字，使後人就一二字上推尋，以為吾意旨之所在也。」問：「胡文定說『元』字，
某不能無疑。元者，始也，正所謂『辭之所謂「太」也』。今胡乃訓『元』為『仁』，訓『仁』
為『心』，得無太支離乎﹖」曰：「楊龜山亦嘗以此議之。胡氏說經，大抵有此病。」參【宋】
朱熹，〈春秋‧綱領〉，《朱子語類》，卷八十三，頁 2157。
26 參【明】湛若水，《春秋正傳》，卷一，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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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其更也，人皆仰之」。27
以上引文，以《論語》及胡《傳》為引述核心。湛氏承胡《傳》意見，以為《春 秋》記此，是以災變警醒人君修德。湛氏又以《論語》言日蝕最終得以復明，比 擬執政者若善自省並慎施政，則日光絢爛的本質，將再度顯現而不被遮掩。然
《春秋正傳》則言：
日有食之，若有物食之耳，非真有物也。書曰「有食之」，《公羊》以為記 異是也，《榖梁》以為言日不言朔，食，晦日，臆說也。程子曰：「日食有 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愚謂或曰有常度，災而非 異也。星辰陵歷亦然，然而亦有當食不食者，其修德之所彌歟？胡氏曰：
「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 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愚謂此皆以利害言之。聖 人言畏天命而迅雷風烈必變，則理固所當畏，而未暇論其利害矣。夫人君 之於上天，如人子之於父母，父母有怒，人子自當起敬起孝，安暇計利害 乎？《春秋》書此，所以教人敬天也。28
由以上引文可知，湛氏在《春秋正傳》的論述，明顯與《格物通》不同。藉由兩 段引文相對照，可發現《格物通》「臣謂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象也」也是承 自胡安國「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的看法。《春秋正傳》思考《春秋》記異 的目的，認為人君修德不該與「將有災變」構成因果關係，若不修德則將有災禍，
這是以「避禍」之利而誘使人君修德，人君修德便成為一件「有待」之事。湛氏 認為，《春秋》記錄日蝕現象，是為了對未知的天威心存敬畏。比較《春秋正傳》
與《格物通》的解釋，會發現《春秋正傳》持論更為嚴格。天威並非可以算計、
預測，亦非人君行政的獎懲，天象是展現天理規律的環節之一，而天理帶領萬物 氣化動靜，故若人君仔細觀察天象而體悟天理，並以此調整行為模式，便能達成
27 參【明】湛若水，《格物通》，卷十三，頁 123。
28 參【明】湛若水，《春秋正傳》，卷二，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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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和諧的境界。
《格物通》中〈舉措一‧「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一條，也是與
《春秋正傳》解釋差異較大的例子，其曰：
臣若水通曰：胡安國《傳》云：「『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
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 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任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
臣謂胡安國之說可謂得《春秋》之旨矣，夫舉措用舍者，王政之大端，治 亂之所由成者也。不以其賢，惟以其世，文王之政至是泯滅無餘矣。此王 綱之所以不振，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惜哉！29
《春秋正傳》則曰：
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著天王之失道也。……。當是時，諸侯不修臣職 以朝天子，桓又篡弒之賊而不能誅，又再聘焉，其君道不立甚矣。……其 稱仍叔之子者，《公》、《榖》、程、胡皆以為譏父老子代、譏世官，恐聖人 取義之意在來聘，而不在乎此也。稱仍叔之子者，仍叔為大夫，已老，其 子未爵而承王命，故不可稱官，而稱仍叔之子，如今侯伯之子為勳衛以入 侍從者。30
由以上引文可推，湛氏對於《春秋》學的認識，似依循《公羊傳》、《榖梁傳》、 二程經說、胡安國《春秋傳》說法而漸進累積。《格物通》明顯承襲《公羊傳》
與胡《傳》「譏世卿」的想法，勸諫若不以賢任官，將是為政之大忌。然而《春 秋正傳》卻擺脫《公》、《榖》、程、胡「譏世卿」的脈絡，改以「來聘賊臣」為 疏解核心。相較之下，《格物通》以「仍叔之子」的名號問題為可議，而《春秋 正傳》則放大論述重點，認為「使人來聘」事件本身並不合理。
與胡《傳》「譏世卿」的想法，勸諫若不以賢任官，將是為政之大忌。然而《春 秋正傳》卻擺脫《公》、《榖》、程、胡「譏世卿」的脈絡，改以「來聘賊臣」為 疏解核心。相較之下，《格物通》以「仍叔之子」的名號問題為可議，而《春秋 正傳》則放大論述重點，認為「使人來聘」事件本身並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