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國家仍是重要的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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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各國如何改革，人民福祉的保障應是終極目標。

第四節 民族國家仍是重要的行為者

多數學者仍是傾向看中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中的重要性，本節整理歸納出 國際關係、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領域的觀點。

國際關係理論是最主張民族國家位居重要之主導地位。現實主義觀點以性惡 說出發，主張國家為其利益、透過權力的掌握與擴大來追求，並藉助主權論述控 制了地理空間（即疆界）與人民，其方法論上是個體主義，視國家為唯一的行動 者，並區別國內結構與國際結構。新現實主義雖經華爾滋(Kenneth N. Waltz, 1979) 提出「結構」論述、以及基歐漢和奈伊提出結構與過程並重、暨複合互賴的觀點 (complex interdependence)，(Keohane and Nye, 1989)修正了傳統現實主義內涵。

然不論是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均不接受全球化發展會危及現代國家之功能與 角色，民族國家仍是全球政治中最重要、雖非唯一的行為者，而且在短期間更不 會被全球治理機制取代的，但有可能面臨國家自主性之降低(Held, 1995: 23-26;

Held et al., 1999: 442-443; Held and McGrew, 2002a: 15-17)。揚格絲(Gillian Youngs, 1999: 28)指出，主權與秩序是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國家中心論的基本概念，

國際體系是處於無政府狀態，享有主權的民族國家憑其實力來維護國家利益與國 際秩序。

魏斯(Linda Weiss, 1998: 2,9,11,13)從現代國家演進指出民族國家具有一定之 適應力，如 18 世紀時為擴增領土而發動戰爭是所謂尋租者(tax-seekers)，19 世紀 則發展成維護國家經濟的保護者與工業的代理人，20 世紀則是透過擴大公民資格 來締造其民族，而 1990 年代以來否定國家之主張主要集中在三種說法：國家喪 失自主性、政府面對跨國資本的無能、以及民族國家這個組織原則已過時了，其 原因則在於由跨國公司與無國界金融所整合的跨國資本與市場的全球經濟；事實 上，魏斯寧以國際化一詞替代所謂的全球化，國家正因其能力不同而有強國家與 弱國家，強國家是會憑其資源與轉型能力來因應內外之挑戰，會是「全球化之助 產士(midwife)、而非其受害者(victim)」！故國家能力在全球化競爭中，只會更凸 顯國家存在之新意義，而不會被取代、不會死亡！

宋學文與黎寶文（2001：20）從全球化發展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出發，提出國 際關係理論的「傳統主權概念乃是因著領域性國家治理而來，但全球化下的國家 主權觀念卻源自交易成本、代理人等契約觀念」，現實主義主張的主權國家試圖 透過國際典則(regime)之建立來約制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進而促成國際合作 達到全球治理的可能，但不認為民族國家主權已被「更高之權威或其他非領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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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形式所取代」。

凱米萊里和福爾克從現代世界經濟、技術變動、安全困境、生態危機和新社 會運動等五大領域出發，重新檢視國家主權的理論與實際，雖然他們結論道：

「在可預見的將來，領土國家仍將繼續做為有影響力的制度。」但他們提醒大 家，以往所熟知的國家、市場與不太熟悉的公民社會三者之間已逐漸出現新的三 角關係，那是一個不固定的碎片化和一體化模式，即使是主權理論也不易去解釋 它，在全球化推動國內碎片化的趨勢下，很可能削弱國家主權的概念與實際的基 礎，尤其是「國家與公民社會、政治權力與經濟組織、國家認同和社會內聚力之 間，日趨明顯之分離」，民族主義的力量將減低，卻有利於新公民社會概念轉變 進而推動新社會運動；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促成的未來世界景象仍有爭議，

如：「全球化是以經濟國際化和政治政碎片化為中介，還是以更地方化的、相互 容忍的多數文化為中介，或再次通過一種以世界權力為基礎的獨特的世界文化為 中介。」這三種爭論有各自支持者，但都不大可能取得優勢 (Camilleri and Falk, 1992: 253-256)。

英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在《國家倒退》(The Retreat of the State)一書中從經驗面探討非國家權威如黑手黨、國際六大會計事務所與國際 政府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世貿組織和歐盟）等之運作，

來觀察民族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作用，在三個方面可觀察到民族國家的正當性權 威受到衝擊：一是主權國家在社會、經濟領域的權威⁶⁸出現愈來愈強的不對稱現 象，且愈來愈是和其他行為者分享；二是所有國家的政府權威均因科技和金融革 新與經濟整合成單一市場而被削減；三是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基本職能如維護國 民安全與自由、國家經貿發展與成長並兼顧社會福利、解決紛爭的機制等等，並 未被充分實踐，結果顯示國家的權力在向市場轉移；觀諸 19 到 20 世紀的歷史，

現代民族主義建立了現代資本主義，因為現代國家的市場經濟建立在國家提供之 政治架構，20 世紀末的國家權威衰落、虛化(hollowness)主要是在西方，其問題在 質而非量，意即政府應重視為民服務、是人民的代理人，由此基礎出發重新調整 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方向才是，至於亞洲國家則不同於西方國家發展軌跡，政 府致力於促進經濟成長之工業化、現代化基礎設施、提升生活水準，如新加坡、

南韓、台灣；所以，主張國家權威衰退是不成熟的看法，因為國家轉向競爭世界

68 一向是屬於的國家的十多種權力或責任：1.犧牲個別公民生命的權利與國家保衛領土不受外來 侵略的責任相關；2.維持通貨價值；3.選擇適當之資本主義發展模式；4.糾正市場經濟週期性 景氣與蕭條趨勢；5.為在市場經濟中之弱勢者提供社會安全保障；6.稅收之責任；7.國家總體 之發展戰略；8.國家所擁有之經濟、社會上的權力是在國家疆界內行使；9.世界市場上之競爭 力要求國內市場提供一競爭環境；10.即對公民或團體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權。See Strange, 1996: 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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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大餅，不再是過去對領土之競爭，雖然全球化發展造成各國經濟上之互賴 (ineterdependence)不斷增強，對國家因應對策的選擇形成制約，各國受此外部因 素影響的範圍與程度不斷在增加，但國家仍是重要的，最後保守地結論到，研究 僅顯示出國家的權力流散了、世界走向更多元了，並未對國家若被多國企業或國 際政府組織取代的話，會產生如何一種組織形式，因為她認為「全球治理」一詞 是很牽強的一種想像，那必需存在一種全球性的權威，但目前並沒有 (Strange, 1996: xii,6,9,11-12,63-70,199; Stopford and Strange, 1991: 205-206)。美國國際政經 學者羅德里克(D. Rodrik, 2011)提出了世界經濟的政治三難(political trilemma)課 題，不可能同時追求民主政治、國家決斷和經濟全球化，雖説「全球」市場，其 規範與制度仍係建立在以民族國家的市場制度與規範之上，一種全球治理的新形 式仍有待發展，民族國家的主權是「經濟全球化的軟肋(soft underbelly)」⁶⁹並且將 國家與市場截然二分與對立的看法是錯誤的，兩者是互補而非取代的關係，民族 國家展現強而有效率的治理，才有助於市場與全球化的發展，換言之，世界經濟 若要更安全、更蓬勃，需建立在民族國家的有效治理。

吉爾平對於民族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帶頭角色是持相同看法，無論是西 歐國家、美國與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其國家經濟發展初期均扮演重要作用，且 在未來各國政府仍將扮演關鍵性角色，他由此批判超全球化論者是誤解了國家與 經濟間真正的根本關係，歷史經驗（兩次世界大戰、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與冷戰 時之經濟需求）已告訴我們—國家在經濟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至於民族國家在 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在他對全球治理的三種學派：新自由主義、新中世紀主義、

跨政府主義之批評中可知，其中新自由主義與跨政府主義兩觀點仍是以民族國家 為國際社會之重要角色，因為不論是改革現有國際體制或建立新國際體制，均是 相當困難的，而新自由主義與新中世紀主義（即是由非政府組織或全球公民社會 取代民族國家）則都面臨權力和資源的分配、由誰來分配、參與民主不足等問 題，所謂的「後民族」或全球性公民文化係僅存在西方文明，他最後結論到，民 族主義理念仍是「當代主流價值」，僅能期待主要強權間之共同合作建立一個穩 定、具人道價值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而非期待民族國家進行全球治理(Gilpin, 2001: 147,375-376,379-381,397-398,402-403)。史密斯(David A. Smith)、梭林傑(D.

J. Solinger)和陶皮克(S. C. Topik) 三人在其編著的全球經濟中的國家與主權一書中 均認為，從長期歷史發展架構來看，國家仍具有影響力 (Smith, Solinger and Topik, 1999: 1)。

霍爾(J. A. Hall, 2003: 1-2)認為，或許國家權力減少了，但國家與民族建構仍 是人類多數之關心重心。柯司特(Manuel Castells)的觀察與立場亦然，並未提出可

69 此譯詞取自杜林(20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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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新組織形式，而是以實例明言全球化與資訊社會帶給民族國家與國家理論的 危機，「民族國家操作能量衰退的決定性因素在於核心的經濟活動全球化、媒體 和電子通訊全球化，以及犯罪全球化。…權力式微之國家(states)要強化影響力、

保有勝利，就需踢開由國族(nations)做成之階梯，才有可為。」，亦點出了民族國 家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深刻的政治矛盾：「民族國家…為免在全球化的狂風巨浪中 失去避難所，…展開以國家為疆界的保護性地方自治主義。因此當國家越強調地 方自治主義，在全球權力瓜分系統中就越無法使力…」，對於亞洲四小龍在國家 帶領走向發展之途後，在千禧年之際，面臨的即是全球化帶來的國家地位問題，

保有勝利，就需踢開由國族(nations)做成之階梯，才有可為。」，亦點出了民族國 家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深刻的政治矛盾：「民族國家…為免在全球化的狂風巨浪中 失去避難所，…展開以國家為疆界的保護性地方自治主義。因此當國家越強調地 方自治主義，在全球權力瓜分系統中就越無法使力…」，對於亞洲四小龍在國家 帶領走向發展之途後，在千禧年之際，面臨的即是全球化帶來的國家地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