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理論的對照及標準化之比較性研究
第二節、 美規（ATSC）標準「電視」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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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詳述解析。美國（ATSC）恰與歐規是一個對照映的分析，台灣原本數位電 視的傳輸標準使用美規，後來在業者對「技術要求」的共識下，而更改為歐規，
是什麼原因導致其「出局」？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瞭解美規的核心價值，即什 麼是「電視」背後的意涵。
第二節、美規（ATSC）標準「電視」的意涵
英國廣播公司 BBC 在 2007 年年初發表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國際社會和美國 人本身對美國所扮演的國際角色的印象都有所惡化，例如其外交政策環保議題 等。而在新媒體的議題上，也看到美國的影響力日漸消退，美規與歐規的消長即 可見一斑33。
歐規與美規若視為兩塊經濟實力體，其消長不是一夕間轉變的，是什麼因素 或環境所造成今天的局面？Hart（2004）說「競爭的壓力會改變反對改變派的堅 持」，以美國、西歐、日本 HDTV 的發展，驗證三大經濟體愈加分離而非拉近彼 此距離。歐盟 1997 年綠皮書係以匯流角度形塑數位化的議題，意指在轉變成數 位技術過程中，各產業間介線的逐漸模糊而消失。世界各國開始對美國是否如二 次大戰後一樣，繼續有能力領導世界開始存疑，因為自 80 年代初起，美國在支 出和貿易(spending and trade)兩方面的赤字愈來愈大。美國國會與行政單位之間 對如何增加美國競爭力之看法，亦經常不同調。
美規從 2000 年一路下滑的主要原因，Neuman（1999）認為在於發展數位的 產業模式上在討好其所有的業者而沒有思索其產業的發展，以致於規格輸出缺了 行動這一塊。其興衰反映經濟力量是美國特殊的管制模式，對既有業者的獲利及 持續經營的穩定性給予某種特殊的考量，每次執照更新時，考慮既有業者的生 存，避免損其經濟利益，使得管制機構不敢大力執法，形成管制者與被管制者奇 妙的共生關係。
在同樣的電視系統轉換過程之研究中，Galperin（2004）發現有兩個模式可 茲說明美國數位電視的政策；第一個模式發現美國是儘量維持相關產業的現狀；
美國在既有法規基礎上建立完整及平和可行的方法，並由市場現有業者來負責執 行。
33這項民意调查是在 2006 年 11 月到 2007 年 1 月之間調查歐、非、亞、南美等洲與中東的 25 國，
受訪者總數一共有 26381 人，参與這项调查的國家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智利、中國、
埃及、法國、德國、英國、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亞、意大利、肯亞、黎巴嫩、墨西哥、尼日、
菲律賓、波蘭、葡萄牙、俄羅斯、韓國、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美國等國家。資料來源 BBC 網站http://news.bbc.co.uk ，上網日期：200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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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perin（2004）指出美國電視轉換系統相關策略與方法是建立一套官僚體 系及規範，以使轉換能依照 1952 年 FCC 第六次報告（the Mold of the FCC Sixth Report of 1952）所言之模式進行。所謂 1952 年 FCC 第六次報告模式，是一套屬 於地方寡占市場的類比廣播系統。在美國自 40 年代起的廣電系統就一直在保護 地方寡占市場制度。美國國會亦加入保護既有產業的角色。如 1996 年的通信法 (The Telecom Act)的立法，其中對於成立第二頻道的計劃，指明首批 DTT 的執照 限發給目前在職的廣電從業人員。
其作法引起爭執處 Galperin（2004）表示有兩點在於：地方上的廣電業者享 有利益，但只負有不成比例的負擔，其次，發 DTT 執照給地方廣電業者需時太 久。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為電視系統轉換所需之立法，自 80 年代起曾辦理數十次 聽證會。
美國電視轉換系統相關策略第二個問題 Galperin（2004）認為，缺少有效的 行動合作計劃，尤缺乏可持久的解決辦法，以致影響到長期性的投資。美國自 90 年代初起，靠產業集團或私人的協議，產生數位電視的標準的決策，其策略 過於仰仗既有的在職廣電業者及現有的設備製造商。
此外，FCC 亦經常受到有關管理法規衝突的干擾，因為多元的訴求管道的 存在，所以利益關係人不願接受控管引起之損失。Galperin（2004）指出如在有 線電視相容力的問題上，操作人員為爭取有利條件，在 1996 年的立法中訴諸法 庭，要求為相關技術人員建立零售性的市場。但國會聽證及立法草案，往往癱瘓 了立法行為，前 FCC 負責人對此有所解釋：當產業對 FCC 行動或建議不悅時，
產業就會向國會相關委員會主席訴求，主席就勒緊委員會的脖子，使委員會對立 法案延遲，改正或被冷凍。因為沒有政府部門或管控人員可操控必要的辦法，使 電視系統由類比轉變為數位能夠協同一致的進行，所以執行工作只是－曝十寒。
那麼美國電視類比系統轉變為數位之過程是否與建立標準紛爭有所關連？
Galperin（2004）以標準的管控的三個方法進一步提出說明：第一個方法由市場 自定標準，如電腦業。第二個方法在於如不能做第一，則政策決定者可自定標準，
這也可得到市場人員的立即合作，但這種作法無法適用於高科技產業。第三個方 法為：政府可對私人財團研發之標準加以支持，此做法在美國及西歐電信通訊自 由化及廣電市場，都已顯出重要性。此第三種方法所言之私人財團面臨若干可能 失敗陰影的威脅，因為標準的建立對工廠的商業策略是重要的，但參與決定的各 方經常可能因利益考量而難得意見一致。
美國自 90 年代初起，靠產業集團或私人的協議，產生數位電視的標準，卻 因為對於數位電視的定義不同，拱手將數位匯流的技術產業讓給了歐洲。因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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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產業特性之一是國際界線的消失，所以何種管理規則適用，需重新思考。Hart
（2004）指出美國，歐洲及日本對先進電視標準系統的選擇，強烈受到以前已建 立制度，尤其是廣電方面制度的影響。每個地區實情不同，美國私人廣電機構盛 行，日本則為公共廣電機構，歐洲亦於兩者之間，但有傾向私人廣電機構之趨勢。
關於這一點 Galperin（2004）也附和並指出：美國政治制度是阻止現狀改變 及防止創新。這種政治制度的另一個結果是，弱式的政黨紀律。選舉制度亦過度 使選出國會議員首重個人之表現及受幕款制度之牽絆，而非以所屬政黨利益為優 先考量。正如 FCC 前主席 Hundt 所解釋：大多數美國眾議員都懼怕地方之廣電 業者。表面看來地方廣播或電視不如報紙對議員的批評，但國會議員怕的是地方 廣電業對他的報導度不夠。
美國對政治廣告之規定鬆弛，對政治候選人的免費使用廣電時間亦無規定，
所以競選者往往須花大把銀子上廣電節目，Galperin（2004）說明如此的美國數 位電視政策反映了美國政治制度。政策的多門及管理法規的爭執，均使立法者在 技術準則、費用、產品介紹等電視轉變之要素上難以妥協。以下三種力量顯示美 國制度相關權責單位權力的破碎不完整：
一、政治力量
最能解釋美國既有業者排斥新進業者進入市場競爭的例子是 1996 年前後，
美國數位電視頻譜決策的爭議。頻譜一直以來因為其稀有資源的特性，世界各國 皆以公共性為考量。在頻譜的賽局中既有業者通常緊握頻譜阻礙新進業者的加 入，有趣的是管制機構還會變成利益團體的俘虜。Hart（2004）提出美國有一種 特殊理論，「俘虜理論」說明這種現象：管制機構變成利益團體的俘虜，受制於 這些利益團體的圍剿34。由私人企業、國會及官僚體系組成能達成政治妥協的鐵 三角，以防止三角中的任一方遭受來自非鐵三角成員的危害。日久鐵三角可以控 制任何不利於他們的政策改變。在工業化的世界應該維持不受拘束的競爭性市 場，但是就實際情況的分析，「俘虜理論」式的管理才大行其道，此使市場高築 壁壘，而失去競爭性。
二、經濟力量
這些爭議 Neuman（1999）指出包括前面所提的政治力量的介入外，管制者 還必須以經濟力量考量管制模式。管制者不能讓既有業者倒閉，要負責業者的成
34著名的案例叫旋轉門：FCC 官員當完去當電視台董事長，電視台董事長當完，商而優從仕，去 當 FCC 的委員，美國典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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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因此每次執照更新時，會考慮既有業者的生存，延續其經濟利益。否則影響 多人生計，成為人的權益問題，這些懲罰成本的存在，使得管制機構不敢大力執 法，形成管制者與被管制者奇妙的共生關係。
三、營利事業要求公共服務
為什麼經營利益事業自己會要求公共服務？美國 AT&T 是第一個要求公共 服務的事業，這項要求有其交換關係。AT&T 在偏遠地區都做了所謂的公共服務 但是要求區域保障，意思是說不要讓其他電信業者進來，保障做到所有區域偏遠 服務；Neuman（1999）認為這是以公共服務為交易，交易出一套普及服務政策，
最後形成獨佔，這一點也是開放新進業者的最大障礙。
Neuman（1999）分析頻譜資源最初級的利益畫分涉及到很多的需求都要滿 足，頻譜有公共使用、民間使用、商業用途、軍用、船用、交通用途等等，必須 清楚區分，因為分配的管制行為使用模式，過程中牽涉到很多不同的利害關係，
因此頻率分配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性，管制行為的解釋是說頻譜使用有多重需 求（allocating frequencies for specific purposes），牽涉到多頭馬車、多部會的要求。
不過，當管制者必須遷就多頭馬車的狀態，便缺乏整體的考量，使用者亦必減少 選擇需求，這些都會形成頻譜規劃無法落實的障礙。
Neuman（1999）在其所著的 Broadcasting and Bandwidth 中引用 Eli Noam 對於
Neuman（1999）在其所著的 Broadcasting and Bandwidth 中引用 Eli Noam 對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