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的讀音與中日同形詞

成書於平安時代（西元 794-1185 年）的日本古籍《古語拾遺》〈序〉中有此記 載：「蓋聞『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貴賤老少，口口相傳，前言往行，存而不忘。』」 從現存的資料看來，在漢字傳入之前，居住於日本列島上的居民雖有自己的語言，

卻無可供記錄的文字。根據日本各地出土的古文物所顯示，日本人約在西元一世紀 左右開始接觸到漢字，然而卻只作為裝飾用、具象徵性的圖案，約莫到五世紀時才 開始借用外來的漢字表音或表義，以記錄其本土的語言，而這種以漢字紀錄日文的

形式稱為「假名」。在八世紀的和歌集《萬葉集》中所使用的「萬葉假名」便是以 漢字的音或義直接表示日語音節，雖然通篇都是漢字，卻不能由漢字看出意義，必 須以日語朗讀後才能得知。由於漢字的筆畫過於繁複，因此到了平安初期，約八世 紀末、九世紀初時，因應使用者的需求，逐漸發展出兩套書寫簡便的標音系統──

片假名與平假名（以上內容參考自佐藤武義，1995）。

在片假名與平假名的系統成熟後，日語的文字系統便劃分為表音的假名 (kana) 與表義的漢字 (kanji)。雖然創造了能夠標記語言的假名文字，漢字並沒有從此在 日語中消失，反而成為日本文化中無可取代的一部分。日語中的漢字，一個字往往 有好幾種不同的讀法，有的聽起來與漢語有幾分相似，有的則全然不似。前者稱為 音讀，原意是「讀漢字音」，亦即模仿中國傳來的漢字讀音並稍作調整；後者為訓 讀，原意是「讀詞彙意義」，即使用漢字所對應的日語固有詞彙來讀。例如「花」

字的音讀為「か (ka) 」，而訓讀則為「はな (ha.na) 」。

同樣是音讀，隨著傳入時期及地域的不同，漢字讀音也產生了不一致的現象，

如「花」的音讀其實還有另外一種讀法「け (ke) 」。這兩種讀音稱為「漢音」與「吳 音」，是漢字音中對日本語文影響最大的兩個系統。七世紀日本開始施行遣唐使制 度，從唐代長安帶回了當時的語音，然而卻發現與舊有的漢字音不同，為了區分，

便將以前用的漢字音稱為「吳音」，新傳入的稱為「漢音」或「正音」。漢音與吳音 雖然都源於漢語語音，但在聲母與韻母上仍有些許差異，如「萬／万」的吳音為「ま ん (ma.n) 」，漢音為「ばん (ba.n) 」；「生」的吳音為「しょう (syo.u) 」，漢音為

「せい (se.i) 」（參考自高松政雄，1986）。至於音讀的音高變化，長古川良一（1990）

認為日語音讀的重音一律表現為降調，近似第四聲，導致日籍學生說華語時，容易 產生以四聲代替其他聲調的偏誤情形。日語雖然從漢語中借用了漢字與讀音，但並 未如泰語或越南語等其他受漢語影響的語言一般發展出聲調系統，不論該字原本 的聲調為何，借用後重音型式一律為頭高型（第一拍高，其餘低）。究其原因，可

33

能跟日語不是單音節語言有關。如第一節所述，Matisoff (1973) 認為，漢語能發展 出聲調的關鍵在於漢語是為一單音節的語言。泰語、越南語也符合此一條件，故受 到漢語影響後逐漸發展出聲調；然而日語卻受到開音節的語音限制，將漢字全部轉 化為多音拍、多音節的詞彙，如「律」本來是單音節，到了日語就變成雙音節「り つ (ri.zu)」，其重音配置為頭高型「高─低」。

漢字不僅成為了日語文字系統的一部分，也在其詞彙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現 代日語詞彙按來源可分為四類：和語詞彙、漢語詞彙、外來語詞彙、混種語詞彙（此 分類參考自宮島達夫，1967）。和語詞彙是日語固有語言中的詞彙，可用平假名或 漢字書寫，但讀法必須為訓讀，如「光ひかり (hi.ka.ri) 」；漢語詞彙包括從中國借 入的漢字詞，以及日本人利用漢字自創的詞彙等兩部分，同樣以漢字或平假名書寫，

然而讀法以音讀為主，如「太陽たいよう (ta.i.yo.u) 」；外來語詞彙是源自西方語 言的詞彙，一般以片假名書寫，如「トマト (to.ma.to, tomato) 」；至於混種語詞彙，

則是上述兩種（含）以上混合而成的詞彙，如「ガラス窓 (ga.ra.su.ma.do) 」即為 外來語「ガラス (ga.ra.su, glass) 」與和語「窓 (ma.do) 」（窗戶）兩者結合而成。

究其本源，漢語雖然是從中國傳入的詞彙，然而根據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針對 1994 年發行的 70 種現代雜誌語料進行的詞彙調查，發現漢語詞彙的平均比例接近 一半 (44.9%)，在某些涉及設計、天文或經濟的雜誌中，漢語詞彙的比例甚至超過 六成（山崎誠、小沼悅，2004）。這些漢語詞彙中有的借用自漢語詞彙，有的則是 日本人自行創造，而後又隨著翻譯進入漢語的世界，如「革命」、「哲學」等。如此 頻繁的詞彙使用與交流，使得日語與華語中有許多詞彙在書寫上是形似的，也就是 所謂的「中日同形詞¹³」。

關於中日同形詞的定義，學界普遍的認知是「在日語與華語中使用相同漢字書

13 在以中文書寫的論文中多以「中日同形詞」稱之，而以日文書寫的論文中則以「日中同形詞」

稱之，本文沿襲中文論文的傳統，一律以「中日同形詞」稱之。

寫的詞彙（日本語と中国語において同じ漢字によって表記される単語）」（曾根博 隆，1988），由於各國的字體系統存在差異（臺灣正體字、中國簡體字、日本簡體 字），荒屋勸（1983）認為只要該字在康熙字典中屬於同一字源即可。在詞彙的結 構與讀法上，依照大河內康憲（1992）的論述，中日同形詞以音讀發音的雙字詞為 主（有時也會出現三字以上的），如「研究けんきゅう (ke.n.kyu.u) 」。這一點在許 雪華（2014）針對中日同形詞進行的統計結果中得到了證實，他發現音讀發音的雙 字詞佔了 91.88%（詳細結果請見表 二-2），的確是中日同形詞中的主體。

表 二-2 各種類中日同形詞的數量（許雪華，2014）

種類 雙字音讀詞 雙字訓讀詞 三字詞¹⁴ 四字詞 五字以上的詞 詞彙數 11651 267 502 243 18 百分比(%) 91.88 2.10 3.96 1.92 0.14

過去針對中日同形詞所進行的研究多著墨於語義層面。根據日本文化廳（1978）

的研究，日語中與華語對應的漢語詞彙可依語義重疊度高低區分為三類：同形同義 詞（字體及詞義皆同，如「緊張」）、同形異義詞（字體同但詞義不同，如「迷惑」， 在日語中為「麻煩、困擾」之意）、同形近義詞（字體同但詞義有出入，如「觀念」， 在日語中還有「死心、放棄」之意）。由於詞義間存在相似性，日籍學生在學習華 語時容易使用母語中的詞彙來表達，在目標詞彙為同形同義詞的情況下固然可行，

然而若為同形近義詞或異義詞則反而造成偏誤。吳麗君等合著（2002）《日本學生 漢語習得偏誤研究》中便提到日語漢字詞對給日本學生帶來的負面影響。相關研究 可見魯寶元（2000）、王順洪（1999）、加納剛（2010）等人的討論。

除了詞義以外，楊馥綺（2007）也曾以日本《常用漢字表》的音讀漢字為材料，

對比現代漢語語音，試圖找出二者的對應關係，並利用漢字音與日語語音的對應，

14 三字以上的中日同形詞除了「矢車菊」和「大掃除」為訓讀詞以外，其餘都是音讀詞。

35

就目標字「間」與「最」而言，在日華語中漢字相同、音高變化也相同，筆者認為 這種組合對日籍學生而言應是最容易學習的，經過練習後也能達到較高的正確率；

相反地，由於日語詞彙中的音高一旦下降便不再上升，筆者預測「後」這個字 (HL) 的錯誤率應較「最」為高。而檢測上述假設的正確性，並且從偏誤情況中剖析日語 重音對華語聲調習得的影響，即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小結

如第一節所述，華語是聲調語言，每一個音節擁有獨立的聲調，其語義差異展 現在各音節的高低起伏上。如第二節所述，以東京方言為代表的日語是高低重音語 言，每一個詞彙擁有特定的重音型式，具體表現在詞彙中各拍的音高配置上。從第 三、四節可知，雖然在兩個語言中音高都具有辨義的功能，然而聲調與高低重音作 用的層次不同（音節與詞彙），再加上華語聲調種類多、音高跨度大，而日語的音 高變化只有高、低兩種，導致學習華語的日籍學生在聲調的習得過程中經常發生調 型與調域的問題，並在連讀時容易受到母語重音型式的影響，這些偏誤常被視為母 語負遷移的結果。

雖然華語聲調與日語高低重音並非全然相同的系統，然而「以音高區辨語義」

的特性不失為兩者的共同點。從第五節的討論中，可以發現日語的語流中存在著音 高變化與華語聲調相近的部分，將其高低音連續出現的特徵與特殊拍結合，便能產 生高與低、上升與下降等近似於華語聲調的音高變化。再加上華語與日語中存在大 量的中日同形詞，在熟悉的漢字視覺刺激下，若目標漢字的音高變化在日華語中一 致，日籍學習者是否能夠比較正確地發音？了解日籍學生在朗讀中日同形詞時的 聲調表現，並探討日語高低重音對於華語聲調習得的影響，即為本研究所關切的主 題。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