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壹、借課文化反映升學主義之下學科結構的失衡

在重視升學、強調考試的學校文化引導之下，大東國中內部的學科形成考 科與非考科的分野，此種分類影響了學校成員對待不同科目的方式，發展出考科 與非考科重要性高低有別的看法，一場學校裡課程社會學的角力追逐由此展開。

其中，考科憑藉著某些學術性的特質成為高地位的知識，並仗著課程時數的優 勢，掌握了學校裡多數的師資，造就學校裡考科與非考科師資的嚴重失衡，鞏固 了借課文化中考科與非考科權力不均等的現況。尤其是，在親師生以衝升學率為

第一優先的共同理解架構下，考科向非考科借入課的舉動變的理所當然，而非考 科老師也多半在顧及升學的考量下，被動配合借出課。再加上，兩者師資人數的 嚴重失衡，強化了既存配課借己課的正當化，缺乏非專業的師資加以教授非考科 的後果，使得某些新興課程（如生活科技）在現場淪為虛名，其時間多挪為考科 教學時間使用。

此外，公開考試的有無，也使得考科以「有考試的進度壓力」為架構，在 借課文化中加深控制了上述不均等的權力分配。以此為理由，考科不僅得以此預 先排除非考科借入課的可能，更能將非考科框架於難以拒絕借出課的請求，或是 規範非考科借入課後必須歸還考科的處境。考科與非考科看待進度與教完的概 念，顯示出兩者對知識論述形式的迥異，揭露了不同學科背後還存在著不同團體 的意識形態與信仰，因此課程絕非純然中立的知識傳遞，而是包含了暗中較勁的 各方勢力。此外，從權力的觀點來看借課文化，借課並非只是時間的挪用，「借」

字所彰顯的意義，更包含權力的運作與分配關係，以及各方勢力在此關係中達成 的妥協狀態。在本研究中發現，公開考試的有無、課程時數的多寡、師資人數的 失衡，導師口碑效應的催化，形成並維繫了考科與非考科在借課文化中不均等的 權力關係。而非考科教師在面對這種既存的權力不均等，則透過強調「教學專業 自主」、自身借課原則的把持，抵抗並回應考科借課的需求，轉化原先考科理所 當然的借課姿態，改為至今商量借課的口氣，非考科因此扳回一層借課的主控 權。只不過，每位非考科所能掌握的借課主控權，仍舊受到年資、聲望、職務等 因素的影響而有所差別，形成不同結果的借課妥協。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當學生們主動參與借課文化，並發展出特有的借課生存 之道時，他們也成為借課文化權力網絡上，也可能形成一股得以制衡其他勢力的 關鍵。又除了學生與教師，大東國中借課文化的形成與運作，也與學生背後選擇 以不在場方式現身借課文化的多數家長有關，尤其是當學生對借課的反對意見為 家長所認同，家長對學校的借課舉動所做出的回應，則可能影響學校的借課文化

作為。基於上述，本研究發現，大東國中的借課文化之所以形成，並非只是考科 與非考科之間的角力關係，也不是只有導師居中協調，而是任課老師、導師、學 生、家長之間權力協商之下一種妥協的狀態。從這個角度論之，借課文化不只反 映了現存學科結構在升學主義下的失衡狀態，更是學校裡各方勢力在面對此失衡 現存的妥協狀態，也是為何長久以來，借課文化得以自然地存在學校日常生活 中，成為教師間私下公開秘密的原因之一。

貳、借課文化以導師作為橋樑

然而，導因於升學主義下學科結構失衡的借課文化，並非單純因為考科與非 考科之間權力角力的拉鋸就能形成。因為在這兩方勢力拉扯的過程中，還存有一 個扮演溝通、協調、緩衝、搭架的重要人物，也正式帶領班級的靈魂人物─導師。

特別是，在知識階層化的影響之下，在大東佔多數的越區就讀學生家長，偏好由 課程時數較多的國英數三科擔任導師，並以此作為認同學校的基準。大東國中行 政基於減班超額的壓力，也多以考科作為導師遴聘的人選。然而，此舉不僅造成 各科難以公平輪替導師職務，更形成導師之間因為任教科目不同，享有名聲、權 力位階不同的現況，又加上學校行政多以教學績效、與同儕之間的互動、家長與 學生的評價，來認定導師「口碑」的好壞，以作為配給老師們班級素質高低的依 據。這使得任教班級素質的好壞，成為判斷老師在校聲望高低的依據，造就導師 間爭相追逐升學率、建立好口碑的效應。

在口碑效應的催化下，導師不僅要顧好學生在自己任教科目的成績表現，也 要顧好班上學生其他科目的成績表現，以迎合家長、同儕、學生對於「教完」對 於好成績的期待，以換取自身好口碑的建立，這使得導師逐漸成為借課文化中的 主角。再加上，導師職務本就具備時間彈性、資源多、協調性強等特質，於是導 師成為借課文化中協調借課事宜的橋樑（無論是主動或被動配合）。此外，導師 在借課文化中，負責指導並安排小老師與學藝處理借課事宜的舉動，也進一步傳

遞了其借課態度給學生，加深借課文化存在的正常化。

參、借課文化是不正常中的習以為常

在以升學率定義學校辦學成效、學生成績好壞定義教師教學績效、考試成績 高低定義學生優劣、師資人數失衡但員額無法增減、課程時數縮減但教材份量不 變、學校課程設計不符合課程運作彈性，以上種種「不充分」的現今教學環境中，

借課文化成為學校內部成員用以回應上述現場實際情況的「充分」理由。於是，

為了回應家長的升學率，學校只好更往升學方向靠攏；為了衝出高升學率，老師 的教學只好以考試為依歸；為了考取好學校，學生的學習更是充斥著無止盡的零 碎知識背誦與繁重無停歇的考試、複習、檢討。而那些在九年一貫改革中被刪減 課程時數的科目，在師資員額沒有增加的狀況之下，學校課務又得如期上路的壓 力下，行政只好繼續以不依專長配課的方式處理，遂造成了配課借己課的無可避 免。老師們在面臨教材份量沒有調整、教法難以改變的前提下，也只能繼續以「趕 課」、刪減課外補充的教法來加以因應不足的時間。在「制度不充分」、「時間不 充分」、「人員不充分」等諸多不充分的條件限制中，原先應該要由老師盡情發揮 的教學，學生應該要能適性學習的課程，被侷限在以畫重點、複習、考試的「趕 課」模式。課程改革的理念，退回重視升學考試的現實面，借課文化成為學校某 種習以為常的因應手段。

另外，考科與非考科教師對「進度」、「教完」、「趕課」的不同理解，反映出 兩者對課程知識與目標的認知有所差異，並影響兩者在參與借課文化中的詮釋與 行動。在「一定要教完」的考試進度壓力下，考科老師將課程知識劃分成「課內 知識」與「課外補充」，在時間不足的壓力下，則多捨棄課外補充而獨厚課內知 識的教授。然而，此舉卻使得考科的課程本身，在教授之前就帶有某種缺乏課外 延伸討論的「未完成」狀態，而借課文化則是考科老師在此種「未完成」狀態中，

試圖「完成」課內的、考試會考的進度的因應方法。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考科老

師所謂的「教完」，其實涵蓋的不只是課內的知識，也包含一連串考試的技巧、

複習與檢討。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考科老師對內為了顧及課內知識與考試技巧的 教授，對外又想要學生達到考出好成績的效果，借課變為教師們趕進度習以為常 的作法，甚至考科老師借入課的舉動還被肯定為「認真的老師」。

然而，研究者想問的是：課程與教學的意義就只有「教完」或教會學生考試 得高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在面對當今重視升學的大環境，課程的安排與 教學的方式，卻衍生出老師必須借入課趕進度，學生被迫必須超速學習、捨棄學 習某些非考科的機會，而這樣的借課文化似乎也反映了，課程中存有的潛在假 定：那些不會考的知識不重要，所以被排除也無所謂。然而，這種潛在的框架不 只限制了考科老師們對於課程只停留在「教完」的層次，也限制了學生在課程中 融入自身生活經驗建構課程知識的可能，進而侷限了課程的改革，停留在只重輸 入與輸出的線性模式，忽略檢視學校、老師、學生對課程與教學的傳遞歷程，進 而使得重視考科而忽視非考科的借課文化，成為不正常教學中某種持續被習以為 常的論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