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以注意力訓練為社會焦慮的介入策略
四、 注意力訓練的療效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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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差異也越大,Telzer 認為此結果反映,特質焦慮越高的個體在不一致嘗試次 中需要投注更多的努力才能將注意力從生氣臉中脫離。類似的現象也在Monk 等 人 (2006) 的研究中發現,控制了注意力偏誤的影響之後,泛慮症患者在執行對 生氣臉的注意力控制功能時,需要花費比控制組更多的努力。Monk 等人同時發 現兩組參與者在面對生氣臉時的杏仁核活動是沒有差異的,表示高焦慮個體的問 題可能並非出在杏仁核對威脅刺激的反應較高,而是來自其注意力控制系統較缺 乏效能所致。總結來說,神經生理證據指向高焦慮個體在執行與威脅刺激有關的 注意力控制時,必須花費較多的努力去抑制對威脅刺激的處理。
目前已有文獻指出注意力控制的功能可以透過注意力訓練的練習而得到改善 (Jaeggi, Berman, & Jonides, 2009)。相關的神經影像證據也顯示注意力訓練可能改 變包括 ACC 與 LPFC 等腦部區域的活動型態以及兩者之間的連結性 (Tang &
Posner, 2009)。Browning、Holmes、Murphy、Goodwin 與 Harmer (2010) 將一般 健康的參與者隨機分派到注意威脅與逃避威脅兩種注意力訓練的情境中,在經過 注意力訓練之後,透過 fMRI 觀測他們執行一項注意力作業時的腦部活動狀態。
結果發現,當參與者在注意力作業中面對與其訓練情境相反時的情境時 (例如原 本被訓練逃避威脅刺激,現在被要求注意恐懼臉孔),參與者的 LPFC 活動會增 高。Browning 等人認為此結果代表參與者在經過注意力訓練後,在面對與訓練 情境相同的注意力反應時,所需耗費的努力減少了;然而在面對與訓練情境相反 的注意力反應時,則需要花費更多的努力。該研究結果也反映注意力訓練的效果 可能在增進LPFC 的注意力控制功能。
四、注意力訓練的療效研究回顧
近期有研究者參考 MacLeod 等人 (2002) 所設計的注意力訓練作業,並將字 詞刺激改為情緒臉孔,運用在對焦慮疾患的治療上 (Amir et al., 2009; Ami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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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Behar et al., 2010; Li et al., 2008; Schmidt et al., 2009; Van Bockstaele et al., 2011)。結果發現無論在非臨床的焦慮個體或是臨床焦慮症的患者,以訓練焦慮 個體逃離負向威脅刺激為目標的注意力作業,都可以達到改善社會焦慮的目的。
在非臨床的社會焦慮族群部分,過去研究已發現訓練高社會焦慮者注意快樂 臉而逃避威脅臉可以有效降低高社會焦慮者的社會互動焦慮 (Li et al., 2008)。在 針 對 臨 床 樣 本 的 研 究 部 分 ,Amir 等人(2009) 曾以廣泛性社會恐懼症患者 (Generalized Social Phobia; GSP) 為對象進行注意力訓練改變方案 (attention modification program; AMP) 的療效研究。所有患者在訓練之前均接受 DSM-IV 結 構 式 臨 床 診 斷 晤 談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SCID-I) 以確立其診斷,同時採用多種由臨床工作者評估或自 我報告式的測量工具,分別測量社會焦慮症狀、因社會焦慮所造成的功能損害、
特質焦慮及憂鬱情緒等做為評估療效的主要指標。該研究的AMP 作業中,有 80%
的嘗試次為嫌惡臉-中性臉的配對,另外 20%為中性臉-中性臉的配對,在嫌惡臉 -中性臉的配對中,偵測目標物永遠都會落在嫌惡臉的異側,藉以達到訓練 GSP 患者逃避嫌惡臉的目的。參與者須完成共八次的訓練程序,以每週兩次的方式施 行,並且在訓練程序結束之後接受各項指標的後測評估,最後在四個月後進行追 蹤評估。該研究結果發現,在後測階段時,分派到AMP 組的患者中有 50%的患 者不再符合GSP 的診斷,且 AMP 組的患者在社會焦慮及功能損害測量的分數都 有明顯下降。其次,雖然 AMP 組與控制組的情緒指標 (特質焦慮與憂鬱) 都有 下降,但兩組參與者的下降程度沒有明顯差異,顯示注意力訓練的療效主要顯現 在對社會焦慮症狀的改善,對於降低特質焦慮與憂鬱沒有效果。同樣類似的結果 也在其他研究中被發現 (Schmidt et al., 2009)。
然而,Van Bockstaele 等人 (2011) 將注意力訓練方案運用在治療對蜘蛛恐 懼的大學生,雖然成功訓練參與者逃離威脅刺激 (蜘蛛相關圖片),但對於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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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的蜘蛛恐懼卻沒有效果。對此結果,Van Bockstaele 等人也提出一些可能 的解釋:首先是關於訓練時間長短的問題,由於該研究僅進行一次的訓練程序,
可能因為訓練的時間較短而導致療效不彰。但Van Bockstaele 等人同時也指出,
在他們的研究中,接受注意力訓練的參與者在注意力偏誤指標上有明顯下降,此 表示單次的注意力訓練還是可以有效降低個體的注意力偏誤。過去也有研究者採 用單次的注意力訓練,結果發現單次的注意力訓練不僅能有效改變注意力偏誤,
同時也可以降低非臨床社會焦慮個體的社會焦慮程度 (Amir et al., 2008)。基於上 述的理由,Van Bockstaele 等人認為注意力訓練可能對於治療蜘蛛恐懼症是較沒 有療效的。針對他們的說法,本研究認為在概念上並無法假定注意力改變與焦慮 症狀改變的速率是一樣的,同時,理論上也無法假定各種焦慮疾患的改變模式是 相同的。有可能在社會焦慮者身上,注意力改變與焦慮降低都只需要一次的注意 力訓練即可達成;但在蜘蛛恐懼者身上,注意力改變或許只需要一次的訓練,但 要達到降低恐懼的療效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產生。
Van Bockstaele 等人 (2011) 進一步提出另一種可能性,他們主張改變注意 力偏誤可能對於降低焦慮的療效較明顯,但對於降低恐懼 (fear) 則沒有效果。
從焦慮疾患光譜 (anxiety disorder spectrum) 的角度來看,焦慮疾患可以從引發其 焦慮反應刺激的廣泛或特定程度來分類,焦慮通常反映一種較廣泛、缺乏特定對 象的憂慮狀態 (例如 GAD),但引發恐懼的對象則通常較為明確而特定 (例如特 定對象恐懼症) (Craske & Waters, 2005),Van Bockstaele 等人指出社會焦慮疾患通 常介在這兩者中間,而注意力訓練很可能對於以特定 “恐懼"為主要症狀的疾患 較不具療效。若Van Bockstaele 等人的說法為真,表示注意力訓練可能對於不同 的焦慮疾患或是不同的焦慮族群具有不同的效果。
總結來說,雖然部分研究已指出注意力訓練能夠改善社會焦慮症狀 (Amir et al., 2009; Schmidt et al., 2009),然而社會情境的範圍實則非常廣泛,因此過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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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在評估社會焦慮的症狀時,還可以再細分為社交互動焦慮 (Leary, 1983b)、被 觀察焦慮 (Mattick & Clarke, 1998) 以及對負向評價的恐懼 (Watson & Friend, 1969) 等不同面向。在 Li 等人 (2008) 的研究中就發現注意力訓練對於降低社會 焦慮個體的社會互動焦慮效果較明顯,但對於減少被觀察焦慮或是對負向評價的 恐懼,則效果不大。此結果暗示了注意力訓練對於不同面向的社會焦慮症狀,可 能有不同的改善效果。因此在探討注意力訓練對社會焦慮的療效時,若能將不同 面向的社會焦慮症狀分開測量,將更有助於釐清注意力訓練對於改善社會焦慮的 效果為何。
五、小結
本研究在回顧過去相關的研究結果之後,對注意力訓練運用在治療社會焦慮 疾患的效果提出兩點暫時性的結論:第一,連續的注意力訓練方案可以有效降低 社會焦慮個體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偏誤;第二,經過注意力訓練方案之後,可以 降低社會焦慮個體的社會焦慮症狀。而針對過去這些研究,本文亦在此提出幾項 期待能在本研究中進一步加以澄清的議題:
第一個議題是有關注意力訓練的機制,亦即注意力訓練可以降低高社會焦慮 者的哪一種注意力偏誤?根據前面的論述,注意力訓練的機制有可能在於減少高 社會焦慮個體對威脅刺激的警覺或是降低其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脫離困難。
第二個議題是有關注意力訓練的時間點。過去研究多以 500 ms 為刺激呈現 時間的點偵測作業進行,而本研究將注意力訓練作業分為以100 ms 為刺激呈現 時間與以500 ms 為刺激呈現時間兩種注意力訓練情境。如此可同時探討自動化 歷程與控制式歷程中的注意力訓練效果,並比較兩者在改善社會焦慮的效果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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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議題是有關注意力訓練對注意力型態的改變效果。過去在注意力訓練 療效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建議可採用另一項有別於訓練作業的注意力作業來檢驗 參與者在注意力偏誤上的改變。本研究除了延用此方式,並進一步納入眼動資料 作為注意力改變的另一項評估指標,評估注意力訓練的效果是否也能夠改變參與 者在外顯注意力上的表現。
第四個議題是注意力訓練對於不同面向的社會焦慮症狀,在改善效果上是否 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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