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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根據 DSM-IV-TR 對社會焦慮疾患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的診斷準則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社會焦慮疾患的個體在行為與心理上所 展露出來的的偏差模式主要圍繞著兩大特性：其一是面對社會或人際情境時的焦 慮與痛苦感受；其二則是伴隨焦慮與痛苦感受而來的逃避行為。持認知理論觀點 的學者指出，此種恐懼與逃避行為的根源，乃是來自於社會焦慮個體擔憂或害怕 自己可能招致他人的負向評價 (Watson & Friend, 1969)；社會焦慮個體為了避免 獲致負向評價，因而採取行為或注意力上的逃避策略 (Clark & Wells, 1995; Rapee
& Heimberg, 1997)。因此，從認知理論的觀點來看，負向評價恐懼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是社會焦慮疾患的核心特性，且可以預期社會焦慮個體對於負向評價 訊息應存在注意力偏誤 (attentional bias) 的現象 (Beck, 1976; Beck, Emery, &
Greenberg, 1985)。
早期的認知理論強調，焦慮個體對於威脅刺激存在注意力偏誤，偏好注意環 境中的威脅刺激 (Beck, 1976)。但後來的學者們逐漸注意到，在不同的注意力階 段中，焦慮個體可能展現出不同的注意力現象，於是開始針對不同的注意力階段 提 出 有 關 注 意 力 狀 態 的 預 測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兩 大 假 設 為 警 覺- 逃 避 假 說 (vigilance-avoidance hypothesis) (Mogg, Bradley, De Bono, & Painter, 1997) 以及警 覺-難以脫離假說 (vigilance-difficulty in disengagement hypothesis) (Fox, Russo, Bowles, & Dutton, 2001)。此兩項假說都試圖描繪焦慮個體在面對威脅刺激時的 注意力時間歷程 (time-course)，而晚近更有學者提出關於此兩項假說的整合模式，
提出焦慮個體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時間歷程可區分出自動化的朝向、警覺、難以 脫離以及逃避四個成份 (Weierich, Treat, & Hollingworth, 2008)。
過 去 經 常 用 來 檢 驗 注 意 力 偏 誤 的 作 業 包 括 情 緒 史 楚 普 作 業 (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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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op task)、點偵測作業 (dot-probe task)、線索提示派典 (cueing paradigm) 等 (Bögels & Mansell, 2004)，已有部分學者指出，這一類以反應時間為主要測量變 項的作業，並無法直接提供時間歷程變化的連續性指標，且隨著刺激呈現時間的 增長，其結果也容易變得不穩定 (Hermans, Vansteenwegen, & Eelen, 1999; Rinck
& Becker, 2006; Staugaard, 2010)，因此，在使用這些作業來探討注意力時間歷程 的相關議題時，可能有其限制。基於上述理由，許多研究者開始思考如何採取能 夠提供注意力連續歷程變化的作業或指標，而不只是擷取不同時間點的注意力片 段 (Staugaard, 2010)。
眼動追蹤技術 (eye-tracking) 是透過眼動儀連續記錄個體的眼球移動軌跡，
其優勢在於可以透過追蹤個體的眼球凝視位置，直接反映個體的注意力所投注的 目標，並且可以提供相對連續性的注意力指標，允許研究者可以更直接探討注意 力的時間歷程變化。除了能夠更直接反映注意力的時間歷程之外，由於以眼動為 測量的作業不必然需要個體進行按鍵反應，因此研究者可以依研究目的所需設計 一個較自然的情境來觀察焦慮個體的注意力狀態 (Hermans et al., 1999)。以社會 焦慮個體為例，過去常用的點偵測作業中，通常是先呈現負向-中性、正向-中性 或者正向-負向等不同的情緒配對刺激，接著在刺激消失之後隨即出現偵測目標 物，而參與者必須快速辨別目標物的位置或是型態；然而這種作業要求與社會焦 慮個體真實面對的社會情境相去甚遠，且真實的社會情境中往往同時存在正向、
負向或是模糊的社會評價訊息，很少是兩兩成對的刺激配對。相形之下，以眼動 追蹤技術直接記錄參與者的眼動軌跡，並藉此反映其注意力狀態，由於不需要透 過反應時間來推論注意力狀態，故參與者不需要執行額外的反應作業。再者，研 究者可以依據其研究目的，選擇不同的刺激呈現方式，例如研究者可同時呈現多 種與社會評價相關的刺激，觀察社會焦慮個體在同時面對正、負向評價刺激時，
如何選擇並分配其注意力資源 (Buckner, Dewall, Schmidt, & Maner, 2010)，這種 刺激呈現方式可以幫助研究者更貼近社會焦慮個體在真實社會情境中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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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由於本研究主要關切的是社會焦慮個體對於社會評價訊息的處理歷程，而 最常被使用來反映社會評價訊息的刺激便是情緒臉孔 (Staugaard, 2010)，因此，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一是，透過眼動軌跡探討高社會焦慮者同時面對不同情緒臉 孔的注意力時間歷程。
由前面的論述可知，根據認知理論的假設，個體對負向評價訊息的注意力偏 誤在社會焦慮的病理機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Hirsch & Clark, 2004; Staugaard, 2010)；然而，目前對於社會焦慮的治療模式鮮少直接以降低注意力偏誤作為主 要的介入策略。過去曾有研究者透過實驗操弄引發個體的注意力偏誤，並且觀察 個體在注意力偏誤引發前後的焦慮狀態變化，藉此來驗證注意力偏誤對於焦慮狀 態的影響效果 (MacLeod, Rutherford, Campbell, Ebsworthy, & Holker, 2002)。該研 究結果發現，透過注意力訓練作業的操弄引發參與者對中性刺激或威脅刺激的注 意力偏誤，可以影響參與者對壓力作業的情緒反應，顯示注意力偏誤確實可以影 響個體的情緒狀態。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可預測，若能透過注意力訓練降低社會 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應該可達到降低其社會焦慮症狀的效果。近期已有部分研 究者嘗試以點偵測作業對社會焦慮個體進行注意力訓練 (e.g., Amir et al., 2009;
Amir, Weber, Beard, Bomyea, & Taylor, 2008; Li, Tan, Qian, & Liu, 2008; Schmidt, Richey, Buckner, & Timpano, 2009)，試圖降低個體的注意力偏誤，同時檢驗注意 力訓練對於社會焦慮症狀的影響。
倘若注意力訓練對社會焦慮的介入效果可被穩定證實，未來在臨床實務上將 可運用於對社會焦慮患者的治療。本研究認為相較於目前常用的認知行為治療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CBT) (Heimberg & Becker, 2002; Hope, Heimberg, &
Turk, 2006)，注意力訓練具有以下的優勢：第一，CBT 通常需要進行 6~12 次，
且每次會期的時間長達一至兩小時，相對而言，注意力訓練所需的時間較短；第 二，在 CBT 中，暴露練習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對患者而言，威脅性較高，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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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注意力訓練的介入程序較不具威脅性，有利於提升患者持續參與的意願。
基於注意力訓練在臨床應用上所可能帶來的助益，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二在於檢 驗注意力訓練方案對於降低注意力偏誤以及改善社會焦慮的效果，期望作為注意 力訓練未來在臨床應用上的實徵基礎。此外，過去文獻強調焦慮個體的注意力偏 誤很可能在自動化階段時就已發生 (Williams, Watts, MacLeod, & Mathews, 1997)，
但目前的注意力訓練大多是針對控制式歷程而進行，故本研究將同時檢驗在自動 化歷程與控制式歷程所進行的注意力訓練，對於降低注意力偏誤與社會焦慮的效 果。
下一章的文獻探討中，將分為幾個部分進行相關文獻的回顧與論述：第一部 分的內容首先將說明認知理論如何看待焦慮與注意力歷程之間的關係，以及重要 的注意力偏誤假說；其次則是回顧過去與社會焦慮之注意力偏誤有關的研究發現，
並提出過去研究派典的限制。第二部分將說明以眼動作為注意力指標來探討社會 焦慮者之注意力歷程的理論基礎，接著回顧有關的研究發現，最後提出注意力時 間歷程整合模式的看法。第三部分是論述注意力訓練治療的理論基礎，並回顧注 意力訓練療效有關的研究。第四部分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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