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文獻回顧關注以下兩個層面，第一，相關的研究如何捕捉隨著文化作品傳遞、
接受，隨之不斷更新的文化藝術欣賞群體？相關研究運用了哪些資料探究相對隱身在文 化藝術愛好背後的讀者（聽眾、觀眾）？第二，這些研究者除了拓展我們對於研究資料 的設想，還提出哪些對於資料詮釋的再思考？
Ian P. Watt（1987）的研究指出，18 世紀英國讀者組成的改變，尤其是普通讀者的 比重上升，是小說此一文類興起的重要因素。英國形式現實主義小說作品的技巧特徵在 於小說當中細節的安排極力表現人物個性與特殊性，諸如，為小說人物取的姓名符合當 代、具體可信並且可以突顯出人物性格特質；情節安排配合確切的時間地點；情節發展 主要以人物過去的經驗作為人物行動的原因；描寫中主要突顯了人物性格，等等。Watt 指出，這些特點實現了普通讀者與讀者大眾對於生活與藝術之間具有嚴格一致性的願 望。在研究界定中，普通讀者與讀者大眾是相對於菁英少數而言，一方面，普通讀者所 受教育程度僅略具本國語文讀寫能力，另一方面，「閱讀」無疑是一種習得的技能以及 必須持續運用才能夠熟習的心理過程，其養成需要相應的經濟能力、閒暇與獨處時間，
而這些基礎條件在各個社會階層的分布並不均等。Ian P. Watt 與 Richard Altick（1957）
等研究者運用了多元的資料考察閱讀活動的社會情境以及階級條件。
最廣泛流通於 18 世紀英國的書籍仍以宗教類為主，不過，總體來說，讀者的世俗 興趣已經漸漸浮現出來。在這個時期，普通讀者在英國讀者總體中所佔規模不大，但是 比重確實在上升中。相應地，書商扮演的功能漸漸取代贊助者，文化作品的市場因而出 現。在諸如 Watt 與 Richard Altick 的研究中，他們均運用日報、週刊、期刊的發行量以 及暢銷書銷量資料來推估當時的讀者人數；另外，也以如下指標探究當時書籍普及程 度，包括書價與平均工資之比、公共圖書館的利用情形，以及與讀寫能力密切相關的初
等與中等教育。相關研究者亦考察閱讀活動必不可少的照明、家庭型態與居住條件，以 及閒暇與獨處機會在不同職業、階層和性別上的分布。
當然，當代臺灣的讀者組成以及閱讀環境與 18 世紀英國大有不同，不過，上述的 社會史研究對我們的啟示在於，相關研究者關注普通讀者大眾並且考察了閱讀活動何以 可能的基礎下限。上述研究討論書籍、閱讀活動在單一文化環境當中的分布，本論文關 注的村上文學與之不同之處，即在於文化作品（文學書籍）還藉由翻譯跨越語言與文化 環境。Hobsbawn（2002）的討論觸及了普及文化藝術跨越國境傳遞的變化，一方面，
藝術欣賞群體的組成隨時間與地域而異，另一方面，不同群體對於藝術的演進亦扮演不 同角色。Hobsbawn 關注發源自美國黑人音樂的爵士樂藝術，尤其是 1920 年代以至戰前 跨越大西洋傳播至歐洲的接受史。他的分析沿著兩個脈絡，其一是音樂聽眾的社會組成 隨著聆聽情境不同而異，其二則是音樂藝術的承繼、演進及流變。
爵士樂自美國傳遞到歐洲大陸的路徑一開始是經由英國。英、美之間因為語言的 親和形成統一的流行文化區域，倫敦是歐陸接觸美國黑人音樂的橋梁。Hobsbawn 強調，
英國的聽眾與歐洲大陸的爵士樂聽眾不同，後者多數受過大專教育，是生活無虞的中產 階級以及前衛派、文化人，而在英國，深厚的工人階級傳統（包括他們休閒、度假等生 活方式）成為爵士樂廣大的群眾基礎。商業普及是爵士樂傳遞最重要的動力：爵士樂被 定義為西方工業社會城市平民階層的自發性次文化藝術，它首先是舞廳當中的跳舞音 樂，伴奏樂師就是最早的核心聽眾。其後，慢慢出現學院當中蒐集、討論美國唱片的社 群。Hobsbawn 也依據嚴肅著作、期刊發行量、巡迴音樂會的聽眾人數以及爵士樂書籍 的平均銷量，大致估計出 1950 年代英國爵士樂社群的人數規模。他也指出爵士樂愛好 者在人數規模之外的意義，一方面，在爵士樂傳遞的過程中，其象徵意義也是重要的。
爵士樂被視為是「美國的」、現代的以及時髦摩登的事物，舉例來說，爵士樂團在 1920 年代的聯想物是小汽車、吉利牌刮鬍刀和女性短髮。另一方面，就黑人音樂經由爵士樂 以至搖滾樂之間的承繼關係來看，30 年代在學院中熱心交換、聆聽唱片的準知識分子，
50 年代成為博學的爵士樂迷，這群聽眾令歐洲更加熟諳黑人傳統中的特定音樂元素。
60-70 年代，搖滾樂在英國成為美國黑人音樂的第一個「歐化」版本，取代爵士樂的地 位，成為屬於特定年齡群體的青年文化以及一個世代自我肯定的符號。
Hobsbawn的研究突顯出聽眾的不同組成形塑了音樂藝術發展的方向，同時，隨聽 眾組成而異的欣賞情境亦彰顯藝術的社會意義。就我們關切的村上閱讀來說，在傳遞路 徑方面，前一小節中我們已經回顧，藤井省三的研究歸納出村上文學在東亞中文圈的傳
遞路徑，在我們看來，臺灣接受村上作品時間點上略微超前、尤其早於 1987 年《挪威 的森林》出版，既是一個偶然，我們藉此同時觀察到兩種作品價值的相對性，同時，時 間點的提前也部分反映出臺灣與日本之間在文化面向上的密切接觸。27在臺灣，一開始 敏銳接受村上作品的確實是文化中介人，正是這群讀者隨後扮演的代理、轉化並將之普 及化的職能，推動了村上作品其後的商業擴散。商業擴散是村上文學廣獲接受的主要動 力，至今，近乎全作品集在臺灣流通，說明了它當然是商品，另外，就文化藝術的象徵 意義言，我們看到，村上作品在臺灣受到的注目，也彰顯出臺灣「藉由日本的流行文化 觸及歐美流行文化」此一路徑是同時存在的。
文化作品亦是「商品」，書籍史研究取徑指出書籍的多重意義，書籍既是新技術與 工業的產品，亦是流通在市場與地理疆界之間的商品，還是傳遞理念、觀念與思想的載 具。書籍是社會溝通的一種形式，在書商、印刷商、工匠以及知識分子、作家之間流通，
書籍史研究著重討論思想層面與物質層面的交界，探究書籍的物質形式、生產方式與傳 播路徑，相關研究釐清自手抄本的時代起至 15 世紀活字印刷出版物，其作為工業化、
標準化、大量消費之先聲的複雜現象，此外也及於未來的書寫、利用、散佈的新形態。
Febvre and Martin（2005）回顧書籍史的相關論題，包括印刷術的發展、書籍製作、商 業流通、生意經，閱讀圈的形成以及作者制度等，Robert Darnton（2002：12）以「傳播 循環」，依循創作、排版、印刷、裝訂、流通、傳布各個環節，以最終作者身分亦重合 在讀者身分中成為連貫的概念架構。
具體實存的作者、編者當然亦為讀者：從閱讀的角度出發，歸納法國書籍史與書 寫文化史的研究，可以大致歸結「是誰讀什麼」、「如何取得以及在哪裡讀」和「讀者對 其讀物的操作」幾個議題。（秦曼儀，2008）其中，研究讀者對於讀物的操作相對困難，
對比於作者在過往的文學研究中佔據獨大地位、付梓印行的書籍文本的恆久「在場」，
真實讀者容易因為資料缺乏而缺席。在研究資料的詮釋問題上，如同 Carlo Ginzburg
（1980）的反省，既有研究較少關注底層階級的文化與庶民文化，對之少有詮釋，一方 面是拒絕分析理解，另一方面則是習慣性地以刻板形象看待，不是將底層文化視為被動 適應，不然就是對之有過分樂觀的想像。Ginzburg 指出資料不足是歷史研究主要遇到的
27 一般認為，廣告業、文學創作者最初敏銳接受村上的寫作風格。我們看到，最初扮演翻譯、
推介角色的臺灣譯者賴明珠，她的背景是公費留學日本千葉大學的留學生，回國後從事廣告相關 工作。細究她最初接觸村上作品的過程，同時看到，廣告從業人員藉著流行雜誌密切關注日本流 行文化的樣貌。就廣告產業本身而言，臺灣的廣告代理業自 1960 年的發展深受日本影響。諸如，
東方廣告公司與博報堂、國華廣告公司與電通、中華傳播公司與中央宣弘會社的合作關係，就是 幾個明確的例子。（賴守誠，1993）
困境，尤其從屬文化一向仰賴口傳，對之研究似乎總是僅能間接進行，因為，歷史研究 者分析的文字書寫資料，其記錄者少有例外都屬支配群體的一員。如此，從屬階級的思 考、信念、期望以及觀點不免是經由中介，或可能遭到扭曲。Ginzburg 檢證 Bakhtin 的 假說，亦即，從屬階級與支配階級的文化之間的關係是循環、相互影響的，他進一步問，
何種程度上前者從屬於後者？何時、就何種程度而言，被支配群體具有相對的自主性？
這兩種層次的文化是否有可能是互惠的？庶民文化中支配文化的元素，何種程度是交流 引起的變化、自發性的趨於同一，或者未曾意識到那是出於資料的扭曲、將不知視為已 知？
我們在此重述 Ginzburg 的提問，因為，針對從屬階級的研究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論 點，亦即，分層、互相區隔的社會群體在文化面向上的關係並非單方面的壓制，而會有 模仿、挪用採借以及交流互動。上述提問導引我們更進一步由權力關係以及隨時期而異
我們在此重述 Ginzburg 的提問，因為，針對從屬階級的研究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論 點，亦即，分層、互相區隔的社會群體在文化面向上的關係並非單方面的壓制，而會有 模仿、挪用採借以及交流互動。上述提問導引我們更進一步由權力關係以及隨時期而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