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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反烏托邦文學是二十世紀文學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張惠娟1認為，二十 世紀的文學界是一個「反」字當頭的時代，而反烏托邦小說在這個時期的湧 現，反映了當時文學界「傳統典範的破產，正統邊際二分法的辯證，乃至對於 寫作此一媒體本身的質疑等」2的創作風向。
反烏托邦文學中公認最具代表性的三部作品包括蘇聯作家葉夫根尼．扎米亞 京（Евгений Замятин）的《我們》（Мы, 1921），英國作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及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1949）。雖然《我們》一 書在中文界受到的重視程度不如其他兩部，在英文界也非原生文學，但它在這三 本著作中的地位卻不容小覷。《我們》成書約在 1921 年，俄文版在蘇俄遭禁，
1924 年翻譯成英文方才在紐約第一次出版。事實上，三大反烏托邦小說的其他 兩部作品都有受到《我們》的影響。歐威爾 1946 年在對《我們》的書評中提到，
他沒有取得在紐約出版的英文版，但讀過這本書的法文版3，同時也很樂意為讀 者介紹並推薦即將在英國問世的英文版。歐威爾說：
1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言學系教授，研究專長為反烏托邦文學。
2 張惠娟。 <反烏托邦文學的諧擬特質>。《中外文學》。17(8) 1989, p. 131.
3 法文版名稱為 Nous Au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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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沒有人發現這一點，但我相信阿道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必 定有部分靈感來自於《我們》。
(The first thing anyone would notice about “We” is the fact — never pointed out, I believe — that Aldous Huxley’s Brave New World must be partly derived from it.
4)後人可以看得出的是，在《一九八四》這部享譽全球的作品中也能看到《我 們》的影子，雖然歐威爾本人中並沒有明確承認這一點。5
20 世紀初誕生的馬克斯列寧主義（Marxism-Leninism）及在其指導下運作的 蘇維埃俄國為反烏托邦文學提供了鮮明的現實寫照，但由於蘇俄逐漸趨於嚴厲的 審查制度，使得《我們》即使問世尚早，卻成為了二十世紀反烏托邦文學中不可 多得的俄語作品，此後這類文學更多活躍在西方世界中，《我們》也普遍被認為 是諷刺性反烏托邦小說的濫觴。
所幸的是，時過境遷，反烏托邦小說中許多的預言到目前為止沒有實現，但 在這個階段，反烏托邦的文學影視作品仍層出不窮，不斷給予人們以警示。人類 經濟、科技與文化的發展不斷給社會帶來進步，社會似乎正朝著不少烏托邦作家 筆下描述的大同世界趨近，但這一過程還要多久，是否能加速，結果是否是可預 知的，都是值得重視的問題。同時，人們亦要重視目的與過程的關係，以及科技 所帶來的倫理道德問題。人類歷史上曾發生數起悲劇事件，其中不少就是對這些 問題的刻意忽略與叛逆。我們所不能忘記的，就是這些歷史事實跟作家給我們的 警示。因此，反烏托邦文學及其帶來的啟示在當今世界仍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4 Orwell, George. Freedom and Happiness (Review of ‘We’ by Yevgeny Zamyatin), 1946. The Orwell Foundation. URL: https://www.orwellfoundation.com/the-orwell-foundation/orwell/essays-and-other-works/freedom-and-happiness-review-of-we-by-yevgeny-zamyatin/ (19th June 2018)
5 Orwell, George. Freedom and Happiness (Review of ‘We’ by Yevgeny Zamyatin).
‧ Zamyatin’s book is less well put together—it has a rather weak and episodic plot which is too complex to summarise—it has a political point which the other lacks.6)
目前文學界討論《我們》這部小說的論著並不少，亦經常與其他兩部反烏托
6 Orwell, George. Freedom and Happiness (Review of ‘We’ by Yevgeny Zamyatin).
7 艾力克斯·M·謝恩，美國扎米亞京研究專家，曾任教於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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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但其僅對《我們》做了初步的介紹。13阿赫梅托娃（Г. А. Ахметова）14 等則傾向於在俄國古典文學中進一步尋找這部作品的故事與靈感來源。除此之外，
也有不少研究者從扎米亞京「能量」與「熵」的文學理論對《我們》加以探究。
15筆者認為，「能量」與「熵」理論是這部小說的核心思想與理解《我們》的重要 方向。
在眾多學者將《我們》與《一九八四》進行比較的基礎上，16筆者延續了這 個研究方法。《一九八四》與《我們》有非常強的可比性，而且，前人較少論及 的是，《一九八四》能夠幫助後人更加深入理解《我們》，這是本論文較為獨特的 觀點。
三、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利用扎米亞京「能量」與「熵」的文學理念，以及在諸多學者研究
《我們》這部小說的基礎上提出一些新的觀點。往常學者基本認為，《我們》的 結局是以男主角 Д-503 做了想像力切除手術，被單一國（Еди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改造為順民，而他富有反抗精神的女友 I-330 被逮捕及處決收尾，雖然看上去是 一個反烏托邦小說典型的悲劇終章，但這個結局是樂觀的，或者比起《一九八四》
13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Из Евгения Замятина // «Новый мир», № 10, 1997.
http://magazines.russ.ru/novyi_mi/1997/10/solgen-pr.html (18th June 2018)
14 全名：古澤爾·阿扎托芙娜·阿赫梅托娃（Гузель Азатовна Ахметова），巴什基爾大學（БашГУ）
俄語、外國文學暨出版事業系教授，專長俄羅斯文學史，俄羅斯文學批評史。
15 見：田曉慶。《<我們>的新現實主義特徵分析》。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19-22，
25-27；余自游。《悖論與悲劇──反烏托邦小說<我們>研究》。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22-25；李然，溫玉霞。<「熵」與「能」：《我們》中的兩類主題隱喻及其文化解讀>。西安：《外 語教學》，第 40 卷，第 2 期，2019，109-112；程倩。《末世論關懷下的小說<我們>》。華東師範 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26-29。
16 見：Brown, E. J. Brave New World, 1984, and We: An Essay on Anti-Utopia. Ardis Essay Series, No.4.
Ann Arbor, MI: Ardis, 1976: Irrer, Joseph. “We” and “1984”: A Study in Conflicts. Amaranthus, Vol.
1978, Issue 1, Article 26, 1978, pp. 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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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這個觀點在多篇論著中均有體現。參見：Shane, Alex M. The Life and works of Evgenij Zamjati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52-53; Brown, E. J. Brave New World, 1984, and We: An Essay on Anti-Utopia. Ardis Essay Series, No.4. Ann Arbor, MI: Ardis, 1976, pp. 45-46; Irrer, Joseph. “We” and “1984”: A Study in Conflicts. Amaranthus, Vol. 1978, Issue 1, Article 26, 1978, p. 54; Chang, Hui-Chuan. Zamyatin’s “We”: A Reassessment. Humanitas Taiwanica, (58), 2003, p. 237.
18 較為推崇扎米亞京的司徒盧威在回覆歐威爾對《我們》的書評中亦承認「雖然我承認扎米亞 京的《我們》不是一本絕好的書，但它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也是一部值得英國讀者了解的作 品．」（…Zamyatin’s “We” which, though, I agree, not a great book, is certainly both an important and an work deserving to be known in this country.）見：Orwell, George. Freedom and Happiness (Review of ‘We’ by Yevgeny Zamyatin), 1946. The Orwell Foundation. URL:
https://www.orwellfoundation.com/the-orwell-foundation/orwell/essays-and-other-works/freedom-and-happiness-review-of-we-by-yevgeny-zamyatin/ (19th Jun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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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扎米亞京創作時期集中在 1931 年流亡巴黎之前，其重要作品《我們》成書 於 1920-1921 年期間。在 1988 年之前，這本書及扎米亞京其他作品直至戈巴契 夫執政末期之前在蘇聯被禁，爾後在戈巴契夫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與開放
（гласность）政策下，扎米亞京的作品才得以返回祖國。以下筆者將簡要回顧前 人對《我們》的研究成果。
一、不同國家與地區對《我們》的研究概況
台灣出於意識形態對抗的需要，很早就引入反烏托邦文學，如歐威爾的《一 九八四》，筆者所找到的最早版本是民國 56 年（1967）由署名萬仞翻譯、壬寅出 版的版本。但《我們》相比之下較少為人得知，而且由於蘇聯、俄羅斯乃至其代 表的俄語文學圈對台灣較為陌生，目前能看到的比較早對《我們》的討論已經在 90 年代。
《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問世則是在 80 年代，由於政府放鬆對書籍審查的限 制，反烏托邦文學包括扎米亞京的《我們》開始進入大陸讀者視野並受到大陸文 學界的注意。在具體時間上，王蒙提到，大陸期刊《當代蘇聯文學》在 1988 年 第 4 期譯載了《我們》，而在兩年前，即 1986 或 1987 年，廣州的花城出版社就 引入了二十世紀反烏托邦三部曲。這樣看來，中國大陸引進該書的時間比蘇聯略 早。19直到現在，中國大陸對已經出現的反烏托邦小說的出版與流通並沒有作限
19 王蒙。<反面烏托邦的啟示>。北京：《讀書》03 期，19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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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此，在中國大陸仍有相當的論文在探討該書。
在美國，由於沒有對反烏托邦文學的限制，加上冷戰的需要，對扎米亞京作 品的討論較早，但也一直到 1968 年才有美國學者出論文及專書論述扎米亞京的 作品，20而當時《美麗新世界》與《一九八四》已經問世數十年。美國早期的研 究基本著重在《我們》體現出的反烏托邦精神與所傳達的作者理念之上，在冷戰 後期的 70-90 年代出版的相關論文較多，而近年來的討論趨於減少。
此外，與台灣的狀況類似，在冷戰期間韓國也有意識形態對抗的需要，但對
《我們》的引進卻也在冷戰末期。據 Kim Song-Il 的介紹，《我們》在韓國最早由 Seok En-Chun (Сок Ен Чжун) 在 1990 年翻譯成韓文出版。冷戰結束韓俄關係恢 復正常後，在韓國陸陸續續出版了數篇關於《我們》以及扎米亞京其他作品的論 文，從不同的角度對這部小說及扎米亞京其他作品進行了研究與探討。21
二、烏托邦及反烏托邦研究
張惠娟對《我們》進行了再檢視。張惠娟認為，《我們》雖然是現代反烏托 邦文學中比較早的一部作品，它卻與其他作品都有較大不同，主要方面是在行文 風格與對來的樂觀主義之上。22
布朗（Edward J. Brown）認為，相較歐威爾對極權主義的恐懼，扎米亞京更 為樂觀，沒有對人類社會前景作出駭人的預言。「恩人」（Благодетель）不能對社 會進行完全的控制，而革命也正在進行當中，不光是從外面闖進來的原始人，單
20 Brown, E. J. Brave New World, 1984, and We: An Essay on Anti-Utopia. Ardis Essay Series, No.4.
Ann Arbor, MI: Ardis, 1976, p. 10.
21 Ким Сонг Иль. Евгений Замятин в Южной Корее. // Евгений Замятин и культуры XX век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публикации. СПб: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2002, с. 451-454.
22 Chang, Hui-Chuan. Zamyatin’s “We”: A Reassessment. Taipei: Humanitas Taiwanica, (58), 2003, pp.
23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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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米亞京的傳記作家謝恩（Alex M. Shane）指出，蘇俄成立後，扎米亞京透 過自己的作品表達了對新政府頻繁且名目百出的政治活動阻礙知識分子創造力 的不滿。24雖然扎米亞京自己否認，但 20 年代初的這部作品確是對蘇俄政權的 諷刺。
魏格納（Phillip E. Wegner）對《我們》中的「可能的」世界做出了探討。魏 格納指出，雖然我們是反烏托邦的經典，扎本人卻是一個更為激進的革命者與烏 托邦主義者。作者借用俄國文學批評家巴赫金（М. М. Бахтин）25對眾多文學批 評家評論杜斯妥也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26的話指出，眾人用不同方式對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進行解讀，但最後是殊途同歸，而對《我們》的結果也往 往是如此。27魏格納的創見在於，他指出《我們》並不完全是反烏托邦文學，並 提出兩種烏托邦的形式：社會型烏托邦（social utopia）與自然烏托邦（utopia of natural law）。這一點同布朗與謝恩的觀察不謀而合。除此之外，魏格納借用 Greimas 的符號學三角（semiotic rectangle）模型繪製了自由－幸福（Freedom-Happiness）、鄉村－城市（Countryside-City）之間的矩形聯繫。28魏格納指出，《我
魏格納（Phillip E. Wegner）對《我們》中的「可能的」世界做出了探討。魏 格納指出，雖然我們是反烏托邦的經典，扎本人卻是一個更為激進的革命者與烏 托邦主義者。作者借用俄國文學批評家巴赫金（М. М. Бахтин）25對眾多文學批 評家評論杜斯妥也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26的話指出，眾人用不同方式對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進行解讀，但最後是殊途同歸，而對《我們》的結果也往 往是如此。27魏格納的創見在於，他指出《我們》並不完全是反烏托邦文學，並 提出兩種烏托邦的形式：社會型烏托邦（social utopia）與自然烏托邦（utopia of natural law）。這一點同布朗與謝恩的觀察不謀而合。除此之外，魏格納借用 Greimas 的符號學三角（semiotic rectangle）模型繪製了自由－幸福（Freedom-Happiness）、鄉村－城市（Countryside-City）之間的矩形聯繫。28魏格納指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