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與結論

壹、文獻回應

對照政策脈絡發展，學者朱鎮明、范祥偉（1998：71-86）早已提出以公共管 理議程建構角度，分析本政策的相關研究。本論文經過文獻分析發現，澎湖設置 觀光賭場政策提案過程中，的確有多次民意調查，包括縣政府、行政院相關部會 以及國民黨，而反賭方受限經費與人力，並未投入資源進行民意調查。在爭取社 會力量結盟與核心團體會議召開密度部分，反賭聯盟定期召開會議，澎湖青年反 賭聯盟顏江龍即表示：「2009 年 3 月份之後，我們大概每 1-2 個禮拜就會開一次會。」

另外，反賭聯盟也廣邀教師團體、教育行政團體、公益團體等加入，包括勞工陣 線、人本教育、教師聯盟、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等。

在政策對話性部分，援引王文誠、何敏華（2005：1-23）、莊德森（2001：65-94）、

朱鎮明（2000a：73-86）、吳吉裕、余育斌（2006：77-116）、彭姿榕、蔡敏琪（2008：

33-60）、紀明君（2011）等人的研究，均認為政策對話的工具包括召開公聽會、編

印政策說帖等。

經過文獻與訪談發現，在公聽會部分，澎湖縣政府在公投後、投票前召開 37 場公聽會，但僅設計由贊成設置賭場方發言，並未邀請反方代表；吳巡龍檢察官 對此抗議，方於第14 場起，始給反方 5 分鐘發言。

而在編印政策說帖部分，澎湖人最引以為傲的是，純樸的風氣與良好的治安，

也因此，最擔心賭場造成治安問題；但負有政策說明重要性的白皮書，其內容並 未回應反賭陣營所提出的垃圾處理、水電供應不足、交通、治安、經濟就業規劃、

賭場管理規劃等問題。受訪公民謝恆毅就表示「當我們去收集資料的時候，我們 會覺得奇怪，這個為什麼縣政府沒有說？…縣政府提供的資訊是有偏頗的」。

在利害相關人與政策對話的相關文獻中，鄭如意（1998）是在澎湖設置觀光 賭場政策中，最早提出利害相關者對政策的影響。廖英賢（2006：33-66）則將受 訪者對各利害關係人之影響力與利益或興趣，分為四類。經過訪談後發現，與議 題相關，但從中獲得利益低的利害關係人，對議題的興趣也可能很高，例如初期 僅由釋昭慧法師與葉智魁組成的反賭聯盟、林長興及所屬的生態保育聯盟、傅靜 凡與妙雲講堂、以及其他受訪公民等，均是從賭場政策獲得利益低的利害關係人，

但卻都對議題有高度興趣，並且參與。

對澎湖設置觀光賭場政策，也有文獻以政策倡導聯盟角度切入，如魯俊孟、

蔡佳純（2012：85-123）以倡導聯盟架構（Advocacy Coalition Framwork）分析具 有嚴重爭議之公共政策，探討倡賭與反賭聯盟，設立時的社會背景與理由、信仰 價值與資源，並假設澎湖縣政府與澎湖反賭聯盟召集人，分別為倡賭與反賭之政 治掮客，擔任在敵對聯盟中尋找適當的妥協方案，探討次級團體的運作是否形成 再循環的過程。本論文經過訪談與文獻彙整發現，雖然該政策已推動逾二十年，

期間澎湖縣政府並非一直贊成設置賭場，立場曾有曖昧不明，主要仍為地方民代；

而反賭的時間雖也持續二十年，但是期間的反賭陣營的變化卻是非常重大，並且 爭議也非侷限於澎湖在地。從早期澎湖以林長興為首的相關團體進行反賭，台灣 則以釋昭慧為首進行倡議，至後來離島建設條例通過後，澎湖反賭聯盟才每周召 開會議，實質性積極結盟運作，位於台灣的反賭聯盟亦有相同狀況，雖然成立於 2001 年，但聯盟實質積極運作卻為 2009 年；所以，在社會背景與理由，以及資源 的變遷極大，團體名稱相同，但運作模式已不相同的情況下，以該架構檢視，似

乎有不妥之處；再者，兩方的重點是透過輿論或遊說等方式，各自尋找更多支持 者，彼此間則幾乎無直接對話，加上在離島建設條例10-2 通過後，促賭方提出的 公投成案，使得兩方必須在公投投票中對決，緣上，澎湖設置觀光賭場政策中，

贊成與反對方之互動，若僅以政策倡導聯盟理論套用解釋，實無法顯現其全貌。

而為分析本政策中反賭公民參與相關部分，在文獻中援引杜威及Putnam對社 會智能及公民參與的看法；杜威認為，公民需要有普及的教育，以及獲得組織社 團的相關知識；公民教育與組織社團的知識，杜威稱之為「社會智能」（societal intelligence）（Kuruvilla, 2010：397-398）。Robert Putnam（1993：15）則界定近代 公民的「私人性參與」，他認為私人擔任志工、參加協會團體等，均屬於私人性的 公民參與，亦有益於民主功能；Putnam（2000：13-15）並進一步將公民參與的活 動方式，分為「合作性」與「表達性」；「合作性」是指，有組織的團體行動、且 從中產生公民價值；而「表達性」是指，個人自發執行的各種活動，在本論文中，

包括林長興、吳雙澤、謝恆毅、傅靜凡等人，均參與或組織社團。其中林、吳、

傅等三人，後參加反賭聯盟，持續推動反賭理念，並與其他成員分工合作推動反 賭；而謝恆毅參加的共生藻協會，成員多為生態研究相關領域人士，協會在離島 建設條例10-2 通過前，即注意到其對環境的可能影響，並提出疑問；而在博弈公 投結束後，謝恆毅持續以個人身分關注澎湖海灣生態現況。

最早成立澎湖反賭聯盟的林長興，本身也是生態協會成員；在澎湖積極逐戶 拜訪的吳雙澤一開始以個人身分投入，之後則組織志工一起逐戶拜訪及參加反賭 聯盟，博弈公投後則組成海洋公民基金會；提到逐戶拜訪，吳雙澤表示：「2009 年 5 月以後。我花很多時間在做在地聊天，聊這個事情。我跟很多人聊，我看到人就 聊，我大概跟2、3,000 人對過話，那一定有，因為我們本島村子幾乎跑遍了」；而 妙雲講堂的德行法師也說：「這邊我上的課大概就是60 個左右吧，共修的話差不 多就40 人上下，可能將近 80 人左右…」，「一個禮拜至少三天，…在共修的時候，

將…我們的行動的宗旨，行為的目的，他們能夠了解之後，他們就可以捐錢的就 捐錢，然後可以出力的就出力」，在反賭過程中，妙雲講堂除在課堂上傳達反賭理 念，講堂志工傅靜凡也組織悲願苦行等活動。

此次反賭陣營中公民參與的途徑，回顧學者傅麗英提出的八類途徑：「刊物的 出版、座談會或研討會、公聽會、大眾媒體、舉辦活動、民意調查、遊說、自力

救濟。（傅麗英，2000:357）」。本論文發現，此次反賭聯盟的運作中，公民參與的 途徑包括：1.出版刊物-包括賭博共和國、弘誓雙月刊、菊島天堂何必賭場小冊子；

2.爭取參加說明會、公聽會，表示反對意見；3.爭取媒體露出-包括電台訪問、電視 訪問、遇公部門相關政策表示時，主動投書、舉辦多場記者會；4.街頭活動-包括 上演 「微型共和國」行動劇、315 大遊行、澎湖悲願苦行、澎湖當地百人遊行；

5.遊說拜會-離島建設條例過關之前，由釋昭慧法師組成拜會團分別拜會國、民兩 黨；離島建設條例過關之後，則拜會監察院等；6.自力救濟-抗議法務部、抗議交 通部、抗議澎湖縣政府。

回顧何明修（2005：92-112）的動員結構中的網絡與組織，可以發現，反賭陣 營在過程中的動員行動，因為彼此有合作的經驗，與相同的理想，具備「緊密的 群體聯結」，因此，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集結抗議、遊行等；除此之外，本論文亦 發現，甚有因為公民個人參與行動，讓組織得以連結更多網絡，例如：吳巡龍檢 察官的公開抗議，讓澎湖反賭聯盟得以有機會公開說明，並且連結請益吳巡龍。

再者，反賭陣營在此政策中的公民參與行動，為針對單一事件與議題（澎湖設置 觀光賭場政策公投），而集結的聯盟，因此，具備高度的合作因素。所以，在此過 程中，組織之間的競爭關係微小，而能緊密合作。再者，由於陣營的召集人均為 社運前輩，執行人員依其特質各司其職，分工明確，所以在領導與分工上，並無 扞格之處。

以上述例子對照此次澎湖公投結果，可說是反賭公民發揮公民智能，積極參 與的表現；林長興、吳巡龍、吳雙澤、陳榮一、顏江龍、謝恆毅、陳國杖、傅靜 凡、德行師父等人，運用抗議、說明、拜訪、宣傳、晚會、苦行、靜坐、祈福、

遊行、投書等等方式，喚醒地方基層意識對於道德與社會安定議題的關心，再用 合作方式，動員澎湖鄉親以實際行動關心故鄉正面發展，實踐公民參與的「表達 性及合作性」，喚醒在地公民意識。

貳、研究發現

本論文經過文獻彙整與深度訪談後發現，在澎湖設置觀光賭場政策中，公民 參與反賭有四個特色，一是公民倡議資源甚為有限；其次是各團體間成員重疊性 高；第三是以彈性面對政策環境的變遷；第四是公民參與反賭過程中的「在地性」， 公民從在地關懷出發，並在參與反賭過程中，公民意識萌芽，生根發展出持續性

的在地參與。

首先，公民倡議所需資源甚為有限，特別是穩定性、持續性的人力及財力；

在研究訪談過程中發現，當澎湖觀光賭場政策初提時，反賭方僅有代表，生命關 懷協會的釋昭慧，與以個人身分投書的葉智魁教授兩人投入；釋昭慧在受訪時也 表示，由於資源有限，無法持續跟蹤政策進程，也無法有專職人力處理反賭事務，

不論是她或是葉教授，均僅能在公部門有相關發言時，機動投書表達意見；吳雙 澤早期以個人身分投入時，也是因為參加生態活動，結識綠黨、荒野保護協會等 非營利組織，並獲得不同組織中的個人協助，在博弈公投成案後，吳雙澤投入反 賭宣傳，也是靠募集志工等方式，逐家拜訪；時任公督盟秘書長何宗勳加入反賭 聯盟後，也表示因生命關懷協會是公督盟會員，公督盟提供若干人力協助。以上

不論是她或是葉教授，均僅能在公部門有相關發言時，機動投書表達意見；吳雙 澤早期以個人身分投入時，也是因為參加生態活動，結識綠黨、荒野保護協會等 非營利組織，並獲得不同組織中的個人協助，在博弈公投成案後，吳雙澤投入反 賭宣傳，也是靠募集志工等方式，逐家拜訪；時任公督盟秘書長何宗勳加入反賭 聯盟後，也表示因生命關懷協會是公督盟會員，公督盟提供若干人力協助。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