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憲法》政治地位的外生因素

國共內戰情勢底定後，由於中共對於制憲過程與《憲法》的抨擊，使蔣介 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必須捍衛《憲法》的正當性。《憲法》的政治地位，因國 共對立而確立。

回顧戰後中國政局，蔣介石在制憲過程中，嘗試以軍事壓力逼迫與吸納中 共加入國民政府與制憲過程，但中共不願屈服，導致蔣介石僅能將青年黨與民 社黨納入體制。隨著「吸納中共失敗」發展至「鎮壓中共失敗」的過程，國民 黨、民社黨與青年黨三黨合作制定了《憲法》與建制中華民國行憲政府。當中 共逐漸壯大，成為威脅中華民國存續的敵人時，國民青三黨合組的政治聯盟就 必須捍衛《憲法》與行憲政府，抵禦中共對《憲法》與中華民國政府正當性的 政治攻勢。中共這個外部敵人的存在，導致中華民國憲政體制運作的依據──

《憲法》獲得國民青三黨肯認與捍衛的政治地位，進而使《憲法》有能力規範

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運作。隨著中華民國政府因內戰失利而失去領土與人民 後，《憲法》成為僅存支持國民青三黨繼續握有權力的政治基礎。不過，僅有

《憲法》並不足以支撐政治正當性。

中華民國政府撤守臺灣後，因為失去廣大的領土與人民，而使中華民國無 法透過定期選舉，依據全中國的新民意重新組建政府。此一無法定期改選政府 的窘境，迫使中華民國政府必須延續民選民代的任期，以便使政府保有全中國 的代表性。換言之，證成中華民國行憲政府政治正當性的要件，除了在中國制 定的《憲法》外，還須搭配選自中國各地的民意代表依據《憲法》行使職權。

《憲法》與這群民代的結合構成了「法統」，不只突顯政府按照《憲法》規範運 作的重要性，也確立《憲法》的政治地位。如 1954 年 2 月胡適在國民大會開幕 式進行主席致詞，他認為國大代表的重要性，在於維繫「法統」的延續：

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自己一千四、五百位國大代表同志，他們拋棄了他們 的故鄉，從九死一生的苦難中逃了出來。···他們為的是什麼？為的是要維 持這個『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的國民大會（鼓掌）。我們試想，若是沒 有這一千四、五百位忠貞國大代表跟着政府，支持政府，我們今天還能繼 續維持這個憲法的法統嗎？（本報訊，1954）

相隔約 30 年後，無法改選的民代陸續凋零，但陶百川在 1982 年 11 月時表 示，任何補救民代凋零的措施，皆不可傷及全中國代表性，以免法統受損：

所謂『法統』，我的假設是依照憲法來統治國家。這有兩重意義，第一：現 有憲法必須尊重，不得做基本的修改，當然更不許以其他憲法來代替。第 二，行憲的對象必須包括全體同胞，也就是說我國目前必須維持全國人民

在行憲開始時所選舉的三個中央民意機關一貫體系，即使將來老成凋謝，

我國仍必須設法加以補充，以維持代表全中國的象徵（陶百川口述，

1982）。

由於法統是由《憲法》與選自中國的民代所構成，因此這群民代不能改 選，《憲法》也不能修正。為了維繫法統，蔣介石被迫必須與這群民代進行權力 互動，才能依循《憲法》運作政府。

然而，僅有外部因素是無法確保蔣介石持續對《憲法》抱有承諾，還須其 他政治菁英依據憲政規範對彼此進行牽制，才能從憲政制度內部鞏固制度約束 能力。就蔣介石而言，《憲法》規範的弱勢總統體制無法實現他個人的政治權力 與政治權威。因此，蔣介石作為威權政體的統治者，有其擴張權力進而破壞憲 政框架的誘因。換言之，蔣介石以外的政治菁英若無法操作制度並用以鞏固體 制，此一政治框架的毀壞只是時間問題。

在下一章可以看到蔣介石及其幕僚是如何擴張解釋《憲法》條文，為總統 擴權。蔣介石及其軍政幕僚一方面在總統之下，建制足以施展蔣介石軍事權力 的機構，另一方面將戰時狀態獨立於行憲體制的管轄範圍外，以便讓總統以三 軍統帥身分獲取支配戰時軍事與政治的權力。不過，由於立法院握有合法化總 統擴權的權力，因此對蔣介石與國民黨而言，立法院始終是一個必須說服與獲 取合作的對象，才能使蔣介石規劃用以實現其軍事權力的機構合法化。在總統 第一次擴權的過程中，可以看到蔣介石及其幕僚的自我克制，盡量避免被立法 院質疑「違憲」，顯現《憲法》具有約束黨政菁英權力互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