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從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的立法理由來看，大多數的學者支持對殺害尊親屬 者加重處罰，原因不脫「直系血親尊親屬是己身所從出之人，血統攸關，養育劬 勞，梟獍其心，而有逆殺之舉，有悖倫常，應加重處罰」等1，直到民國 79 年始 有蔡墩銘教授提出「蓋認為人民在法律以下一律平等，不必對尊親屬特別厚為保 護也。」2民國 80 年後，漸有較多的學者支持無須對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特別立法。
學者陳志龍認為：其立法基礎係以古代孝順思想為出發，尊親屬享有優越地位，
其只考慮到刑事意義的身份而不考慮及責任主義，如此思考實非現代刑事立法所 當採3。學者許志雄則從平等原則與違憲審查理論的角度思考，認為：對殺直系 血親尊親屬進行嚴格審查時，可發現該犯罪類型之立法目的不僅非不可或缺者，
甚至殘留封建色彩，違反民主之本質，應屬違憲4。林山田教授更直言：「父母與 子女間之關係，乃人倫中最重要密切之關係，行為人若非精神狀態異常，或有不 足為外人道之特殊情事，始會有殺害父或母的行為，……因此本罪之規定宜加以 刪除5」。黃源盛教授亦認為「之所以釀成『逆倫』慘案，有不少比例是肇因於行 為人之精神異常，或因酒醉、毒癮、自我控制力薄弱，或受到長久虐待、傷害、
嘲罵，或有不足為外人道的不倫情事等所致，……依目前的實況來看，情輕而法 重者仍時有所聞，同時也會造成一種絕對義務的不公平現象。」6然而，儘管近 20 多年來，刑法學者們逐漸形成殺尊親屬罪無須特別立法，可改以普通殺人罪 及刑法第 57 條規定進行酌科即可的專家意見，但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仍始終未
1李玉璽，從孝道思想論殺尊親屬罪概念衍變，頁 109-111，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法律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2001 年。
2蔡墩銘，刑法各論，頁 30，1990 年 9 月。
3陳志龍，人性尊嚴與刑法體系入門，頁 307，1992 年
4許志雄，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與平等原則，頁 15，月旦法學雜誌，37 期，1998 年 6 月。
5林山田，刑法各論罪（上冊），頁 5，1999 年。
6黃源盛，固有倫常與舶來法律，頁 54-55，政大法學評論，117 期，2010 年。
2
有任何改變。
支持應對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加重處罰的主要理由，咸認為父母子女間關係 親近緊密，弒親乃倫常之大不道，若不加重處罰，無法彰顯我國對於倫常裡教的 重視。將倫常理教納入法律，始至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罷黜 百家」，以儒教的名教綱常作為治理國家的手段，使得儒家忠君孝親的價值觀從 此在人民生活、人際交往的社會規範中奠基並深化，國家亦將其所尊崇的價值觀 放入刑法典中，當人民逾越禮教之法時，國家便會發動刑法來制裁逾禮者，不論 國家主事者的目的是為了強化君主的權力，強化對人民的控制，或是認為將道德 放入法律中，可以讓人民的德行更高，忠君孝親的思維更加內化到人民心中。如 此一來，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是在特別關係底下的犯罪行為，其制裁往往比無特別 關係的犯罪更為嚴苛。特別是叛國、弒親、女子違背丈夫等行為，最為明顯。這 樣的做法或者可以使立法者所尊崇的道德思想更被重視、被更確實的遵守，只是 以嚴刑峻法去處罰所謂的「違背禮教、以下犯上」的行為，是否就能彰顯「正義」
以及符合人民想法與情感的歸向，仍有待證明。
然而一昧的要求地位上的從屬者去順從服膺禮教的規範，甚而對於反抗者施 以嚴厲的懲罰，而不論上位者之舉措是否失當，一律施以加重處罰，其實就是以 人的地位尊卑而施以差別化的待遇，以現代化的法律觀點進行審查，似乎違背了
「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原則。
綱常禮教及倫理思想，到底該在法律中佔據怎樣的地位？傳統以法律的強制 力維護統治者重視的禮教，目的是強化統治者的控制力量；有論者認為綱常名教 及倫理思想是個人自然的情感紓發，應該退出法律的範疇，不能用法律強制力去 逼迫個人實踐去禮教，法律不該是控制的手段。這二種對立的論述在清朝末年，
清廷預備制訂大清新刑律時，強調維持傳統禮教立法，認為必須「因倫制禮、準 禮制刑」的張之洞、勞乃宣等「禮教派」人士，跟主張揚棄禮教入刑的傳統立法
3
思考，應繼受西方近代立法原理原則的沈家本等「變法派」人士，為了維護各自 對「禮教入刑」的不同立場產生激辯，並掀起著名的「禮法之爭」7。可惜清廷 雖指派變法派的沈家本為修法大臣，最後卻明白宣示「綱常是立國根本」，是國 粹。沈家本等人的變法努力功敗垂成，以致於我國現今刑法中，仍處處可見以道 德作為保護法益的痕跡，例如：維護一夫一妻體制的第 237 條重婚罪，維護婚姻 忠誠關係的第 239 條通姦罪，違背孝悌之道而加重罪責的第 272 條殺直系血親尊 親屬罪、第 281 條加暴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等等。
然而現代刑法強調「罪刑法定」、「罪責相當」，以不可能改變的親屬關係作 為加重處罰的理由，甚至只針對卑殺尊的情形進行特別處罰，恐怕有違上述二個 原則。此外，刑法規範的呈現，也是一種社會價值的表達，不同的社會具備有不 一樣的社會價值，這樣的思考也應該被應用在保護生命法益的刑法規範8。是以 當時代變遷，家庭樣態、社會風氣與價值觀變得複雜且與過去認同的價值不同 時，刑法的規範亦應與時俱進，方能與社會價值維持連動。所以，刑法第 272 條 規範僅以主觀的單向的親屬尊卑作為加重刑罰的要件，以示對尊親孝道價值的重 視，以現代眼光看來，卻極有可能造成法律上看似有理、但道德上難以認同的現 象，例如兒子殺死對母親及家人長期施以暴力的父親，弒親誠然是法律及道德追 訴及處罰的目標行為，但被害者的惡性及過去對加害者之戕害行為，豈無非議之 處？後者雖屬刑法第 57 條規範所應審酌之情狀，但先以刑法第 272 條殺直系血 親尊親屬加重處罰，再進行特殊情狀之科刑輕重的思考，其實是實質的限縮法官 判決量刑的自由度。易言之，倘若沒有刑法第 272 條之規範，刑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7 款9不也能夠處理直系血親卑親屬對尊親屬的殺人行為的加重處罰，以昭 示對孝道尊親之社會價值的重視與維護？何需刑法第 272 條之特別規定？綜上 所述，刑法第 272 條之存在實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7黃源盛，法律繼受與近代中國法，頁 200-223，2007 年。
8李聖傑，從殺人罪在德國的法制法展思考台灣殺人行為的規範，頁 31，刑事法學新趨勢- Lothar Phipipps 教授七秩祝壽論文集，2004 年。
9刑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7 款：「 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 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