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國軍閥的財政與兵（1911-1949）
第三節、 民國初年的人身關係管制及其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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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單位作為輔助統計的基礎
根據國民政府的設想，區政權不僅要統計人口、丈量土地、徵收賦稅、維護 治安，而且要負擔起建設近代文明基礎設施的任務：如興辦教育、參與自治、
多種經營、發展經濟。但實際上，榨取財稅一直是區政權的中心任務。181
在上述可以得知，區要統計人口、丈量土地以及收稅。伴隨區的產生的是，
區長也隨之官僚化，區長大約有 50 元的合法月薪。182 在這裡可以得到幾個訊 息。首先，在執行區的經費數目字管理的同時，由於區長也有了合法薪資，所以 數目字管理與「制度性的支配聯合體」是同時發生的。其次，區的成立給予區更 多的自主與義務。若給予區長的薪資不足，可以想見的是，他會再在更小規模的 範圍之內進行攤派。
第三節、民國初年的人身關係管制及其演變
在民國初年人身關係管制幾乎無所不在，在此就舉蔣介石為例，說明「軍政 單位自籌軍費」及「士兵的私人效忠行為」。
一、蔣介石與人身關係管制
（一） 蔣介石的軍費自籌方式
蔣介石軍政單位的自籌軍費手段甚多，大多都屬於攤派原則產物。本文以「鴉 片包稅制」、「變賣湖北政府不動產」及「打擊工會勢力作為」著眼點，說明蔣的 軍費來源。首先，說明的「鴉片包稅制」：
181 同上，頁 42-43。
182 同上，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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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鴉片包稅？……政府就會發出包稅投標公告。通常有很多人投標，他 們承諾在未來三年內每月向政府支付固定租金。……贏出的承包人是唯一有 權把生鴉片加工成煙土（可吸食鴉片），並把它零賣給消費者或者以故定價 格出售給有執照的鴉片船、煙室或其他被認可的零售商的人。183
回頭檢視所謂「攤派」原則。第一，因為鴉片包稅制不需要具有普查、土地 丈量。所以它具有便捷的效果。第二，鴉片包稅可由各地方政府的財政需要，自 行徵發。所以很容易需達成預算數字跟徵發「鴉片權利金」的平衡。而這種隨時 攤派的特性，符合戰時的特別需要。在北伐期間，蔣介石與上海大亨杜月笙產生 了緊密的關係：
這種壟斷基本上成了一種讓毒梟杜月笙來控制的包稅。其中，為回報政府同 意他擁有出售鴉片的壟斷權，杜月笙同意給政府一大筆錢。184
除便捷外，蔣介石還為此特別成立「農民銀行」，作為他的「私房錢」以排 除外國對及宋子文此資金的運用。185 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在 1926 年北伐之 前，平均每月每個人收入在 10 元到 11 元之間。186 換言之，1300 萬的鴉片稅，
以每位士兵 130 元的年餉計算，就足以供給蔣介石的 10 萬軍隊的軍餉一整年。
其次，變賣公有財產通常也是政府軍費籌集的一個形式，蔣介石在對抗北洋 軍閥時，便採取此種模式，變賣「湖北政府的不動產及公債」，達到籌集軍費的 目的：
蔣介石估計北伐最初兩個月的軍費需要五百萬元，由革命基地廣東負擔。實 際上北伐最初十個月廣東一省每月負擔的軍費就是一千萬元。此外湖南，湖 北尤其是武漢籌集的軍費遠超過廣東的擔負。蔣介石的軍隊在武漢出賣湖北 政府的不動產二千一百萬元，又發行公債，不兌換紙幣和收稅。187
183 卜正民、若林正編，《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939-1952 年》，合肥：黃山書社，2009，
頁 93。
184 同上，頁 226。
185 同上，頁 298。
186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香港：三聯書店，1983，頁 74。
187 同上，（香港：三聯書店，1983），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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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蔣介石發行變賣湖北不動產籌措軍費，並且發行公債。但這公債卻 無法兌換紙鈔（政府不買回），並且又不能拿來繳稅，實際上與搶劫無異。重點 是軍費的負擔主體並非蔣所轄的所有省份，而是佔領之後的湖南、湖北。它們因 為緊鄰戰區而有較多義務，實際上就是攤派原則。
同樣的「蔣介石鎮壓罷工」作為蔣介石募集軍費的手段，可以看看蔣到上海 之後與商人的互動：
蔣到滬之後，首由紳商供給借款三百萬元，數日之後又收七百萬元。各紳商 更承應資助一千五百萬，以打擊工會及共產黨人為條件，同時由黃金榮與杜 月笙組織與左派敵對之右工會。 188
上述可見得蔣以打擊「工會運動」及「共產黨人」為條件，用私人關係，獲 得了 1000 萬的借款。同時紳商們也答應給予後謝 1500 萬。這成為了蔣後來北伐 的政治資本。而這種實際上就是以暴力對紳商攤款。
（二） 、蔣介石士兵的私人效忠行為
《上海時報》也在每個大軍閥死時或者出了什麼事的時候宣佈他們的家產有 多少。不只是大軍閥像張作霖，曹錕，李純那樣，累積了幾千萬元，投資於 地產，高利貸，近代的企業等等。小軍閥也搞得不錯。在福建帶民軍的陳國 輝，販鴉片，存積了八百多萬元；在貴州北部給紅軍打得落花流水的侯之擔 也有一百多萬元。189
上述的情形已經說明了民國初年軍閥的財產狀況，那麼，他們之間的效忠行 為是如何呢？軍人招募在當時是「地方長官─失業軍官─募兵販子」層層包辦的 關係：
募兵的辦法是由地方長官奉軍事當局的命令招募。他們找幾個沒有兵的失了 業的下級軍官（營長、連長之類），軍官找「募兵販子」。募成了軍以後，發
188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 55-56。
189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香港：三聯書店，1983，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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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械制服，發月餉，訓練一下，就組織了一支軍隊。190
當然，中央長官在上述例子中也是可能出現的，這樣就成為了「中央長官─
地方長官─失業軍官─募兵販子」四層包辦模式，此以蔣介石給余漢謀的書信為 例：
廣州余（漢謀）主任勛鑒；此次抗戰凡參加部隊死傷皆在半數以上，我六十 六軍以奮勇挺戰犧牲甚大。中央同人同聲講贊。已調後方整理修養，但兵員 缺額太多，遠道補充不易，中意由粵再調三師來京增援，請兄准在後方加練 補充師兩師，其經費可由中央擔任。中央同人以兄部精強，望多派部隊參戰，
為我黨國爭光，而中盼望之固切不待言矣。立覆！ 中正手啟。191
但不論是或地方長官為首的三層制，中央長官為首腦的四層制。產生這種經 紀人管制的原因就是「經費來源」。差別只是在「地方長官發月餉」或「經費可 由中央擔任」而已。
第二，「軍隊的調動與開拔費」。調動與開拔反應的是經濟意涵。首先，在 民國初年，依照陳志讓的說法當兵的確是一種「職業」：
當兵實在是職業，是窮人的一條生路。太原警衛旅的士兵每月收入在六元三 角到九元之間。他們多數有能力寄一些錢回家。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九年 廣東士兵的收入也差不多。在一九一四年平均每月收入十二元，可以剩九元 養家；一九一七年軍隊增加了，平均每個士兵的收入減到六元到七元五角，
但也還可能有些剩餘。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在一九二六年北伐之前，平均每 月每個人收入在十元到十一元之間。這大概因為都是新兵，所以收入的差距 很小。除去伙食六元左右，所剩的就不多了。……一個士兵如果收入八元，
等於耕種一百畝地的一個四川自耕農一家五口的收入！只有在五十畝到一 百畝左右的小地主的收入才比他的收入好一些。192
190 同上，頁 75。
191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 186-187。
192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香港：三聯書店，1983，頁 69-74。
關於當兵作為一種職業，陳志讓同時提到：「《東方雜誌》第四十二卷三期上登載了一個短 篇故事，描寫一九二○年代一個四川窮人當兵的經過。陳老三是個貧農，在農閑時抬滑竿（沒 有遮風雨設備的轎子），因為滑竿和農業擔負的捐稅太重，不能繼續那樣謀生，於是放棄了 農業，逃到了成都，入了伍，只有那樣才「有吃，有穿，有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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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反應著在軍閥混戰的民國初年，當兵待遇相當於一個小地主，並且是解決 剩餘勞動主要方式。同時也可以發現，當兵與軍閥問題幾乎全都是「經濟問題」，
具體而言，就是戰爭的「開拔費」：
士兵的殺傷和破壞能力有限，內戰的破壞性主要不在戰爭過程之中，而在戰 前戰後。戰前戰後士兵破壞行為一方面因為欠餉，另一方面因為士兵的訓練 不好。中央和地方政府欠發軍餉是常見的事，據一九二三年 China Yearbook 在七一二頁的估計，全國欠餉達一億八千萬元之多。欠餉的軍隊不能開拔到 別的地方，因為在駐紮第方能找到當地的收入。如果要開拔，就得付欠餉跟 開拔費。欠餉的軍隊也不能或不願意打仗，好像工人罷工一樣，要他們打仗 就得發欠餉。193
其中也包含兵變：
如果不發欠餉，士兵對付的辦法是兵變。在兵變之中，他們搶劫人民的財物，
這常是由兵變匪的開始。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外國的借款少了，欠餉變 成一個嚴重的問題，兵變也成為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194
所以兵餉未發與兵變是結合在一起的。軍閥之間的混戰與地盤的爭奪，都反 應著這些經濟因素的分配。
第三，「軍備的分配」情況中央政府因有經費擁有軍火，但卻無個別分配至 每個「軍人」的能力，只好依照軍區規劃，分配給各個軍區長官（或指揮官）。
李宗仁在《李宗仁回憶錄》中關於王認曲領軍火的片段便可知悉：
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王纘緒得了委員長親批手令，仍得不到補充，而王師長 後來才得到手令，卻領到了。……王微笑告王鴻韶說：「其中有竅門！」王 鴻韶追問其「竅門」何在。王說，他奉批得新槍一千枝，他決定賣掉二百枝，
就以這筆款項向經管倉庫人員行賄，如此他尚可買得八百枝。195
193 同上，頁 79。
194 同上，頁 79。
195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李宗仁回憶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