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民主化與族群衝突之間的關係：倒 U 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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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民主化與族群衝突之間的關係：倒U 型理論
緬甸族群衝突的另一個特點則是發生的時間點，羅興亞族群衝突發生在緬甸 睽違多年的民主化期間，為何在這個時間點發生？這個問題本身就相當值得探討。
就族群衝突等形式的政治暴力和民主化之間的關係，不同於民主有益於族群關係，
有學者反而認為政治暴力在民主程度居中的國家最容易發生，而這些國家多是正 在歷經民主化，例如本文的研究對象緬甸。
Ted Robert Gurr 在他的著作《Why Men Rebel》（1970）提出「政治暴力和民 主的倒U 型關係」，這個理論認為政治暴力如內戰等的發生機率和民主化程度呈 現倒U 型的關係，政治暴力在民主化程度的兩端，極權和民主國家反而比較少，
在民主程度居中的半威權國家中，政治暴力反而最多。但是當時他在書中並未仔 細分析此論點，因為當時他的重點在於剝奪理論。
Edward Muller 和 Erich Weede（1990）利用統計分析 1973 至 1977 年之間所 有國家的政治暴力死亡率，發現國內的政治暴力發生頻率和民主程度、政治暴力 發生機率和鎮壓的強度都確實呈現倒 U 型的關係，政治暴力在民主程度中階的 國家最為常見。作者也證實另外兩項假設，經濟成長減少政治暴力發生的機率、
潛在的分離主義增加政治暴力的可能性，統計結果無法證實心理學的剝奪理論，
反而是更為支持理性選擇理論來解釋政治暴力。
兩位作者認為在高度代表性的政權下，集體政治行動的機會成本低、雖然成 功機率是微乎其微，因此理性行為者會三思而行。而在無代表性的政體，也就是 專制國家中，任何集體政治行動的機會成本都會非常高，而和平的政治集體行動 的成功率會比暴力的高，因此和平的集體政治行動的成本會比暴力的集體政治行 動的低，理性行為者會更有可能採取非暴力的集體政治行動。但是在半威權國家 中，集體政治行動會有一些空間，而和平的集體政治行動的成功率是微乎其微，
因此暴力集體政治行動反而有其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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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鎮壓強度的倒 U 型關係而言，當政府大舉鎮壓時，異議團體的動員成本 過高，因此難以行動。當政府以和平方式處理時，多數異議人士會不支持採取暴 力。在半民主政體下是有動員空間的，但是和平的反對運動通常是徒勞無功，反 而暴力叛變成為成為一個合理選項。
Horowitz（1993）也指出民主化失敗的原因常常是族群衝突。在一個族群高 度分裂的社會，族群分歧本身就決定哪些人被納入民主、而哪些人被排除在民主 之外。Horowitz 文章之中提到的被排除的族群中就包含被視為孟加拉人的緬甸阿 拉干穆斯林。
Håvard Hegre , Tanja Ellingsen, Scott Gates 和 Nils Petter Gleditsch（2001）三 人研究從 1816 年至 1992 年的國內衝突，而且控制發展程度、獨立建國時間長 短、族群多樣性、是否有戰爭，他們的研究結果證實國內政治暴力發生頻率和民 主程度確實呈現倒U 型的關係，過渡於專制和民主之間的國家更容易發生暴力。
另外族群多樣性會增加內戰發生的機率、以及過去發生過內戰的國家容易再度發 生內戰。
至於為何在民主化轉型期更容易發生衝突？有學者把研究重點放到民主化 期間伴隨 的新生言論、媒 體自由 與民族 主義之間的 關係。《Nationalism and Marketplace of Ideas》（1996）的兩位作者們 Jack Snyder 與 Karen Ballentine，認 為民主化時推動新聞自由更可能造成族群衝突，並反駁對於族群衝突常見的處方
——「無條件的新聞自由」。
作者們認為在獨裁國家沒有誘因透過媒體煽動族群情緒，因為沒有選舉競爭 壓力，而且他們的合法性也不是建立在大眾支持上。獨裁國家更希望民眾是去政 治化的，而且民族主義可能給外交帶來麻煩。獨裁者只在兩個情況下打民族主義 牌，一是權力即將流失，例如發動福克蘭群島戰爭的阿根廷軍政府。二是靠著民 族主義上台的，例如希特勒、大正民主後掌權的日本軍部、拿破崙。
他們認為最危險的情況反而是民主化讓政府不再獨佔媒體，但是相關制度和 公民社會尚未穩固。原來的執政者和其他菁英開始競爭大眾支持來執政，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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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所有政治人物都會有動機與機會來「打族群牌」。因此無條件的言論自由未 必是解方，言論自由反而給創造民族主義謠言（myth）的人一個主導公共討論的 機會。作者更強調應先處理言論「市場失靈」的機制，例如記者訓練、專業媒體 補助等、規範仇恨言論，之後再擴張政治參與。
族群衝突讓民主化的開始和民主本身的運行都變得困難。東歐的民主化經驗 也顯示族群分歧比較不明顯的國家，民主化過程比較平穩。另外Horowitz （1993）
也提到許多族群武裝衝突是針對族群為基礎的政權，他舉的例子就包含緬甸，並 指出少數民族叛亂是政府擔心民主化的原因之一。
Snyder（2000）對於民主化和衝突的研究指出，從獨裁往民主轉型的國家更 可能發生戰爭，特別是在制度建立還沒有完善的國家。作者認為當一個制度脆弱 的國家，發生菁英採用民族主義來動員民粹群眾，容易導致戰爭發生。而且如同 Tanja Ellingsen（2000）所提醒的，當國際社會提倡民主時，應該注意到國家不會 一夜之間就會變得民主。政治轉型常常是漫長、複雜、波折的。顯示民主化的漫 長歷程，可能會伴隨著族群衝突的陰影。
在《從投票到暴力》 （From voting to violence）一書中，作者Jack Snyder
（2000）認為民主化常導致民族主義衝突。作者舉出多個例子，例如盧安達在種 族屠殺前夕也開放了部分出版和新聞自由。更早的歷史案例則有法國大革命、以 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也可歸咎於日本和德國的不完美民主化開端。
作者認為將民主化期間發生的民族衝突歸咎於民主化之前就存在的民族分 歧這種想法有誤。他認為多數案例中，民主化之前少有民族主義的存在，反而民 族主義多於民主化早期興起。在多數人積極參與政治之前，人們的民族歸屬感通 常較弱，雖然有文化、語言、宗教、地區差異，但少把這些差異和政治相關聯。
這也因為在民主化之前，政治是菁英的事務。
民主化後，民族內的有權者想利用人民的力量去進行戰爭或發展經濟，而政 府不想讓渡更多政治權力出去，民族主義就成為控制民主化壓力的方式，把「民 族的敵人」排除在民主外，例如少數族群、工人階級、對立菁英或其他政治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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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這些人沒有民族資格、因此也無資格參與民主。
因此作者主張發展中國家的成功民主化，需要做到對舊菁英提供法律和經濟 緩衝、先建立公民和政治的相關制度：提高人均收入、廣大中產階級、公民社會、
強國家，各因素會互相增強，增加民主轉型成功的機率，而沒有一個因素能成為 單獨抵抗民族主義。最好的情況是先存在一個利益可調適的強大菁英團體興起，
他們不擔憂政治開放。如果菁英的利益不可調整，被感到威脅的菁英會操控民主 化，轉向民族主義。
《民主的黑暗面：解釋種族清洗》（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作者Michael Mann（2015）認為種族清洗是現代現象，是「民 主的陰暗面」。他指出在希臘文中民主的demos 意思是「普通人」、「群眾」或「大 多數人口」，民主意為「普通人當家作主」，但「人民」還意味著「民族」、或希 臘文的ethos（種族集團）、也就是「族群」。現代性是由族群和民族主義所構成，
公民權、民主和福利制度都和族群、民族聯繫在一起。在多種族狀態下，民治理 想讓人民和支配地位的族群交織在一起，產生民族和國家的觀念，進而鼓勵對少 數民族清洗。
作者認為剛民主化的國家比穩定威權國家更有可能發生種族清洗。當威權主 義政府在多種族背景下漸漸衰弱，「人民」和「族群」的概念最有可能開始混淆。
作者還反駁了公民社會是預防種族清洗的說法，他提到激進的種族主義者的公民 社會網路通常比他們的對手更為密集、更有煽動性，才能成功，例如納粹就是如 此。穩定的威權政府通常會「分而治之」，力求平衡各大族群的訴求。然而穩定 的民主國家，比民主化中或威權國家都更不可能實行種族清洗。穩定民主國家已 經保障參政權、多數統治和憲法對少數人的保障。但過去並非如此，多數民主國 家過去都實施了足夠的種族清洗，才有了現在基本上是單一民族的國家。另外作 者提到許多地區都是發生種族清洗的危險區域，例如緬甸的邊陲地區就是其中之 一。
民主化過程中新生的自由和民意壓力、國家力量從獨裁時期的消退，讓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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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Stockemer, 2010）。民主社會提供了更多和平解決爭端的可能、以及族 群和諧共存的機會，而不是像獨裁國家將內部分歧如壓力鍋般壓下，在民主化時 Edward N. Muller和Erich Weede
（1990）
Håvard Hegre, Tanja Ellingsen、
Scott Gates 和 Nils Petter
1. 政治暴力和民主程度呈倒 U 型的關係 2. 族群多樣性增加內戰機率
3. 過去發生過內戰的國家容易再度發生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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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Snyder 和Karen Ballentine
（1996） Jack Snyder
（2000）
Michael Man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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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概念最有可能開始混淆。
l 穩定的民主國家，比民主化中或威權國家都更不可能 實行種族清洗。
l 公民社會不能預防種族清洗，成功的激進種族主義者 的公民社會網路相當綿密、更有煽動性，例如納粹
l 公民社會不能預防種族清洗，成功的激進種族主義者 的公民社會網路相當綿密、更有煽動性，例如納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