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在國家力量全面推廣水稻種植的政策下，阿美人的生計模式從游耕和採集 轉變為水田定耕，從此部落居民不再因游耕而在山坡地之間移動。水田定耕的 生活使得家戶（luma'）甚至部落（niyaro'）的具體邊界更為明確，自我與他者 之間的區別也更為清楚。在傳統旱田的土地共有制時期，部落內各家戶的區隔，

並沒有明顯的私有觀念與土地分界，到日治時期為更有效地控制與掌握殖民地 自然資源，國家力量介入，以土地測量、調查和登記來確認所有權。地權的確 立及水田定耕帶來的土地私有化概念使得部落居民開始劃分清楚的土地邊界，

具體作法就是前面提及的以自然地標（如植物或石頭）或人為建築物（工寮或 咕咾石矮牆）為田地劃界。

自 1920 年代以來，我們可從水田劃分的角度看到水田在地阿美化的現象。

港口阿美人認為理想上一筆完整的田應該包括從海岸山脈的山林、平地及延伸 至太平洋海岸等不同生態地貌與自然資源，這樣才能滿足打獵、採集或漁撈的 需求。這個水田在地阿美化的體系不只涉及農耕灌溉系統、自然資源等物質面 向，也關乎水圳組織、親屬繼承等政經與社會生活，如此整個港口部落空間也 得以形成與鞏固。作為一個整體，港口部落便與鄰近靜浦、豐濱、奇美等各部 落甚至與外面世界產生區隔。進一步說，有別於山田燒墾的傳統時代，港口的 土地在水田化後新的部落空間感與社會關係也隨之而生。

水田定耕的影響也表現在當地人對土地的認知與實踐上。水田定耕普及後，

水田被認為比旱田有價值。二者的屬性難以相互轉換，但在價值體系上彼此是 有位階性的，也就是說，水田的價值顯然高過於旱田。這是因為在無需特別改 造土地的前提下，便可在旱田粗放種植小米、陸稻或雜糧作物。水田耕作渉及 綿密的社會、政治、經濟與親屬關係，所以在概念上，一旦開墾，水田的觀念

就很難動搖。在實際運作上，開墾與維護需要投注相當的勞動力與資本，經過 好一段時間之後，投注在一塊水田的各種成本在無形中增加其價值，這不是一 塊相同面積的旱田所能相比的，港口阿美人對水田的看重由此可以得到解釋。

而且，旱田生產的小米不是經濟作物，而是自用或共享為主的純然生計作物。

相反地，水稻不僅填飽他們的肚子，進入市場後更聯結外在社會，由此可知水、

旱田各具不同性質和價值，這也說明著為何水田變成港口阿美人新且重要的土 地分類範疇。

此外，現今在港口風行的菜園農作也是本著水田定耕的邏輯，這某種程度 上意味著本來是外在與野生的野菜被移植到自家空間，成為「自己的」。也就 是說，旱田裡游耕的小米與旱稻的粗放種植與野菜採集如今則轉換為水稻定耕 與野菜移植入家戶田地。這大致可以理解為一種從外在或野生的生計模式轉變 到內在的或自家的農業生產模式的過程。自 1980 年代以來，由於受台灣整體經 濟變遷的影響，青壯人口外移，使得港口的水田耕作面積大幅縮減，僅剩野菜 耕作在品種與數量上仍繁茂不墜。這乃是因為留在部落的婦女在水田化後把野 菜轉變為家戶範圍內的菜園定耕，相當程度地縮減了傳統游耕或採集的野外移 動幅度。換言之，目前在港口興起的菜園耕作亦需放在水田定耕的脈絡下審視。

港口的土地性質在上世紀的私有化與水田定耕後產生顯著變化。在回答何 謂土地這個問題時，Tania Li（2014b:590）認為土地性質非永恆不變而是不同 行動者交會的多重聚合（assemblages）結果。據此，現今港口部落的田地，不 管是傳統的旱田或進入國家體系後的水田，乃是歷史過程裡不同行動者（如國 家、市場、當地居民）投注影響力後的多重聚合結果。例如，日治時期及戰後 國民政府的水稻生產政策，1970 至 1980 年代部落人口外移到都市所造成的人 力資源短缺，1980 年代政府推動東台灣的觀光發展政策等，國家力量的干預及 資本家的投資使得部落土地體系鬆動，再加上部落當地勞動力的起伏變化和不

同時代農人在土地上施行的各種農法的差異（詳第三章），這些「多重聚合」

影響著當地土地的性質和價值。過去港口阿美人在田地上投入勞動力和資本生 產稻米，如今土地成為政府觀光發展或是投資者手中的商品，當代土地的意義 對於世居港口的阿美人來說有很明顯的改變，而這也埋下日後當地以水稻復耕 來再次改變土地性質的種子。

從物質利用的角度來說，土地有排除性（exclusion）（Ibid.:590-591），意 即當在土地上耕作某種作物或作為某種利用時就不可能另為他用。例如，當港 口的水田廢耕，居民遇到急難意外需要大筆現金，土地被外地人收購改建為民 宿，就不可能在上面耕作了。由於政府推動觀光，原本的農地轉商用後，地價 翻漲許多，即使部落的人日後想要買回祖傳的土地，但飆漲過的地價卻是他們 無力負擔的。Li（Ibid.:591-592）指出國家土地政策牽涉到前述土地排除性以及 什麼才是正確的土地處置二者間複雜的辯證關係。

港口的例子需要被放在殖民的脈絡下思考：國家與資本力量進入港口部落 後，關於土地的處置，開始有土地商品化或應用於開發的思維與現象，所造成 的結果便是土地流失（包括政府單位「侵佔」石梯坪的地及當地人賣地給外人）

外青壯人口外移所造成廢耕（過去老人認為青年人留在部落耕田沒有出息）。

然而，面對廢耕與土地流失，現今當地人逐漸認為「正確」的土地處置方式是 以水稻復耕重新連結人與土地關係，而不是在政府和外來投資者主導下將土地 用於觀光開發，如蓋海景民宿或停車場以吸納大批遊客人潮等等的作為，造成 部落居民在土地使用上完全無從置喙的局面。多年來族人為保護土地而採取的 抗爭與復耕行動多少也意味著對此的回應。這部分的討論，我會在第三章詳談。

關於原住民社會現代化的論述，許多學者以現代化及其適應的角度來討論，

這種論述隱含著傳統與現代之間存在著難以溝通的斷裂（李亦園 1978, 1979；

李亦園、許木柱 1985；許木柱 1987）。然而在面對現代化的過程裡，地方社會

並非完全沒有自己的聲音，或者傳統與現代並非全然斷裂。港口阿美人的土地 使用即告訴我們他們如何用自己的方式來與現代性連結。作為一種傳統或某種 阿美性（Pangcah-ness），港口當地的稻米耕作必須放在殖民與現代性的脈絡下 來思索，也就是說，他們視水稻種植為阿美人傳統的生活方式，事實上是一種 創造的傳統（invention of tradition）（Hobsbawm 1983），阿美人把水稻以及種 植水稻的生活當成傳統，但這種傳統事實上是港口進到國家體系之後才被「發 明」出來的。傳統與創造二者之間動態與辯證關係，也就是傳統來自於創造或 者創造終將在被需要的情況之下成為傳統。

這種「創造的傳統」在學術討論上看似老生常談，然而它可以進一步讓我 們追問：被發明的傳統的內容是什麼？以及傳統與創造之間的斷裂過程或連接 的關鍵是什麼？從本章的民族誌裡，我們看到港口部落的旱田轉變成水田以及 作物從小米或陸稻轉成水稻的過程。我稱這個過程為「水田的在地阿美化」。

在國家與市場力量貫徹下使得稻米漸漸取代小米的過程裡，當地人以特有的包 含生態與資源多樣性的方式為田地劃界、建設灌溉系統、創立水資源分配機制

（包括不同家族間的協商）、區別水田與旱田的分類概念、糯米生產與消費的 脈絡化等生態與社會過程來把水稻從「外來」在地化，或更直接講，變成「傳 統」。這就是當地為何視水稻這種外來作物為「我們的」「傳統」的緣故。在 外來力量入侵時，這種在地阿美化後的農作物就肩負起與現代性對話的角色。

因此外來力量並沒有將阿美族的土地水田化（也就是轉變成漢人耕作形式的水 田）；相反地，在港口我們看到當地人以在地的方式把水田阿美化。³³而這也 就是為什麼在港口部落面臨土地流失危機（外來資本買地與國家觀光政策圈佔

33 此處的「土地阿美化」並非單數且均質的，而是港口部落在地阿美人特有的土地經營。我 的意思是，別的阿美族部落在面臨水稻轉作的歷史過程裡或許（或應該）也有自己的（或 有別於港口的與漢人的）土地阿美化。在文中提到水田問題時，為避免「阿美化」被誤解 為單數且均質的，我通常稱之為「在地阿美化」，而在此處就簡稱「阿美化」。

石梯坪土地）時，當地人會以「把土地種回來」的方式抵抗。我將在第三章詳 細介紹這個議題。

同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個看似斷裂的社會變遷卻在當地巧妙地以糯米 連接起來。台灣各地、各族群均食用或消費糯米。然而，在更為細緻的文化層 次上，糯米在每個社群未必具有相同的社會文化意涵，我們必須回到每個文化 政經脈絡內才能探知其深層意義。這也就是說，食物不只是食物，人們透過在 脈絡裡的實踐，食物不斷衍生出新的意義。此處的水稻與糯米亦應如是觀。港

同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個看似斷裂的社會變遷卻在當地巧妙地以糯米 連接起來。台灣各地、各族群均食用或消費糯米。然而，在更為細緻的文化層 次上，糯米在每個社群未必具有相同的社會文化意涵，我們必須回到每個文化 政經脈絡內才能探知其深層意義。這也就是說，食物不只是食物，人們透過在 脈絡裡的實踐，食物不斷衍生出新的意義。此處的水稻與糯米亦應如是觀。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