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聊齋誌異》改寫為兒童文學的適合性
第二節 《聊齋誌異》的兒童文學特質－教育功能
蒲松齡之子蒲箬在〈祭父文〉中表明其父寫作《聊齋誌異》一書的心情「大 抵憤抑無聊，藉以抒勸懲惡之心，非僅為詼諧調笑已也」123，於是許多在現實中 受盡苦楚的弱勢小民在故事中被重視、被救贖；那些貪婪妄為、昏庸無恥的惡人 得到應該有的懲罰。誠如文藝評論家長山靖生說的：
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是充滿了無秩序、偶然和不合理的……幻想作品其實 正是超越這個無秩序的世界，訴說有美好秩序的夢想。因此，我認為其實 奇幻作品可算是一種宗教。124
宗教的價值之一，在於為世間百態提供合理的解釋，而蒲松齡在書中表明其懲惡 揚善的價值觀，也讓讀者發現苦悶的現實並不代表人生的全部，唯有懷抱著善念 生活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
在「《聊齋誌異》改寫為兒童文學」此一命題下，要如何讓兒童在閱讀之中，
能夠汲取出《聊齋誌異》中原有的真善美卻又不流於說教、符合兒童水準和時代 意義，實有賴改寫者更用心的思考與設計。第二章第二節中，研究者已述述及《聊 齋誌異》創作者的生平與成書背景，此處嘗試從蒲松齡的道德觀和《聊齋誌異》
122 洪汛濤：《童話學》（台北：富春文化，1989 年），頁 147。
123 轉引自馬瑞芳：《馬瑞芳講聊齋》（台北市：大地，2006 年），頁 201。
124 長山靖生著，黃碧君譯：《從金銀島到哈利波特：解開世界少年名著之謎》（台北市：商周出 版，2004 年）頁 21。
書中含有的教育意涵著手，以探討改寫應該觀察的幾個方向。
一、從蒲松齡的道德觀論《聊齋誌異》中的教育性
蒲松齡是封建時代的文人，濃厚的儒家教育思想使其相信文學教育對於社會 的安定有無可取代的作用，如〈古香書屋存草序〉文中肯定文學的作用，且認為 文人可以做社會的棟梁：
安仁作宰，一縣桃李。蘇子為官，滿堤楊柳。自古文人，多為良吏。可以 知弦歌之化，非文學者不能也125。
生活在文人治國、科舉取士的年代，認為讀書人必定可以經世治國的想法無可厚 非，而擔任私塾教職近四十年，道德觀念更是根深蒂固。當時學術風氣流行陸王 的主觀唯心主義，大半輩子生活在山東，受到佛道觀念與民間風俗影響，這些都 影響蒲松齡的寫作目的與成果。蔣松源便提到：
…作為一個猛烈抨擊黑暗現實的民主戰士，確是「於一切俗情無不洞鑑徵 結」，充分表現了一個天才的思想家和藝術家的勇氣和膽識…他身負傳統 思想的重壓，他的階級本能是他對本階級的統治寄予幻想，因而他只是要 改良世道，而不是改造社會126。
在蒲松齡否定性的批評世道黑暗的表面下，心理卻透露出肯定性的追求；他筆下 許多善良的奇幻角色閃耀著理想的光芒，也代表他的內心認為這個社會是可以被 教育的。因此，于天池認為蒲松齡可說是個教育家，並認為其著作中均能發現其 系統化與豐富的教育思想，有強烈的使命感與自覺意識127。
于天池認為《聊齋誌異》中體現教育精神的三大類分別為128：直接表現教 育生活和反映教育制度的文章一類；傳統的道德勸懲說教文章一類；以及日常生 活的勸諷文章一類。筆者借用前人的研究分類，加上自己的看法論述如下。
125 轉引自于天池：《蒲松齡與《聊齋志異》脞說》（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8 年），頁 49-61。
126 蔣松源：〈寄孤憤於鬼狐世界的《聊齋誌異》〉《明清小說的藝術世界》（台北市：紅葉文化，
1995 年），頁 232。
127 于天池：《蒲松齡與《聊齋志異》脞說》（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8 年），頁 49-61。
128 同上註，頁 49-61。
（一） 直接表現教育生活、反映教育制度的文章
蒲松齡仕途不順，七十一歲才援例出貢，四年後便死去了。窮愁潦倒的一生，
使他對封建仕途的黑暗、科舉制度的腐朽有深刻的認識和體會。于天池先生認為 此類文章從題材上分為兩類；一類表現教師生活的，另一類是反映科舉制度的。
然而，筆者認為前者有待商榷。
于先生所謂「表現教師生活」的此類文章無法清楚體現《聊齋誌異》中的教 育精神，因《聊齋誌異》中並無以「主角教導學生」為描寫主軸的作品，僅僅是 作為角色的背景來描寫而已。好比〈葉生〉中提到淮陽葉生屢試不中，縣令丁乘 鶴讓其子再昌拜葉為師，這僅是一個故事的過場，沒有對教師生活甚至師生情誼 多所著墨。
至於暴露科場弊端的那些作品，在在描寫科舉時代萬千不得志才士的共同命 運，的確有很強的典型性。〈司文郎〉、〈考弊司〉、等作品中寫到的考官、學官 角色，有的只認錢不認文章，有的是非不分美醜不辯，罷黜有才之人而濫舉凡庸 之輩。在這種情形下，〈冷生〉、〈葉生〉、〈王子安〉等作品中，主角都被科舉扭 曲了心態顯得精神失常。程度輕如冷生，入場作文必先枯坐而後大笑；重者如葉 生，人死心不死的遊魂到頭來只落得撲地而滅的悲哀。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充 分顯現科舉弊端對讀書人受到的傷害。
蒲松齡因為處於那個時代，描寫那些憂憤不滿才顯得格外深刻；儘管現代社 會已沒有落伍的科舉取士制度，但懷才不遇、遭受不平的課題，是每個年代都會 遇上的。因此筆者肯定前人研究的說法，認為所謂的「反映教育制度」的作品，
現在也不見得過時。
（二） 傳統的道德勸懲說教的文章
蒲松齡曾經一度至蘇北外，一生活動不出於淄邑和濟南之間。然而，他接觸 和交遊的人物卻非常廣泛。秀才出身以及遊幕、坐館的生活，使他接觸了大量的 統治階級人物；長住農村和家境貧困的原因，又使他能與下層人民保持密切聯繫。
因此，他對封建社會的種種人物－－上自名人雅士，官僚縉紳，下至村夫農婦，
娼妓婢妾，以及惡棍無賴，道士僧侶等等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命運遭遇，無 不具有細緻的觀察和深刻的瞭解。在長期的觀察下，自然能把不平之鳴寫在作品 中，為故事中的主角發聲了。
筆者認為此類「道德勸懲說教」的作品表現了官對民、上對下、惡人對好人 的貪虐現象。如〈鳥語〉中鳥鳴聲也能用來嘲諷之用，〈續黃梁〉、〈梅女〉等作 品亦然。〈席方平〉除陰司閻王之外的官名與陽世無異，以陰間的種種驚怖意象 表現出貪官污吏虐民的經過，更是入木三分。
勸懲說教的內容包括抨擊社會道德澆薄的部分，充滿了平民互動色彩，如上 對下、官對民等，另可看出蒲松齡非傳統的道德觀念，如藉故事角色之口說出對 棄儒從商肯定，及呈現萌芽狀態的男女平等意識。
這類作品反映了作者本身道德觀念，體現教育思想本質，給予善惡有報的結 局，讓人在不能實現的現世生活中多少得到一些安慰。于天池認為故事中有些結 局與因果報應、地獄酷刑結合，為《聊齋誌異》中的糟粕。究其時代的限制，卻 是創作者在當時不得不採用的。筆者認為這個評論很中肯。此類作品的說教意味 比較濃厚，像是〈席方平〉讀起來像是勸人向善否則會下地獄受苦果的勸世作品，
被它的明顯創作意圖壓得沈重，使得它作為一個「故事」無法像其他作品一樣那 麼吸引人。
當然，勸世的故事也有善人發善心得到好報，或是萬物甚至比人類更有情義。
筆者認為這類的故事對比之下較有感染力，以故事中的光明結果教化人向善，比 起為了避開做壞事而後的懲罰較為積極正面。
（三） 日常生活的勸諷文章
于天池認為此類作品如〈孫必振〉隱涵諷刺未有人溺己溺知心的群眾；〈祿 數〉為短篇，敘述有錢而無德之人獲得的因果報應；〈張不量〉中，張不量的慷 慨使其免於冰雹禍害等等。篇幅短小有寓言性質，輕鬆幽默，於勸懲題材中文學
成就頗高。
（續表 3-2）
（續表 3-2）
教育制度」的故事縱然是《聊齋誌異》中能展現蒲松齡思想的重要部份，選材時 還是予以排除的。
（二） 傳統的道德勸懲說教的文章
經過統計，發現 28 篇裡面，主旨顯而易見為「傳統的道德勸懲說教」的篇 章有 9 篇，佔了三分之一。在研究範圍中被選取的篇章中，檢視「傳統的道德勸 懲說教」一類，可以發現大多是善有善報的好結局。如〈畫皮〉中男子因貪戀美 色遭殺身之禍，又因妻子忠貞忍辱而起死回生。〈二商〉中弟弟因困窘之中仍極 力幫助哥哥而家境富裕。〈石清虛〉中的奇石有感知遇之恩、〈趙城虎〉中的老虎 侍奉老嫗至死，更顯現了超越物種的高貴情操。
在閱讀此類原文時，需思考一個問題：蒲松齡所謂的「善」與「惡」，反映 了他的價值觀，是以所寫的勸懲說教文章也是以當時代為主。《聊齋誌異》中的 篇章固然部分有著強烈的警世精神及教育性，然而，蒲松齡寫作之時並不是為了 兒童，寫作的教育意義也非每篇都很明確。在改寫給兒童閱讀時，應該選取能夠 讓兒童有共鳴、有教育意義的作品，彰顯原本內隱的教育意涵，甚或是汰換不合 時宜、容易被誤導價值觀的情節才是。
（三） 日常生活的勸諷文章
日常生活的勸諷文章佔了三分之一，研究者發現此類文章被選取作為改 寫文本的比例較高，因作品架構完整，且在固定篇幅中呈現的主題性較強。
如〈鴿異〉中張幼量失信於白鴿少年，〈種梨〉中賣梨人因小氣而蒙受道士 欺弄，〈勞山道士〉中王七好逸惡勞又驕矜自滿最後出盡洋相，作品中角色 顯現出的小小缺點是現代人也會有的。不像傳統勸懲說教故事那樣需要營造 沈重的果報結局，而是以幽默收尾，讓讀者透過故事自己去省思。
事實上，兒童文學中包涵的教育性是身為成人的我們欲協助兒童成長而考慮 的事，兒童並不會直接意識到教育性的存在。傅林統就認為：
事實上，兒童文學中包涵的教育性是身為成人的我們欲協助兒童成長而考慮 的事，兒童並不會直接意識到教育性的存在。傅林統就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