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日流行文化在亞洲交替現象

日本流行文化在亞洲蔓延開來，早於七、八十年代就展現其全面的影響力，包括：

日劇、漫畫、卡通、流行音樂、消費電子產品、綜藝節目製作、汽車等工業產品、時尚 等領域（梁旭明，2003；Frederick, 2003）。在學術討論上，也辯論到日本文化霸權是 否在亞洲地區出現「日本化」（Japanization）的現象，用以抗衡源於歐美主導的「全球 化」（Globalization）文化霸權（梁旭明，2003）。辯論尚未定論，轉瞬間，在 2000 到 2001 年，不只台灣，包括大陸、蒙古、新加坡、香港、越南、甚至是日本等亞洲地區韓

日流行文化潮流急遽交替。韓劇接手日趨疲弱的日劇收視人口，填補觀眾需要驚喜的收 視需求，並洗牌戲劇閱聽眾的人口結構，切出一塊新的市場區隔。同時，透過跨傳媒文 本的相互關係，韓國流行文化彷彿循著當年日本流行文化產業在亞洲攻城掠地的模式，

時裝、音樂、消費性電子產品炙手可熱，觀光業蓬勃發展。

於是，韓日流行文化消長的現象和原因，成為一個急需檢視的議題；其中，韓日劇 是最常被拿來比較的對象。當代電視學者有志一同地認為國際間電視貿易應該同時關注 在經濟面和文化面來剖析（Havens, 2002）。在市場機制上，日本經濟財富的身份認定 一直緊密繫於製造與輸出高科技產品，不甚重視輸出文化的產值（Frederick, 2003），

其流行文化對亞洲區的影響也顯得較長期而潛移默化；反觀韓國，1996 年南韓舉國面臨 走出金融風暴及振興國家經濟的課題，借鏡日本流行文化在亞洲市場取得的經濟文化收 益，改變以往內向的本土媒體政策，傾全力推動文化產業²。在1998 年開始資助電視及 電影的拍攝³，系統化而策略性地輸出⁴（梁旭明，2003；楊瑪利，2002）。積極的態度 使得韓劇能在亞洲各國電視台播映，能提供的片種和選擇也較多，相對有利拉高韓劇的 收視率。其次則是節目出口價格的問題，日劇走紅亞洲後節目價格變得非常昂貴，韓劇 的版權價格約只有日劇的30%。日劇海外版權的合約問題也較複雜，包括重播的次數、

演員爭取海外發行收入的利潤等；而韓劇在初期為打入亞洲國家市場，多採一次賣斷的 方式並且不限播出時間和次數，價格上的優勢使得各電視台基於成本考量而引進韓劇⁵

（鍾雯，2002；日劇為何會栽在韓劇手上，2002）。

從節目製作的文化層面來剖析，韓國的戲劇種類繁多，有短篇系列、每日劇、早間 劇、特別企劃等，而參考日本偶像劇的時尚性及基本元素並輸出至亞洲地區國家的劇 種，則稱為「時尚劇集」（trendy dramas）⁶（鍾雯，2002；梁旭明，2003），也就是一 般媒體上所稱的韓劇。韓劇傳承日劇的表達技巧，抓住日劇引人入勝的基本元素或賺人 熱淚的橋段，因此韓劇在各個角度不難看出模仿日劇的痕跡：如偶像男女演員和炫目的 時裝、隨劇情進展反覆播送為戲量身定做的主題曲、美景、夢話般的愛情誓言和對白、

導演一次次以蒙太奇（montage）⁷的運鏡手法呈現具有象徵意義的精緻小道具，煽動又

壓抑了滿腔隱而未說的愛情咒語、男女主角不自知地擦身而過急煞電視機前的觀眾、在 街上以拔足狂奔的方式追逐愛人取代開車來表達熾熱的情感、時尚的生活風格等浪漫唯 美的風采（Liu & Chen, 2004）。總的來說，除了日劇採用電影拍攝手法，使得畫面、構 圖、色彩、景別、剪輯手法等視覺的衝擊力和審美價值略勝韓劇一籌外，韓日劇在各方 面都旗鼓相當。因此，造成觀眾改變偏好的主因是劇情主題的選擇和節奏的快慢（臧歆 春，2001）。日劇題材廣泛，除了愛情，青春勵志的題材也拍得情趣盎然。還有，日劇 不局限於特定的職業和背景，入木三分地刻畫人物的專業能力和工作內容，帶著濃厚的 理想主義色彩和描寫分工化、專業化的工業社會中都會男女面臨的各種戀愛、工作或人 際關係上的問題，帶給觀眾工作與生活上極大的參考價值，並且是青年學習成長的教材

（臧歆春，2001；於麗，2004；陳佩君，2004a）。再說韓劇，它的題材平凡不脫愛情，

人物多在家庭、國家等大環境倫理的枷鎖下糾葛。在敍事方式上，它們往往回避戲劇衝 突，而在挖掘生活本身的複雜性上顯現敍事功力。因此，韓劇以相對緩慢的節奏，不慍 不火地講述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和感情經歷，側重展示多方位的社會生活及人們普遍的情 感追求，以描寫小人物和小事件來刻畫親情、友情和愛情，生活氣息濃鬱而細膩，傳統 而樸實，平凡而雋永，點滴見真情（傅仁美，2001；陳羽中，2004；趙小青，2004；陳 佩君，2004a）。

研究顯示，韓日劇同為黑髮黃膚的亞洲人，也同為漢文化圈，觀賞韓日劇較觀賞歐 美劇集有認同感和親切感。過往學術討論日劇及日本流行文化對鄰近地區的影響，歸結 出：「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使收視時增添「文化挪移」（cultural appropriateness）

的想像，歷史的殖民印記、權力不均造成被殖民國對殖民主國懷有「準西方國家」優越 的崇拜情結，及在自由市場商品競爭的原則下，先進國家的商品永受追求等複合因素

（Iwabuchi, 2004）。然而韓劇在亞洲流行開來，此時若同以「文化接近性」解釋韓劇與 日劇的流行現象，就需要更精細的討論和修正。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西化迅速，現代化及工業化徹底，生活步調較亞洲國家快速很 多；也因經濟高度成長，血緣對個人的約束力逐漸喪失，日本電視台遂進行改革，由年

輕人擔任製片人和導演，把當時的日本電視劇從家庭類型中解脫出來⁸，拍攝一批側重個 人在事業、愛情、人生目標以及自我價值尋求向上掙扎的青春偶像劇，這種電視劇類型 也自此流行開來。大陸台灣不少報章雜誌認為⁹，韓劇著重家庭成員間的關係，處理細緻，

充裕的敘事篇幅娓娓呈現亞洲國家面臨現代化的歷史變遷中失去的東西和價值觀的衝 突等問題，使觀眾對韓國倫理道德現狀以及其儒家精神的彰顯油然而生懷舊之嘆和感動

（陳羽中，2004）。價值觀的近似，是媒體歸結韓劇勝出日劇的主因。日本學者 Iwabuchi

（2004）也認為，以「文化接近性」來解釋日劇在台灣成功的原因並不切中要理，而是 本土觀眾認為日劇呈現時代性的節奏及西化的外貌，透過日劇中近似的亞洲面孔能最直 接想像、觸及並擁有西方味濃厚的日本文化，既「西化、先進」，而又「亞洲、親近」。

這種觀看的過程本身就帶有崇尚外來文化的心態。北京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史安斌認為，

「韓流」是儒家文化與美國工業化的大眾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它利用了文化 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全球化與本土化的衝突與調和，將傳統倫理與現代性的 衝突、東西方價值觀的衝突體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吸引了眾多的中國人（陸 婭楠，2004）。

自 19 世紀以來，華人社會一直面對價值觀變遷的問題。以中國所面臨的價值觀問 題來說，清末民初在現代化及西方文化的衝擊下，發生了五四運動，推動中國新型文化，

及種種如「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扔進茅坑裡」運動，產生所謂中國意識的危機（黃 光國，1993）。以台灣而言，自明末以來，台灣就是一個由華人移民所組成的社會，絕 大部分來自閩南和廣東客家地區。這樣的歷史背景充滿著矛盾、曖昧和緊張，缺乏穩定、

安全感和明確的社會文化認同：移民動機多為謀求經濟利益以圖改善家庭生活，加上17 世紀以來荷蘭重商的統治方式，物品著重出產和流通，與中國大陸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 方式不同，形成台灣重財愛利的價值觀。光復以來，統治者為穩固政權，建立正當性，

一面推行現代化，一面以復興中華文化的儒家價值自居。儒家主內斂、修養、君子之理 想生命的價值觀，與市井生活求生存、重人情、錢財、權勢的價值，再加上移植至西方 的法治、民主、平權等等價值，相繼在台灣生根發芽（葉啟政，1994；徐達光、全中妤、

周明智，1995）。如今，即使威權解放，台灣社會仍在經歷價值觀的交戰與狂亂，在本 土文化、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中蹣跚而迷惘地尋找深刻的核心價值。古今矛盾、新舊 衝突、中西碰撞，我們一面批判繼承歷史傳統而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一面立足本國而 又面向世界。從價值學（axiology）的角度來看，近代華人社會所面臨的尚未確立的新 型文化體系是「混和式價值體系」（李宗桂，1992；黃光國，1993）。「混和式價值體 系」的台灣社會，也就意味著整體社會情感所呈現的價值取向相當多樣。各群體可能呈 現不同的共同價值取向，界定規範著行為背後的感情和思想（葉啟政，1994）。韓劇所 呈現的價值衝突的文化特質，的確可能是吸引台灣觀眾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