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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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民族國家的研究在1950 年代受到美國學者伊斯頓(D. Easton)批判而被忽視，
要等到19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才又是研究的熱點，卻是短暫的，僅維持到 90 年 代。1然觀察歐美各國發展經驗會發現，北歐和西歐國家如英、法、德、瑞典、丹 麥等國，正是在 1950-60 年代間追求福利國家模式，賦予「國家」對內干預的合 法性，相當期待與重視國家角色之扮演，其人民受到國家積極保護而非消極管 理 、 因 而 人 民 更 是 離 不 開 「 國 家 」 。 西 方 新 右 派 提 出 之 新 自 由 主 義 (neo-liberalism)2觀點到 1970 年代末才受到重視，其批判現代國家所面臨之危機如政府 職能超載與低落、「國家」干預太多，無力因應國際能源危機、社會福利的困境 與成長的極限，中央、集體的「國家」力量似乎比不上自由、彈性的市場力量，
然其核心不是自由本身，而是不受約束與不干預的一種經濟理念：捍衛市場力 量、縮減政府職能、政府退出商業活動，即一種「最小限度國家(minimal state)」
的主張(Dunleavy and O'Leary, 1987: 66-68; Nozick, 1974; Schirato and Webb, 2003:
25-26, 37)。然在 1990 年代之後，民族國家面對了更嚴峻的理論批判與實務難
1 尤其是當 1984 年克拉斯納(S. D. Krasner)的文章視國家研究為一新途徑，以及 1985 年史卡區波 (Theda Skocpol, 1985)批評系統理論與行為主義過於社會中心傾向，將國家的研究帶回來，而再 被重視。請參閱魏斯(Linda Weiss), 1998: 1。關於國家理論與研究之發展，請參閱高永光，
1995。
2 本論文此處所言之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是影響 20 世紀全球化發展的一種意識型態，其 不同於另一中文譯名新自由主義、英文為 new liberalism 之意涵。「new liberalism」在政治科 學中係主張國家法律與政府政策可以幫助個人權利的發展，無須限縮政府職能，於 19 世紀由 格林(T. H. Green)、霍布豪斯(L. T. Hobhouse)提出，謂之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在 1930 年代之後，因勢利導，成為凱因斯主張擴大政府職權，以促進經濟成長與充分就業的理論根 據，也稱為修正的自由主義，在修正古典自由主義遵循市場所帶來的缺失，並常被等同於社會 民主主義、福利主義，認為政府角色之扮演可以積極、而非消極地不干預，再加上 20 世紀柏 林(I. Berlin)區分自由為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兩種，積極自由即在強化政府在追求個人幸福可以 扮演重要角色。「neo-liberalism」則是主張縮減政府職能、發揮市場力量，是一種自由放任之 思想，自稱市場自由主義或放任自由主義，於二次大戰後讓位於前述之new liberalism，如今之
「自由派」是指主張福利經濟與積極自由之立場者，然在 1970 年代末西方福利國家遭遇財政 惡化與嚴重之失業問題而有顯著之衰退現象，致使新右派觀點受到重視，重拾古典自由主義，
實踐的是消極性的自由。海伍德(A. Heywood)的《政治學的關鍵概念》中文版譯者蘇子喬即提 醒讀者注意中文所謂「新自由主義」，在英文專有名詞有 new liberalism 和 neo-liberalism 之 別。請參閱Gray, 1984: 321-348; 1986: 32, 55, 61; Berlin, 1969: 118-172；江宜樺，2001：172-175；Heywood 著、蘇子喬譯，2009：x、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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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係以來自全球化發展的觀點為主，其中觀點較激進者如澳洲學者凱米萊里 (Joseph A. Camilleri)和福爾克(Jim Falk)於 1992 年出版討論主權是否終結的著作，
日本學者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於 1995 年提出區域經濟興起、民族國家將終 結的觀點，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認為是「全球經濟挖空了民族經濟和 民族國家的根基」(Beck, Camiller trans., 2000: 2)。
民族國家不是自古即有的政治組織，係發韌於歐洲歷史脈絡，從 1648 年以 來發展成形至今已超過 360 年。如果人類歷史發展給予民族國家出線機會，是否 也會威脅它、摧毀它呢？民族國家為何興起？又為何衰落？當 19 世紀德國和義 大利成為民族國家之後，馬克斯(Karl Marx)卻是主張廢除國家這個階級壓迫的統 治機器。觀諸歷史，民族國家挾著民族主義之威力發動戰爭、追求擴張，第二次 世界大戰之規模與殺傷力比一次大戰還大，民族國家形式與內涵雖因發動戰爭而 遭受批評，其數量卻在持續增加中；再加上國際情勢走向冷戰格局，國際關係是 對立而緊張的，各國無不爭相競逐權力與國家利益、卻又是相互依賴，反而更加 鞏固民族國家的地位，享有主權的民族國家才是聯合國這個最大型之國際組織 中，具有代表性之基本成員與唯一合法之行動者。但此形勢在 1990 年之後發生 大轉變，不論是在民族國家或是全球化浪潮方面。
就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觀點來看，1990 年代東歐共產集團瓦解，巴爾幹半島 與前蘇聯地區出現了一些新興國家出現；同時也發生民族與族群衝突，雖宣示著 民族主義之復興，但也出現殘酷無情的種族清洗行為如波士尼亞內戰(Bosnia, 1992-5)、蒲隆地(Burundi)與盧安達(Rwanda, 1994)衝突、蘇丹(Sudan)達佛事件 (Darfur, 2003-2009)、伊拉克庫德族(Iraqi Kurd)民族運動等，國際社會也束手無 策。中共當局對於美3、英、法、德、澳等國領袖於 2007-2010 年之間的會見西藏 領袖達賴喇嘛一事均提出嚴重抗議與抵制，其結果也只能徒呼負負，達賴喇嘛卻 也無力促使中共多做讓步。台海兩岸之間在 2008 年馬英九總統上任之後關係和 緩，經貿關係以經濟合作架構為談判基準，但一碰觸政治或主權敏感問題4則又陷 入矛盾中。由此看來，民族主義在 20 世紀最後 10 年到 21 世紀第一個十年之間 並未退讓，依舊在發燒。5但民族主義的兩極表現與評價，在少數民族分離運動議 題時常陷入主權原則與民族自決原則之僵局中，已有學者如戈特李柏(G. Gotllieb,
3 此處指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在任，以及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於 2009 年 2 月上任後 的兩任總統，歐巴馬總統直到2010 年 2 月才接見達賴喇嘛，還引起中共之抗議。
4 2009 年就有台北市主辦的聽障奧運開幕式(9/5)，以及達賴喇嘛來台(8/30-9/4)灣赴高雄為因莫 拉克颱風（8 月）受災居民祈福等。馬政府未立即同意達賴來台，而係先經高層會商後才發給 達賴與其隨行人員簽證。請參閱邵宗海，2011：121-136。
5 霍布斯邦(E. Hobsbawm)說，20 世紀晚期民族主義已衰微，比不上 1830-1945 時之表現，但事 實說明正好與霍布斯邦看法相反。請參閱Hobsbawm, 1993: 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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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建議解構主權，畢夏(L. Bishai, 1998: 107)明白指出主權與領土間之矛盾性，
而國際上對「人權高於主權」的呼籲，是否會對民族國家的主權觀形成壓力與影 響呢？6然而，2009 年發生在非洲索馬利亞海域之海盜行為，顯示出一民族國家 陷入無政府狀態之後的國內與區域的失序和混亂，由是又強調了國家在其領土範 圍內之有效治理能力的重要性。
再從 1990 年以來的全球化趨勢來看，奠基在 1960 年代開始之通信技術研 發，不但改變企業生產模式，更大程度地改變了金融與資本之管理模式，充分利 用與發揮到極致的多國企業因而擴展其影響力，將「國際」市場推向「全球市 場」，大前研一(1990)形容那是一種「無國界的世界」，在經濟全球化--資訊、市 場與資本走向整合之際，民族國家正在失去影響國內經濟結果的影響力。再者，
全球化發展不但打破各個社會之時空距離，更促進各個社會大眾的消費行為、品 味與傾向的一致化，顯示出文化的全球化發展，佛里曼(Thomas Friedman, 2006) 用「世界是平的」來形容這種發展，成就了世界的公民社會，最終走向地球村
7(global village)，種種現象預示著民族國家遭遇來自外部的衝擊而面臨著衰退，
甚至是終結的可能。在經濟全球化對生產、消費或文化層面造成之衝擊外，各國 亦面臨國際社會呼籲提升人權標準的壓力，還有國際社會共同合作反恐之任務。
有學者看到另一些現象，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 1992)提出「全球地方化」之現 象 ， 意 謂 著 地 方 與 社 區 網 絡 的 地 位 不 可 忽 視 ， 不 應 過 度 以 國 家 為 主 。 曼 恩 (Michael Mann, 1997)則認為全球化發展，其實是弱化地方網絡比對國家網絡要更 多一些。葛馬萬(Pankaj Ghemawat)（胡瑋珊譯，2009）則是質疑全球化並不正 確，他用「半全球化(semiglobalization)」一詞來指稱實際狀況，因為到 2009 年為 止，各國間之差異仍大。因此，讓人好奇的是，各國的本位主義、人民的國家認 同、甚至是仇外情緒，真的會消失在文化全球化當中嗎？
進一步檢視 21 世紀一些民族國家所呈現出的現象，其實是對全球化造成民 族國家衰退主張的反例(anomaly)，如 2001 年美國紐約的 911 事件，表面上看是 跨界的、宗教的、非正式的組織對主權國家—美國所發動的暴力攻擊行動，可用 杭亭頓(S. Huntington, 1996)提出的兩大文明間之衝突來解釋；而在事件之後，引 發了民族國家共同合作打擊恐怖主義與恐怖組織，並激發國內人民保衛國家之心
6 聯合國行之已久的主權原則與人權主張間的拉距，在 1990 年代，尤其是在科索沃(Kosovo)與 東帝汶(East Timor)問題之後，突顯出主權國家有義務向國際社會負起責任，有人權意識高於國 家主權之態勢，似乎外部力量干預國家內政有趨於合理化與強化之可能，但此又涉及聯合國對
「人道干預」的定義與認知(Taylor, 1999: 564; Roberts, 1999: 35; Dowty and Loescher, 1999;
Wheeler, 2000; Keohane and Nye, 2000b: 6)。但事實上，國際社會只對衰弱國家強加國際規範 (Koenig-Archibugi, 2002: 49)。
7 羅伯森(1992)認為地球村一詞是 1960 年由加拿大學者麥克魯漢(M. McLuhan)最早提出，意指由 於傳播媒介電子化的發展，大大拉進地球上各地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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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國家的崩解，追求的是鞏固與維護國家利益與霸權地位(Hall, 2003: 1; Held and McGrew, 2002a: 15)。故 911 事件的結果是被解讀為民族主義之加強、經濟全 球化之停頓和地緣政治之回歸；但爭論的是，911 事件代表著一種「全球化的衝 突」而已，還是全球化消亡之象徵(Hoffman, 2002)。而 2008 年由美國二次信貸危 機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嘯，全球化程度深的歐美國家受到嚴重衝擊，為自救而有走 向貿易保護主義之老路的現象，並加深排外、仇外之情緒，8雖有 G20 高峰會議 的召開，9顯示各國欲藉由「合作共同」度過此衝擊，然其成效還待觀察。
然而，2010 年 6 月的世界盃足球賽所顯示的多重意義讓我們再次見識全球化 之威力，一是在南非舉行凸顯國際足總對「反種族歧視」信念之提倡，二是 3D 轉播技術再創新電視史上之新革命及其吸引全球 330 多億人次的目光，三是球迷
然而，2010 年 6 月的世界盃足球賽所顯示的多重意義讓我們再次見識全球化 之威力，一是在南非舉行凸顯國際足總對「反種族歧視」信念之提倡，二是 3D 轉播技術再創新電視史上之新革命及其吸引全球 330 多億人次的目光，三是球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