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責任追究之理想輪廓及對台灣公司法制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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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嚴謹態度經營業務或進行高風險商業決定。此外，因一般獎酬制度經常被設 計成與公司利潤連動，此種以小博大的純粹個人利潤導向思維，反而對公司整體 及股東不利，因此賦予董事責任衡平制度應有其限度或須設立合理之道德危險預 防機制。

例如，董事一般係透過多數股東權的選任，而得以與公司成立委任關係，並 擁有經營權限，同時承擔受託人義務。然而一旦多數股東權透過股東會決議或章 程修改，限縮或免除公司對於董事的責任追償，則有道德危險之疑慮。學者曾引 述英國法之規定，認為此種情境，須將董事及其相關人之表決權排除，以避免董 事恣意妄為，而使得公司法制課予董事之義務規範失其作用³²⁵。

(2)公平原則

德拉瓦州公司法，在董事免責(或責任減輕)制度方面，僅適用於董事，但於 公司對董事補償制度及董事責任保險機制則不僅董事，即使經理人、員工或公司 代理人亦有其適用。政策的選擇上，開放公司得透過章程自由選擇，而免除或限 制董事責任，因係根基於股東之授權，有其正當性。但應進一步思考，董事通常 居高位，經營事務的執行一般係落在經理人或員工身上，實際上其曝險亦高，且 同樣地易受民事責任的追償。因此未來設計董事責任衡平制度時，公司法制應公 平地考量適用之人員範圍，避免以偏概全。

(3)適用董事責任衡平制度之行為標準

德拉瓦州公司法，在董事免責(或責任減輕)制度及公司對董事補償制度方面，

各自有適用上行為標準，其基本共通點在於董事經營決策行為須是善意的，且符 合法律規範。若是惡意的，或具行為不法，則應排除適用。重要的是，本國導入 此類制度亦須理解善意為何，畢竟文化及國情相異可能衍生出對於善意不同的定 義，或者善意的概念放諸四海皆準？

本文係認為單憑董事主觀上的認知，並不足以認定董事是否為善意，尚須佐 以行為當下及前後之客觀上行為情狀、資訊蒐集及評估討論過程以資判斷。此外 行政體系對於善意的定義應尚有具體化可能，而司法審判所累積的實務經驗，將 可提供行為標準以及最佳實務指引的建構。

第三節 董事責任追究之理想輪廓及對台灣公司法制之啟示

325 曾宛如，同註 298，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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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瓦州公司董事之受託人義務法制，歷經長久發展，概括呈現了受託人義 務於不同時代的觀念轉折。案例法仍舊依循動態變遷的軌跡，保持著彈性機制，

以應對公司經營環境及新型態產業的不可測因素。從德拉瓦州法院視角看待，其 案例法大致揭示了，儘管原告有根據地主張董事係惡意，並且排除了商業判斷法 則及法定免責條款對於董事的保護，董事此時應接受完全公允標準的考驗，亦即 舉證責任倒置，須由董事證明決策有關之交易及價格對公司是公允的，若無法證 明時，董事應擔負賠償責任；惟其理論框架仍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該州法院傾向忠實義務之狹隘定義，使得董事善意與否成為責任追究 的關鍵，但善意本身即難以認定，原告必須有堅強的理由得以證明董事不具善意，

若否，其適用結果，通常使得董事得以全身而退，並將使得追溯董事責任不易。

其次，若原告初步證明了董事不具善意，其應僅係推翻商業判斷法則之要件，

此時應回歸至一般過失標準，原告應仍負舉證責任，而非由被告董事證明。另一 種情況，若原告初步證明董事違反注意義務，若一概不分其過失程度，皆使得董 事失去商業判斷法則之保護，並藉由舉證責任倒置，在司法審查標準上，轉由董 事證明決策有關之交易及價格對公司是公允的，如此亦有本末倒置之疑慮。

按照本文前三章歷史探討及文獻分析，本文認為德拉瓦州受託人義務之內涵 及體制架構，對於台灣公司法制度引進此等概念時，應有值得參考之處，惟移植 過程須留意部分觀念，尚有如下修正可能：

(1)善意與否之認定：除了主觀認知外，應透過個案行為之本質、交易條件及價 格、前後行為等客觀因素綜合考量。

(2)善意應係司法審查標準，而非行為標準：若原告得以初步證明董事為惡意時，

僅係使得董事不受商業判斷法則及法定免責條款之保護，惟此時董事是否違 反注意義務，原告仍負舉證責任，並應回歸一般過失責任標準來檢驗。

(3)忠實義務之類型化：董事忠實義務與善意標準無涉，應從董事獲取個人利益 或具有利益衝突等狹隘的定義，增加擴充其其適用範圍，使得原告股東得以 有適當制衡公司董事之力量。若能增加董事違反忠實義務之類型，其優點包 含：第一、增加董事預測其經營決策行為是否落於違反受託人義務之危險領 域，避免踏至紅線，以減少實際發生時之公司損害，並得以降低爭訟成本。

第二、得以在董事責任領域，劃出一道相對清晰的界線，做為董事最佳行為 實務指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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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觀念若能釐清並建立，則從德拉瓦州原告股東或公司視角，當其欲追償 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之責任時，得以依據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之強弱層次，或可 建構其責任追究之理想輪廓如下：

(1)董事故意之不當行為或違反法律：例如侵占或濫用公司資產，本身即具有惡 意內涵，惟其不法意識較惡意更為強烈，因此對於原告股東或公司所受損害，

董事須擔負賠償責任。進一步檢視，董事故意之不當行為或違反法律係可被 認定違反受託人義務，並由於其主觀上動機及客觀行為，相對具體，因此於 責任追訴上，構成要件之認定較為明確。

(2)董事違反忠實義務：若原告股東初步證明董事違反忠實義務時，則董事應按 完全公允標準，證明交易及價格是公允的。此時，法院應進行較高的實質審 查。

(3)董事具惡意，且違反注意義務時：惟董事之惡意，未達故意不當行為之程度。

此時，董事應不受商業判斷法則之保護，須回歸至由原告公司或股東證明，

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行為，與公司所受損害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若得以 證明時，董事須負擔賠償責任。此外，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責任標準為一般 過失原則。

(4)董事為善意，但違反注意義務時：關注之重點應在於有無商業判斷法則之適 用，惟由於董事責任衡平制度之框架存在於德拉瓦州成文法體系，實質上幾 乎已使得董事不須承擔任何單純違反注意義務之賠償責任。因此，董事之商 業決定儘管存有重大過失，而造成公司或股東的巨大損失，依據德拉瓦州現 有體系，在認定董事為善意且未違反忠實義務時，仍不須課責。惟從公司治 理角度而言，應使董事於合理範圍內承擔比例責任。

誠如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經典的問句³²⁶，當任何人一旦成為受託人時，我們應 詢問的是，其受託於何人？作為受託人，應承擔什麼義務？什麼情況下將導致該 受託人義務之不履行？違反受託人義務的結果會是什麼？

326 Sec. & Exch. Comm'n v. Chenery Corp., 318 U.S. 80, 85–86, 63 S. Ct. 454, 458, 87 L. Ed. 626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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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係從德拉瓦州司法實務及成文法角度，嘗試對董事受託人義務及責任追 究之理想輪廓做個探討，並據此概念，或可做為台灣未來公司法制修法時，董事 責任界線合理化建構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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