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立法者與詩人
第四節 梭倫
西 元 前 七 世 紀 下 半 葉 的 雅 典， 根 據 普 路 塔 荷 的 記 載，72在 屈 隆
（
Kulōn
）藉占領衛城欲成為獨裁者的事件落幕後，內部出現了採用何種政治制度的爭議：居住在山丘的人偏好民主政體，平原上的居民喜 好寡頭政體，而海邊的居民則選擇混合的政體。73此外，城內亦同時 出現了財富分配不均，富人與窮人衝突日益的情況，整個城邦處於騷 動不安的狀態，唯一的出路及解決方式是獨裁專制。另一方面，所有 的平民皆成為負債者，因為為了維持生計，他們都必須向富人借貸。
還款的方式有二，要麼將耕作收成穀物的六分之一交給債權人；要麼
71 塞歐格尼斯的用字極重，他認為宙斯對放肆者會exoleseien（徹底摧毀）（851-852）或帶
給他們atē（毀滅）（231-232）。
72 普路塔荷《梭倫》（Plut. Sol.）XIII, 1-3。
73 亦可參見亞里斯多德《雅典政體》（Athenian Constitution）XIII, 4。
債務人以自己的身體為抵押，成為富人的奴隸—不僅在富人家中為 奴，亦有可能被賣至外邦；更有甚者，還不出錢的人出售家中妻小，
只為如期歸還向富人借貸的款項。這即是梭倫所處的時代背景。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嚴重的貧富對立？主因或許是人口過剩。由於 西元前七世紀下半葉，位於阿提卡的雅典人口膨脹，超越了阿提卡的 負荷量，74迫使原以放牧為主的阿提卡人，必須改變生產與生活方式，
以滿足人口激增後的糧食需求，所以農業經濟取代了放牧經濟；然而 不斷地追求糧食生產量，導致土地過度使用，逐漸貧瘠不妊。為了維 持糧食的生產量，需有更多的耕地，所以砍伐森林取得耕地成為農民 經常使用的手段。可是失去林木就失去水土保持，表土被雨水沖刷殆 盡，土地因此不再富饒肥沃，惡性循環之下，造成糧食生產不足，無 法應付龐大人口所需。且農民本因糧價飆高而獲利，現在政府進口糧 食，本地的糧食價格不敵進口糧食的賤價，農民生計由是堪慮，75於是 便造成了普路塔荷所說的「農民為奴」。事實上，人口過剩原來只影響 了生活方式與生產手段，但此一改變所引發的農業問題，擴大為經濟 問題。農民為了維持生計不得已向富人伸手借貸，釋出自己原有的土 地，享受不到耕作後的所有成果，更以賣身求取溫飽。嚴重的經濟問 題遂進一步惡化為貧富對立的社會及政治危機。76
原本並無政治企圖的梭倫，在此政治危機中被選為執政官，77因此 被賦予解決危機、進行改革的重責大任。他之所以能在如此激烈的階 級衝突中脫穎而出，被委以重任，主要原因或許有三：第一，他既非 富有的貴族，亦非赤貧的農民，而是位曾四處經商的商人，78因此在此 階級對立中他可與雙方保持等距。梭倫在詩作中不斷強調自己是以不
74 參見蘇曲迪德斯《伯羅奔尼薩戰爭史》I, ii, 6；因此有許多雅典人移民至愛歐尼亞。
75 參見French 1956: 12-14的敘述。
76 French 1956: 15；cf. Vlastos 1946: 73認為，奴役農人的土地就是掠奪城邦整體的自由。
77 Plut. Sol. XIV, 2.
78 Plut. Sol. II, 3.
偏袒的方式，保持中立，進行政治改革。79第二，富有的一方認為梭倫
西元前624/623-621/620年；至於梭倫的立法傳統上認為是西元前594/593年。
84 Fr. 36；Plut. Sol. XV, 5；《雅典政體》VI, 1及IX, 1（亦可參見Leão and Rhodes 2015: Fr. 69a 及b）。Leão and Rhodes 2015: 4及112認為，seisachtheia與其說是解除所有的「債務」，
不如說是免除農民須將生產所得的六分之一繳給地主的「義務」。
85 Frs. 36, 14-15及Plut. Sol. XV, 2。
求，是造成城邦毀壞的主因（
4
），特別是富人們不知節制地過度蓄 積、追求財富，他們的放肆與無度（koros
）是城邦內部發生衝突對立的原因（
4, 8-9, 46
）。86因此要求富人不要向其債務人索討債務，乃是對富人道德上的要求—不要對金錢有貪婪之心。梭倫說：
你們有不滿足於諸多好的事物的衝動之人，
要使胸中堅硬的心安靜，
將自大的心靈（
megan noos
）置於合度中，因為我們既不會 順從，這些事也不適合你們。87梭倫凸顯富人對金錢的貪得無厭與城邦內部階級對立的關係，指控前 者應對城邦的傾圮敗亡負責。
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記載，梭倫除了提出解除窮人的債務外，亦言 及土地分配的問題：「以獨裁專制的暴力行事不令我愉悅，貴族與平民 平分（
isomoriēn eohein
）先祖肥沃的土地亦不令我高興。」（XII, 3
）這 段文字經常被詮釋為，梭倫不但協助貧窮負債的農民解除債務，更藉 由土地重分配的方式將抵押給富人的土地還給農民。雖然亞里斯多德《雅典政體》
XII, 3
說道，人民對梭倫未平均分配土地給他們感到生氣；XI, 3
提及，人民對土地無法共享對梭倫感到不滿，但這似乎都不足以支持「梭倫進行土地重新分配」的詮釋。因為若如上述，梭倫是貧富 雙方皆可接受的一位仲裁者，他的裁判不是為了偏袒哪一方，那麼要 求富人取消窮人的債務及歸還後者抵押或出售的土地，不啻是使梭倫 本人失去中立的立場，更是藉此經濟改革對富人進行革命。解除債務 只處理債務及賣身為奴的問題，而不涉及土地歸還。88
86 G. Vlastos教授 認 為， 放肆 無度 造成城邦 內全面 性 的（all-comprehensive）衝 突（1946:
69）。
87 《雅典政體》V, 3；亦可參見Fr. 4c。
88 關於解除債務不涉及土地歸還的論述，參見French 1956: 23-24及Vlastos 1946: 83。
其次是關於政治及社會的改革。梭倫將社會區分為四個階級：89第 一個階級稱為
Pentakosiomedimnoi
（500
單位），即這一階級的人擁有的 土地，年產量可達500
單位；第二個階級是Hippada Telountes
，因為這 個階級的人繳交騎士的稅；第三階級被稱為Zeugitai
，此階級中的人所Vlastos
教授認為這正是正義的本質。91除 此 之 外， 梭 倫 亦 在 阿 瑞 歐 帕 勾 斯（
Areiopagos
） 恢 復 諮 議 院需補充說明的是，亞里斯多德《政治學》1274a15-21誤將第二及第三階段顛倒敘述。
90 一般認為這個階級是指具有生產工具的農民，但Leão and Rhodes 2015: 129則主張，這是
Leão and Rhodes 2015: 132強調，梭倫的雙諮議院的設計是不容質疑的事實。
控訴權，所以任何一位公民受害，即使非當事人，皆可上法庭對加害
Vlastos
教授認為這是梭倫在倫理學及政治哲學上的一大突破；然而兩位詩人的差異雖有，卻不可被過度強調，因為赫希俄德一如梭倫，亦 Leão and Rhodes 2015: 69-70。
95 《工作與時日》27-34；參見第二章第一節的討論。赫希俄德的主張偏個人訴訟（dikai）；
天（
Dusnomiē
）帶給城邦極多的惡，但適法（Eunomiē
）展現一切有秩 序及合宜之事，且經常給不正義之人戴上枷鎖」（4, 30-33
）。如此才 能使為惡的不正義者，目中有正義（Dikē
）（4, 14
）。學者們傳統上將Dusnomiē
、Eunomiē
和Dikē
這三個大寫字首的希臘文詮釋為神祇，再加 上斷簡殘篇中說，宙斯是萬事萬物的監督者（13, 17, 27
），為惡者會受 到來自宙斯的懲罰（13, 25, 29-32, 75-76
），且每個人的財富及一切的 好與壞、樂與苦皆由神祇賦予（13, 11, 63-64
），都使得W. Jaeger
教授 主張，在社會秩序中關於懲罰的論述，被宙斯的報復之宗教意象所取 代，這是何以梭倫舉海洋、大地及烏雲等自然現象說明為惡者難逃懲 罰的原因。101此外G. Vlastos
教授引斷簡殘篇13, 29-32
的說法：但有人立即受罰，有人稍後；可是若人們 自己逃避懲罰，諸神的降臨命運未趕上他們，
它定會擇日到來；無辜者受罰，
不是他們的小孩就是他們的後代子孫。
認為這是古希臘傳統的汙染或詛咒（
miasma
）的概念，他因此稱梭倫 的正義觀，是具有宗教特質的自然主義正義觀。102然而此類詮釋受到
M. Ostwald
教授的挑戰與質疑，他論述道：雖然他〔梭倫〕在他賦予
Eunomiē
及Dysnomiē
103行為的意義下 以人來對待這兩者，它們似乎以不具備任何神聖的衝動行事，且以如此自然的方式，它們或可更恰當地被認為是擬人化的抽 象 力 量， 梭 倫 看 到 它 們 在 他 周 遭 世 界 運 作。 它 們 是「 詩 中 的 人」，分別象徵城邦中有序及失序的事態。104
101 Jaeger 1969: 144-145.
102 Vlastos 1946: 66-67.
103 這是Ostwald教授的用法，本書使用Dusnomiē。 104 Ostwald 1969: 66.
若
Eunomiē
及Dusnomiē
是 兩 種 事 態， 那Eunomiē
所 指 的 就 不 會 是 梭 倫 的任何一項立法，而是立法後社會及城邦所呈現出的事態或狀態。因 此對梭倫而言，為城邦帶來秩序的主因不是宙斯，而是他的立法，其 詩 句可資 證 明：「我 的心要 求我教 導雅 典 人。」（tauta didaxai thumos Athēnaious me keleuei
）（4, 30
）沒有他的教導—即各項改革與立法，好秩序（
eunomia
）是不會現身於城邦的。這使得梭倫的Eunomiē
絕不會是「關乎普遍正當性的超越及絕對的理想」，他對此概念的使用僅侷限 於雅典城邦內部法律與秩序的恢復。105
J. Lewis
教授贊同Ostwald
教授的主張，認為儘管梭倫談到宙斯及雅典娜，但不同於赫希俄德，106他從來沒有於詩中明確指出，諸神會 對人的社會生活進行干預；雅典娜雖然對雅典人有上對下或垂直的權 威，但沒有橫向水平的權威，亦即，祂或可掌管神祇與人的事務，但 在城邦中人與人之間的事務，則不在其管轄之內。此外，在史投巴伊 烏斯收錄的詩句中，梭倫提及宙斯四次，四次都與人類的生活有關，
但皆是關於人類應如何賺錢維生及生活中適合擁有之物（
moira
）的敘 述，而非關城邦秩序的維護。因此宙斯與雅典娜皆不具有橫向水平的 權威，也就意味著祂們在梭倫的詩句中不是政治上的權威。107若這是對梭倫的
Eunomiē
及Dusnomiē
合理的理解，那他的dikē
的 概念應可依循此詮釋來理解。讓我們在接下來的論述討論梭倫的正義 觀。首先
dikē
有應報的決定者之意涵：105 Ostwald 1969: 68-69.
106 《工作與時日》238-243；亦可參見Lewis 2001: 9的討論。
107 Fr. 13；Ostwald 1969: 68-69。Leão and Rhodes 2015: 140認為，梭倫的立法定會觸及宗教 習俗，但這不表示他欲藉此建立國教，而是藉由相關立法將傳統宗教習俗活動組織起 來，以利於城邦的管理。
他們〔為惡者〕不在意
Dikē
的莊嚴基礎，它安靜地知曉現在及過去發生之事，
它安靜地知曉現在及過去發生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