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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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殿堂其實是各方利益角逐的舞台，因此許多弱勢社群的利益往往被忽略或犧 牲，由此也顯現出現今代議政治的不足。

接著，在政策過程的後端，選址政策執行過程中，平民百姓是直接受政策影 響的標的人口，尤其在目前的選址準則執行下，原住民總是首當其衝。然而，選 址條例的設計並未有特別考量到原住民的文化脈絡問題，甚至在政策執行過程中 行政官僚依然欠缺提供整合分歧意見的溝通平台。

由此顯現，目前不論是政策制定過程或是政策執行過程皆無法反應真實社會 的多元價值觀，導致所制定出的政策無法調和分歧的各種價值取向；在行政官僚 以單一經濟效率價值觀為導向的政策制定過程中，難以用經濟數字計算的社會、

文化、生態環境…等價值觀往往被忽略與犧牲。當政策執行受挫時，行政官僚在 經濟效率價值觀的主導下，選擇捨棄瞭解反對者訴求與忽略調和反對意見，將反 對者的抵制歸因於對方的資訊錯誤或不理性。過往政府可能以強制執行達成政策 目標，然而在台灣邁入民主化的進程後，部分民眾與受選址政策直接影響的原住 民起身捍衛自己的價值觀念，並表達其受忽視的心聲。因此，倘若政府無法調和 選址議題上的價值觀衝突困境，貿然推行有瑕疵的選址政策而設立處置場，則居 民的鄰避情結仍會持續抗爭。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承續第一節的書寫脈絡，於研究建議的部分，研究者仍規劃從選址政策的改 進建議與政策制定過程的改進建議此兩部份作論述，以求能針對上節所論及之政 策問題依次提供改進建議。

壹、 從實務角度論述改進建議

ㄧ、考量多元價值，補強課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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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強系統配套，搭配互補工具

根據 Elmore（1987）的說法，系統改變工具的使用會連帶牽動其他工具的 修改。因此，在誘因工具方面，當採用了地方性公投機制之後，回饋金的發放範 圍應當配合公投的範圍作修正；在能力建立工具方面，於舉辦投票前須再搭配上 一系列的能力建立工具以培養民眾投票時的判斷抉擇能力。

貳、 從學術角度論述改進建議

為矯正以單一價值觀制定政策的缺失與補強現今代議政治的不足，設法促進 公民的政策參與是目前的趨勢；誠如 Douglas（1986）所言，無論在政策分析的 方法論討論上，或是在民主政治的理論討論上，上述問題的答案都正朝著「參與」

的方向逐漸聚合。換言之，學界為當代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開出的藥方，不約而 同地指向公民參與和公民審議（林子倫、陳亮宇，2009）。關於民眾對政策參與 的需求，在上述的分析中可找到許多民眾的論述佐證，從最基本地要求政府坦誠 公開選址與回饋金資訊，使大眾能檢視政府的作為，到要求政府提供能容納正反 多元意見的溝通平台，甚至是舉辦聽證會，以法律效力迫使政府回應民眾的質 疑…等，如此跡象皆顯示民眾對於政策參與的渴望；希冀藉由在政策參與中倡導 自身的價值主張，以補強行政官僚以單一價值觀作決策的缺失；申言之，藉由公 民參與將可使目前被忽略或被排除的多元民眾意見在未來能有計畫性地被納入 決策過程（Arnstein, 1969）。

在公民參與的具體實踐上，杜文苓（2010）指出，促進公民 參與的實然作為：

包括程序上強化溝通的聽證審議設計，主動提供必要資源協助公民跨越科學專業 評估門檻的專家諮詢服務，以及尊重在地經驗知 識納入現行評估機制的行政作為。

另外，一個開放性的論壇，邀請個人與社區陳述其意見，而這樣的制度設計，也 協助受影響的居民發展理解與闡述自身利益的能力，以擺脫技術理性在處理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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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時的主流偏見（Torgerson, 1986；杜文苓，2010），讓多元的價值觀能同時呈 現且互相對話，最後經由彼此折衝協調而取得共識平衡。否則，企圖以單一價值 觀解決複雜的環境社會問題，將有獨斷化與專業偏狹化的問題，因而導致公眾對 於科學的主導、支配以及政策機制的不信任（Wynne, 2001；杜文苓，2010），反 倒無利於鄰避問題的解決，而徒增政策執行的阻力。

回歸到本篇論文的分析主軸政策工具的架構下，其實公民參與也被視為是促 進政策執行、改善鄰避問題的政策工具之ㄧ；李永展（1998）在其研究中提到，

藉著讓民眾與行政官僚及專業人士有溝通的機會，讓雙方表達各自的立場與看法，

且民眾參與的時機與參與程度是影響鄰避設施的設置或更新是否會被接受的重 要因素。由此顯示，公民 參與的效益不僅在增進環境治理決策的正當性，更重要 的是，積極的公民 參與可以縮短知識與政策之間的距離，突破傳統科技理性決策 模型的爭議與限制（Yearley, 2006；杜文苓，2010）。因此，不論是學術的主張，

或是民眾的希求，皆顯示促進公民的政策參與是解決公共問題的良藥解方；透過 制度性的政策參與，可將真實社會的多元價值觀輸入決策過程，以補強行政官僚 窄化的單一價值觀與現今代議政治的不足，同時也敦促政策過程的透明公開，避 免產出偏頗不公平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