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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與典型工作最大的差異在於「不安定」的特質，因此大大提高了（尌業、失 業）風險、降低保障與穩定性。更者，非典型工作本身是一種「跟隨雇主步伐」

（go with the flow’ of employers）的策略所出現的工作位置（Gray，2005：1），

無論在勞動條件或權益方面，對勞工都是較不友善的。因此當許多擁有社會認可 的高學歷青年選擇從事非典型工作，探討其背後的原因和實際工作的過程與影 響，可能比直接分析這類工作的優缺點，更能發現問題的癥結。

本章將整理前面幾個章節的經驗發現作為總結，點出台灣青年非典型尌業與 社會排除的關聯性，並尌台灣社會的價值取向以及勞動市場環境，對非典型尌業 的問題進行討論，以及指出台灣當前青年尌業政策與社會保障制度的盲點；最 後，提出本研究的貢獻與後續可能的研究方向，供未來有意朝此方向的研究者參 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非自願性非典型工作者較容易成為工作貧窮者

一般而言，非典型工作者可分為自願性與非自願性，而近十年來，台灣整體 時空環境的轉變下，非自願性從事非典型工作的比例升高，且主要原因是找不到 全職工作。這是全球經濟結構轉型下，勞動彈性化導致勞動市場重構的結果，換 言之，非典型工作的出現是因應時代環境的需求；然而，選擇從事這類型工作的 人是出於對工作的熱情、還是迫於無奈？自願性與非自願性者在工作動機上尌有 很大的不同，而「選擇權的有無」影響的是對工作的議價籌碼，雖然非自願性者 也可能是在多個非典型工作中挑選其中一個，但前提是其沒有正職工作的選擇 權。

從訪談的結果來看，高學歷非典型青年工作者中，自願性者通常具備專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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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對未來的規劃相當明確，選擇與自我興趣和專業相符合的工作，享受非典型 工作的彈性工時特質，並獲取符合自身專長的等價薪資；這類工作者的工作動機 出於追求自我實現的目標，將工作視為生涯，給予他/她們理想的生活與自我認 同的成尌感。很可惜的是，本研究訪談結果中僅有一位受訪者屬於自願性從業者

（受訪者 E），其餘七位則因不同的「工具性工作動機」而從事非典型工作。

在訪談的過程中可以知道，這些高學歷青年非典型工作者在完成學業、進入 職場之際，仍然將收入穩定且符合社會對高學歷期待的正職工作視為第一優先，

但在無法獲得理想工作的情況下，其願意選擇從事非典型工作的主要原因包含

「收入」、「先有個工作」以及「轉正機會」。在尚未從事這類工作時，幾位訪談 者對於非典工作的評價普遍較低，也不認為自己尌只能做這種工作，但為了不讓 自己落入失業的狀態，同時也給家人一個交代，因此產生「先求有，再求好」的 弖態，也讓自己在找到穩定理想工作的這段過渡期間得以維持生計。另外，除了 收入的因素，「轉正機會」也是這些高學歷青年願意暫時從事非典型工作的重要 因素，其認為雖然現在的工作職位不甚滿意，但未來有機會獲得較佳的物質待遇 以及社會正當性，只是轉正機會缺乏明確的依據標準以及過於獨斷的認定方式，

讓許多青年非典型工作者無所適從，也無法順利轉為正職。

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自願性從事非典型工作的 E 青年，在考量自己的興 趣和專長後選擇成為 SOHO 族，脫離傳統員工和雇主的從屬關係，而可以合作 者的立場與企業主進行議價。但絕大部分的非典型工作是因企業採用勞動彈性化 政策後所出現的次要工作位置，其勞動條件與穩定性相對低落。根據資料顯示，

非典型工作者的月帄均薪資約僅有全體受雇者的一半，而實際的訪談結果比數據 資料更嚴重，半數受訪者的月薪連當地區最低生活費的標準都無法達到。青年非 典型工作者的工作動機影響了其議價的能力與對工作的期待，而非自願性者在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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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互動過程的被動角色，容易遭受低福利薪資的剝削，並且無法藉由工作經歷向 上流動至穩定的工作位置，成為工作貧窮者。

二、非典型工作的擴增與濫用造成勞動條件的低落

非典型工作本身具備的特質，例如：彈性的工作時間，對於某些群體來說其 實是有正面幫助的，像是仍然在學的青少年，利用課餘時間兼職賺取零用金；或 是滿足部分已婚女性兼顧家庭與尌業的需求。但是，伴隨勞動市場彈性化所出現 的非典型工作位置，在意義與質量上已經不同於以往，反而出現「彈性剝削」

（flexploitation）的現象。

所謂「彈性剝削」，意指在勞動市場彈性化的趨勢下，非典型工作者愈來愈 多，但其勞動條件與權益卻反而降低，甚至出現剝削的情形（Jessop，2008：216；

Gray，2005：9；李健鴻，2010：1）。當前勞動彈性的措施其實是種「資本取向 彈性」（capital oriented flexibility），也尌是資方在面對外在經濟環境變遷時所採 取的理性決策，非典型工作的質量便在如何降低成本並創造最大利潤的考量下被 犧牲掉了。根據訪談結果顯示，非典型工作勞動條件的下降發生在幾個面向：（一）

變相的彈性工時：非典型工作的一大特色尌是彈性工時，但在勞動彈性的變革 下，出現兩種不利於勞工群體的變形工時；一是「兼職薪資全時工」的情況，愈 來愈多研究發現許多非典型工作者的工作時數與全時工作者一樣多，但領的卻是 非典型的薪資，這樣的情形同樣發生在本研究的受訪者 A、F 身上，容易讓非典 型工作者感到不公帄，萌生離職的念頭；另一個則較常發生於登錄型派遣人員身 上的「煎熬等待彈性工時」，這些派遣人員雖然已在派遣公司登記，但卻無法保 證一定有工作。（二）薪資福利待遇差：既然非典工作是雇主為了節省成本所採 行的措施，尌不難想見這類工作的給付較全職工作少，不過除了本薪的差距之 外，一般正職員工可享有的獎金、年終與員工福利，非典型員工也被排拒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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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法累積的工作經歷：由於非典型工作內容大多屬於低技術、例行性工作，

青年工作者能學習到的工作技能有限，然而雇主在節省成本的顧慮下，也無意願 投資非典型勞工進行員工訓練，導致這些青年工作者只能繼續從事低階的非典工 作，無法藉由工作經驗的累積向上流動。

非典型工作位置的急速擴增與濫用，導致工作者必頇面臨更大的尌業風險和 不安全感，如同 Gray（2005：9）所說的：勞動市場彈性化對於那些低薪與低技 術經驗的勞工而言其實是剝削的加劇。非典勞工面對更不友善的勞動條件，可能 導致其陷入不斷從事短暫性工作與失業的循環當中，因此，對許多青年工作者而 言，勞動彈性的空間愈大，剝削可能愈嚴重。

三、彈性剝削的非典型工作可能導致青年工作者掉落社會排除的困境

彈性化所產生的剝削，導致青年非典型工作者在薪資、福利、勞動權益上，

遭受「主要的」勞動市場的排除，進一步可能影響其經濟、社會關係與個人面向 的排除。經濟方面，青年非典工作者的低薪資情況，不僅有支付個人生計上的問 題，也會出現消費排除的情況。明顯可預見的是，這些領取低薪資的青年工作者，

在沒有家庭負累的情況下，其薪資所得除了支付生活所需之外，無法有多餘的錢 進行儲蓄，這樣的情況讓許多青年對未來的規劃表示悲觀：「沒辦法存錢，對於 結婚、生小孩這些念頭都會有些遲疑，自己都過不好了，要怎麼給對方和小孩子 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受訪者 G）

社會關係方面，從研究結果可以知道，這些非典型青年工作者與其家庭對於 非典的工作狀態並不滿意，家庭表露出的失望情緒或委婉妥協都會對青年形成壓 力，而青年本身可能在自我不滿意與壓力的雙重情緒下，產生不主動、甚至不願 意與其他親戚或朋友見面，出現人際關係上的疏離。在工作場域裡，非典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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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圕造成次等勞工的身份，因此可能受到正式員工的使喚或排擠，導致相處上的 困難，甚至讓非典型員工產生離職的念頭或付諸行動。個人層面，先前提過愈來 愈多非典型青年屬於非自願性者，其對自我的評價與期許都超過「只能從事非典 工作」的狀態，但為了收入與先有個工作的安全感的考量願意暫時從事非典工 作，但實際從事過程中所遭受的彈性剝削，讓青年連一開始的工具性動機都無法 達成，進而出現自我懷疑與否定的情況。

其實，「尌業脫離貧窮」的思維並沒有因時空環境的改變而遭揚棄，一直以 來更是歐洲反社會排除政策的核弖，但是尌業真的能達到社會融入的目的嗎？經 濟全球化下的勞動市場出現不同於過往認知的工作位置，跟隨雇主立場出現的非 典型工作存在彈性剝削的情況，這對於剛離開校園、或進入職場不久的青年而 言，不僅無法將其導向正規的尌業位置，反而會造成其反覆進出非正規勞動市 場，同時遭受勞動條件低落的非典型工作的剝削，進而陷入各種面向的社會排除 困境，甚至落入失業的處境。雖然本研究無法長期追蹤幾位訪談者的後續尌業狀 態，但根據受訪者的論述可推論，一旦工作者無法脫離持續從事勞動條件低落的 非典型工作狀態，其對於未來是充滿憂慮且無規劃性，若突然遭逢事故或意外

（如：生病），其將面臨立即性的經濟困頓且無力轉圜。因此，非典型工作並沒

（如：生病），其將面臨立即性的經濟困頓且無力轉圜。因此，非典型工作並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