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經發展、政策選擇與法律移植下董事責任之界線
第三節 董事民事責任之界線：法律繼受能否獲得清晰之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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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者所述，「每一個法律均擴大了民法的範圍及功能，提醒台灣的社會變 遷及經濟發展」52，又如「民商兩法之關係，譬之冰河，在其下流之積雪雖漸次 消融，而與一般沈澱物混合，但其上游卻漸次形成新的積雪。」53說明了民法與 商法之間相互交流滲透的關係。因此，要釐清公司法制下董事責任體系為何，則 公司法未規範之部分，即可依據民法尋求解答。例如現行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
「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即說 明了公司與董事個人間係基於股東會決議之選任，並由當選董事承諾之意思表示，
而適用民法委任契約之基礎54，司法實務上亦常敘明兩者之委任關係55。惟有學者 認為，董事係負責公司法人團體之業務執行，與一般之委任仍有差異，因此基於 此特殊性，公司法就董事之報酬、解任、出席董事會及競業禁止即另設規範，而 不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56。但是否公司法就董事與公司間委任關係另設規範時，
即可完全逸脫民法委任規範呢？以董事報酬為例，公司法第 196 條第 1 項：「董 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不得事後追認。」， 實務及多 數學說均認為，此項為董事必有報酬之法源依據。但有學者認為其應僅係程序性 規定，不應認做董事得請公司支付報酬之依據，因我國採民商合一，民法第 547 條所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才是董事報酬的請求權 基礎57。本文亦表認同，畢竟我國係屬民商合一之體系，有爭議時仍應回歸民法 規定，而不能僅因公司法另設規範，即可完全脫離民法範疇。
第三節 董事民事責任之界線：法律繼受能否獲得清晰之輪廓
台灣公司法制下董事民事責任之規範，散落在公司法內許多條文，回溯其根 源，1904 年公司律繼受外國法制起，從一開始難以融入至本土商業習慣，經過 時間上不斷吸收內化，企業逐漸能夠適應現代公司法制之特殊需求，即企業所有 與經營分離制度。此係公司法人組織之特質之一，亦即股東僅負責出資，且對公
52 同前註，頁 30。
53 鄭玉波，民法總則，2007 年，頁 34，係引自德國學者 Rieser 及Ｇoldschmidt 的名言。
54 柯芳枝，公司法論（下），修訂九版，三民書局，2013 年 3 月，頁 12。
55 如最高法院民國六十二年台上字第二六二號判決謂「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係因選任 行為及承諾表示而成立之委任關係」。
56 柯芳枝，同註 54，頁 14-15；採相同見解者，王文宇，公司法論，元照，2016 年 7 月，頁 410。
57 戴銘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報酬請求權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第 138 期，2014 年 9 月，頁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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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義務以其出資額為限。其背景在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迅速發展，使得股東人數 愈形增多，所有股東無法同時或以多數決方式管理企業並隨時執行業務，因此需 要透過董事管理公司。這種以董事取代股東（即企業所有人）管理公司權限之模 式，特別需要公司與董事間之信賴關係，因此需使董事擔負對公司之義務，並承 擔違反義務時之責任，突破了傳統中國以獨資及合夥事業為主之商業組織下，控 制股東出資兼管理之雙重角色。
如前所述，1904 年公司律制訂時，係參考英國公司法制度及日本明治維新 後之商法典，而繼受為具有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混合的特色。但 1929 年及 1946 年修正之公司法很大程度學習了日本商法制度，係承襲了濃厚的大陸法系色彩。
而時序往前邁進，隨著美國在資本主義市場樹立典範，1966 年修正則有了明顯 轉變。此次修正除參考了日本戰後修改公司法之原則，更為學習了英美公司法制，
則似又回到 1904 年公司律制訂時，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混合的特色。這些法律 繼受的不同根源，形塑了台灣現行公司法制下董事責任的樣貌，但問題是百年基 礎下的法律繼受能否使得董事責任獲得清晰之輪廓？而從歷史發展及法律繼受 角度觀察，有關董事責任體系的未來演變會是如何，有兩點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從我國公司法制的繼受，可發現當代具有權威的外國法制，例如美國 及日本的公司法，常成為移植的對象，過程也不論其經濟環境與商業文化是否與 我國相同，這種權威依賴的移植模式，較容易出現適用上的條文解釋問題，因難 以與舊有的其他條文配合運用。例如 2001 年，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明確規範了
「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2012 年增訂同條 第 3 項時曾謂：「原公司法第二十三條『負責人忠實義務』之規定，係延續自英 美法及日本商法『公司與董事間之委任關係』而來。」惟從前述分析得知，台灣 民商法模式係採民商合一，且現行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公司與董事間之關 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據此，受託人義務之實質 內涵應參照民法委任之規範，舉例而言，民法第 542 條「受任人為自己之利益，
使用應交付於委任人之金錢或使用應為委任人利益而使用之金錢者，應自使用之 日起，支付利息。如有損害，並應賠償。」，這即隱含了受任人應忠於委任人之 忠實義務，受任人不應使用委任人之金錢，若有使用，即應支付利息，且如有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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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即應賠償58。但若從法律繼受面向，將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董事受託人義 務，視為延續自英美法及日本商法「公司與董事間之委任關係」而來，則英美法 系司法實務上所採納之董事受託人義務，其內涵與台灣司法實務上判斷所適用之 法律，則未必相同。此外，依據公司法第 192 條，董事係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選任，或有人謂，若從法制上要求董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則董事 積極資格亦應做合理適當之規範，使得選任之董事除須具行為能力外，尚應具備 一定程度以上之專業知識、技能或經驗；惟從契約自由角度觀察，董事擁有的學 歷或專業證照不必然保證企業經營獲利，而透過契約雙方自利因素、股東對董事 的信賴，以及適當的激勵制度，往往是企業成長的主要驅動力。
第二、台灣未來公司法修法應該仍會參酌國外重要規範，甚而從公司治理思 潮盛行的現代公司法領域而言，國外新制度例如公司秘書（亦有稱公司治理人員）
或實質受益人制度之引進等嶄新治理觀念，會持續進行。2018 年 7 月 6 日立法 院三讀通過之新修正公司法第 22 條之 1，為配合洗錢防制政策，協助建置完善 洗錢防制體制，即某程度上地落實了實質受益人透明化制度59。惟制度與實務上 能否融合，牽涉到制度本身內化於商業環境所需要的時間。但有學者認為，外國 法制對我國公司法之修訂，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惟此種影響力似有逐漸降低之趨 勢，尤其在執行技術層面，常以實際執行所遭遇的問題，尋求適合國情需要的方 法予以解決，有逐漸落實於台灣實際經濟環境之趨勢60。因此，若欲以繼受移植 國外公司法制方式，釐清董事責任體系問題，實現難度甚高，但若能在執行面上，
深度思考國內習慣、問題根源及本土文化之需求，吸收國外法制精神並作適當融 合修正，則問題或能得到較佳解決。
58 林誠二，債編各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中），瑞興圖書，2015 年 6 月，頁 256。
59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4F3831C62300000000000000000140000 00004000000^04517107070600^0002C001001，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0 月 8 日。第一項 立法理由：「為配合洗錢防制政策，協助建置完善洗錢防制體制，強化洗錢防制作為，
增加法人（公司）之透明度，明定公司應每年定期以電子方式申報相關資料至中央主管 機關建置或指定之資訊平臺。」
60 賴英照，同註 18，頁 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