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限制

（一）內容分析類目的建構

本研究在價值觀及研究方法中曾耗費不少篇幅在討論如何選擇適合本研究的價值 類目。首先，由於本研究處在跨文化的背景之下，因此優先考量了諸多學者如Hofstede

（1980, 1984, 1991, 1993）、Hamp-Turner and Trompenaars（1993）、Hall（1959, 1976），

和 Kluckhohn 和 Strodtbeck（1961）等學者發展的跨文化面向，然而如同這些學者的研 究前提，畢竟上述類目是立下面向限制的研究工具，因此不適合全盤討論一國的國家文 化價值。其次，若尋找沒有面向限制的跨文化價值觀類目，Rokeach 曾依自己理論編制 價值觀測量工具（Rokeach Value Survey, RVS），Maslow（1954）及 Rokeach（1973）

也依需求理論基礎發展的LOV 量表（List of Value）（李柏英，2002）。這些學者認為 他們的價值量表能夠跨領域跨範圍地適用，然而也有學者認為，重尋求普遍性（universal）

價值，相對無法顧及文化特色的價值，例如中國文化的「廉」與「孝」價值觀很難套入 Rokeach 的價值類目中（王叢桂，2002）（更詳細的比較可見附錄二）。因此，我們轉 而從國家文化價值來尋找價值類目。在研究台灣文化價值時，最常採用的是楊國樞

（1994）的系統，而研究韓國文化價值時，李圭泰（1979）的研究則是最常採用的價值 體系。然而，台灣畢竟不等同於中國，而且台灣近代以來也經歷了十分特殊的歷史背景，

因此不能完全以中國價值系統一概而論。另一方面，以中國文化價值系統去測度韓國文 化價值，似乎也犯了相同的毛病，即假設韓國受儒家文化影響後，價值觀未曾改變太多。

因此，研究最後採以李圭泰發展的價值類目來測度。由此衍生的研究限制是，首先，雖 然本文在文獻探討中說明採用李圭泰的研究來建置類目的原因，也舉證相關研究的支 持，但畢竟這是一個將該類目應用於電視文本的初探性研究，因此效度和實用性有賴未 來研究的持續累積；其次，李圭泰研究的運用範圍以質化研究居多，目前無法找到太多 量化的實證資料，因此這也可能造成本研究的研究限制。

（二）研究進行時間

研究的資料分析及觀眾資料蒐集時間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時期是 2002 年年 底進行的內容分析法和電話調查階段，第二個時期是 2007 年年初間進行的深度訪談階 段。由於這四～五年間台灣引進的韓劇數量更多，種類更多元，是故有可能在台灣播出 獲得高收視率的韓劇呈現不同於 2002 年時常見的價值觀排行順序，或甚至是不同的價 值觀。蔡佳玲（2005）的研究就曾指出，早期台灣喜歡悲戀和生死離別、重病殘疾的韓 劇，悲情而沈重，例如《藍色生死戀》、《天國的階梯》、《悲傷戀歌》、《冬季戀歌》

等，但近年來台灣偏愛輕鬆活潑的浪漫愛情劇，訴求輕鬆詼諧、積極正面，例如《浪漫 滿屋》、《新娘18 歲》、《18‧29》、《嫂嫂 19 歲》等。據此，關於兩套資料合併解 釋的相關研究限制的可能性也應運而生。不過，首先由於本研究的深度訪談資料並沒有 獨立解釋或討論研究問題的能力，深度訪談資料需用在配合電話調查呈現的統計資料，

豐富其統計關連性背後所代表的觀眾詮釋意義，電話調查仍然是本研究發現與討論的主 要邏輯關係。其次，目前除了有市場調查及研究顯示在台灣播映的韓劇類型呈現變化之 外，研究調查並未顯示韓劇所呈現的價值觀產生變化，甚至據本研究整理的結果，至2006 年主流及高收視率的韓劇仍然呈現家庭、向上、自卑及權威等價值觀。最後，本研究深 度訪談採用讓受訪者自我表述的方式，請受訪者盡量以劇情舉例來描述他/她們的韓劇閱 聽經驗。在訪談進行的過程中，有許多受訪者主動提到2000 年至 2002 年間（電話調查 中的價值觀變項抽樣樣本時間範圍）的韓劇，如《情定大飯店》、《火花》和《開朗少 女成功記》等；另外，《開朗少女成功記》、《情定大飯店》、《冬季戀歌》和《藍色 生死戀》目前（2007 年）也正在東森娛樂台和八大娛樂 K 台播映當中，《玻璃鞋》及

《愛上女主播》則剛重播完畢下檔；再說，許多受訪者表示她們會重複觀看收藏的韓劇 DVD。據此我們可以推論，一來是這些韓劇仍然具有收視率上的邊際效應，能夠反覆重 播吸引觀眾，二來是經典的韓劇會在觀眾心中留下價值認同的美好印象，持續影響觀眾 的收視行為和喜愛程度。但是，研究仍然認為在面對研究對象為瞬息萬變的流行文化 時，資料蒐集還是應該在接近的時間內完成，避免研究發現運用在分析台灣收視韓劇的 現狀時產生限制。

（三）問卷指標設計與統計方法邏輯

李圭泰中韓國人的價值觀共有 31 個，經過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在台播出高收 視率韓劇中呈現的價值觀後，我們以出現頻率60％為基準點，選擇經常出現和出現普遍 度前 60％的八個價值觀呈現在電話調查裡。這個考量一方面是基於慣例上以 60％作為 合格標準，一方面因為考量到本研究採用的是電話調查法來蒐集大量資料，受訪者可接 受的電訪的長度有時間限制，過長的問卷將造成完成率過低，損及有效樣本。因此事實 上，60％的標準並不是依照過往實證研究而來，或參考特定研究方法法則來決定。電話 調查問卷中其他的指標也有類似的問題，例如關於收視動機的面向有很多，但本研究僅 設計了三組。因此，在問卷指標上無法納入太多的價值觀，也無法設計較多的面向，組 合出完整的構面，可能是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之一。另外，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在

過往此類型研究多採用質化的方式之外另闢蹊徑，以統計的量化方式驗證收視行為與價 值觀認同之間的關連性。然而，正因為收視行為與價值觀認同之間因果關係的難以驗 證，過往研究才多採民族誌、人種誌及深度訪談法等質化方式進行。本研究以《閱聽人 價值觀與收視韓劇的相關性研究》為題，主要採用相關係數及單測考驗的統計方法驗證 二者間的關連性，避免因果關係上的問題。然而，在檢測價值觀與喜愛程度的關係上時，

由於經由文獻檢閱，本研究以價值觀認同作為自變項，以喜愛程度作為因變項，以迴歸 分析檢視價值觀認同對喜愛程度的預測能力。雖然這個統計方式的運用是承襲自文獻的 邏輯，然而在統計方法上是可以將自變項與因變項對調，以喜愛程度作為自變項，以價 值觀認同作為因變項。如此一來，若在統計方法呈現顯著，則勢必陷入一團難解的收視 行為與價值觀之間關係的謎團中。是以，本研究認為研究在統計方法的邏輯仍有討論的 空間。

（四）研究樣本數

對照本研究韓劇收視人口，由於本研究是在瞭解價值觀的認同，受訪對象限定在18 歲以上，故無法和其他沒有年齡限制的研究一同進行比較，例如較韓劇的收視人口年齡 是否較日劇為長（本研究年齡集中在 24～34 歲）、國族認同與價值認同…等等相關議 題，也比較無法推論到整體韓劇收視人口。另外，本研究也和其他研究韓劇的年齡分佈 不大相同，本研究的受訪者年齡集中在24～34 歲（53 人，38.4％），其次是 18～23 歲 和 40～44 歲兩個年齡層的人口。吳金鍊與曾湘雲（2002）的研究顯示，收視韓劇的大 宗人口集中在25～30 歲、37～42 歲；而根據廣電人（2003）的調查指出，收看韓劇人 數最多的依序為35～49 歲（28％）、20～34 歲（26％）（蔡佳玲，2005）。因此在年 齡變項部分，本研究的人口相對是比較年輕的，因此，這樣的現象可能造成應用在解釋 實際韓劇收視現象的限制。最後，電話調查的成功樣本數有138 人，完成率 56％，樣本 規模較小，因此，本研究在迴歸分析中採用校正後的解釋量（adjusted R square）來修正 整體模式的解釋力，避免推論到母群體時高估。在本研究的三個迴歸分析中，價值觀的 重視程度對喜愛程度預測能力的校正後解釋量為 15.4％，高於解釋量（R square）14.8

％的解釋力；價值觀的忠誠程度對喜愛程度預測能力的校正後解釋量為8％，低於解釋 量14.8％的解釋力；價值觀的提倡程度對喜愛程度預測能力的校正後解釋量為 10.6％，

低於解釋量12.6％的解釋力；其中校正後的解釋量有較原解釋量高，也有相距不大的，

因此，校正後的解釋量達到本研究修正解釋量的目的。雖然如此，由於迴歸分析具有樣 本數越小，解釋力膨脹效果愈明顯，樣本數越大，膨脹情形愈輕微的特性，因此樣本數 的規模仍有可能造成本研究價值觀對喜愛程度預測能力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