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來，與中國大陸隔著黑水溝的臺灣，位居航海要衝，頗具軍事地 位，更且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極具經濟價值，屢屢成為外國人垂涎、竊據之 地。
自十七�世紀以降，臺灣歷經荷蘭竊據（1624—1662）、�班牙局部佔領
（1626—1642）、明鄭偏安（1661—1683）、清�治理（1683—1895）、日本 統治（1895—1945）等四個歷史階段，其中將�一世紀都是處於被荷蘭、�班 牙、日本殖民的狀態。
中日甲午戰�（1894–1895）的�果，清廷大敗，1895年4月17日，日本 首相伊藤博文、清廷大學士李鴻章�表中日雙方，於日本下關簽訂��關條 約�，根據條約，同意中國賠款兩億兩，並割讓臺灣、澎湖給日本。同年6月 17日，日本治臺第一任總督兼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率領文��官於臺北巡撫衙門 舊址，舉�「臺灣總督府始政典禮」，就從這一天開始，臺灣進入所謂的「日 治時期」。
從1985年6月17日到1945年8月�，半世紀的日治時期，臺灣人和日本殖民 統治者共構成「共生的歷史」。
第一節� 研究��與動� 研究��與動� 研究��與動�
�幾年來，有關「臺灣文學」的研究儼然成為一股時潮，甚至連帶也影�
到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研究，以臺灣為主體的文學研究甚囂塵上，各大學也紛 紛開設「臺灣文學」課程。
與此同時，研究臺灣兒童文學似乎��落在臺灣文學之後，不但沒有跟 上，反而日趨低落。有關臺灣兒童文學發展史的研究，過去都集中在戰後，即 1945年以後為主，對於戰前，即日治時期的研究更是乏人�津。
所謂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的意義，可以南非白人女作家N��蒂瑪
（Nadine Gordimer）在其著作�現�非洲文學�開宗明義地給「何謂非洲 文學」所下的定義，正好可以應用在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上。N��蒂瑪 說：
所謂非洲的作品就是非洲人本身所寫的作品，以及在非洲這塊土地上，曾
種情況下，絕不受語言和膚色的�約。（�蒂瑪，1979：10）
如同N��蒂瑪對「非洲文學」所下的定義，顯而易見的，所謂「日治時 期臺灣兒童文學」應該是指日治時期居住在臺灣的臺灣人以及所謂「灣生」、
「第二世」、「渡來者」等日本居臺者所寫的兒童文學。
一 研究��
柳書琴在〈他者之眼或他山之石：從�年日本的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研究談 起〉一文中，提到「共生的歷史」的概念。她語重心長的表示，倘若臺、日雙 方的研究者，堅持一己歷史解釋的正當性或正確性，我們將再次對立，並且一 起失去歷史。
在統治行為進行時，為遂行統治的政治與經濟目的，殖民主必須 和殖民地菁英，甚至群眾進行某種低程度（儘管很少）的協商，或在 容忍殖民地既有社會�制與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統治政策的規 劃。如果殖民統治沒有這些空隙，臺灣的文化抗日，根本沒有誕生的 可能。換言之，殖民主儘管有絕對的優勢，卻也全然不是主動，全然 沒有條件限制，全然不會由於因應鞏固統治與經濟掠奪等需求，而被 迫「異化」的。
在殖民行為衍生出來的現象中，不只有被殖民者被「同化」而 已，還包括殖民主被殖民的經驗或殖民地的文化所「異化」的層面。
（柳書琴，2001：101）2001：101）：101）101））
鍾肇政在〈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盲點—對「皇民文學」的一個考察〉一文 中，對「文學的尋根衝�」，有過如下的表示：
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爲甚麼會在這個時候，成為文壇上頗受矚目與關 切的焦點？依筆者粗淺的觀察，大約是受了始自1970年左右的臺灣鄉 土文學運�的餘緒，以及三十年歲月所產生的某些澄清作用所造成的 時�之成熟。或者，我們也似乎可以套一句時髦的用詞，說這是文學 上的一種尋根衝�吧。（鍾肇政，1979：12）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既有所謂的「文學的尋根衝�」，那麼，有關日治時期 臺灣兒童文學的研究，目前也只有臺灣單方面進�所謂的啟�時期的歷史尋 根，目的是希望重�建構��臺灣兒童文學的發展進程。
筆者自1984年秋開始從事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研究迄今，二十餘年來，一方 面始終秉持「任何蛛絲�跡，都是蒐集的線索；任何片言隻字，都是整理的素 材。史料的蒐集和整理，需要鍥而不捨的�神和毅力，一點一滴，聚沙成塔 的」這樣的工作信念。
另一方面，也一直將游彌堅爲���愛兒文庫�所說的一段話，奉為史料 研究工作的圭皋。
因為需要，就當由「無」變「有」，有了東西，才能發覺「缺 點」和「不夠」，知道缺點和不夠，才會想方法去「改進」，不斷的 改進，最後才能得到理想的實現。（游彌堅，1953：01）
雖然渡過漫漫孤寂的歲月，但也累積無數的工作成果，自1990年起先後 出��兒童文學史料初稿1945-1989�、��種希望的人們—臺灣兒童文學工 作者群像�（2002）、�回首來時路—兒童文學史料工作路迢迢�（2003）、
�臺灣兒童文學史�（2005）、�臺灣兒童文學年表�（2007）等五書。
此外，筆者自2004年起，開始將研究重點轉向日治時期，從事該時期臺灣 兒童文學的發展研究。之所以如此，係由於日本學者中島利郎�的�日
據時期臺灣文學��總目�人名索引�一書而引發筆者研究的��。〈日 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勾微〉發表於國家圖書館�全國�書資訊月��第60期，
筆者就此再度一頭栽進文獻蒐集的漫漫長路之中。緊接著，拙著�臺灣兒童文 學史�、�臺灣兒童文學年表�二書都有日治時期的影子在內。
當去年提論文研究計畫時，幾經考慮，最後還是以自己較為熟悉的「日治 時期」做為論文研究的主題。
筆者曾在�臺灣兒童文學史�一書中的〈前言〉提到：
從現有的文獻資料顯示，其實日治時期的臺灣兒童文學與日本 兒童文學、中國兒童文學皆有密切關聯性，而非過去所認為的「空 白」。雖然過去因為缺乏資料的援引和佐證，使得日治時期的臺灣兒 童文學幾乎淪為「空白」。
但根據筆者自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現更名為國立臺灣圖書 館）編印的《日文臺灣資料目錄》、《日文舊籍目錄》，以及中島利 郎主編的《日據時期臺灣文學雜誌—總目．人名索引》、游珮芸的
《植民地臺灣の兒童文化》所顯示的臺灣兒童文化活動情形，都足以 表示臺灣兒童文學在日治時期的確存在，而且相當活躍。
資料或文獻的一再出現，在在顯示「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實 踐精神。更由於多位有心人的論文發表，使得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 的研究初露曙光，進而彌補那一段的歷史空白。（邱各容，2005：Ⅹ
Ⅱ）
筆者的用意旨在強調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資料或文獻的一再出現，對彌 補那一段的歷史空白，的確具有相當的鼓舞作用。當然，也不能就此安於現 狀，相反的，需要更多有心人的共同參與，統合相關的文史學者，共同為日治 時期的臺灣兒童文學建構出更為清晰的兒童文學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