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醫療科技之日漸進步，社會上對於醫療服務之需求亦日漸擴 大，往年束手無策之疾病，在現代醫學科技下，皆可能有治療或減緩 痛苦之可能；加之現代人民對於自身人權之意識逐漸抬頭，隨著醫療 服務之業務的增加與病方權益保障之注重，若醫療結果不符合病方之 期待時，醫療糾紛勢必無法避免。然而對於解決醫療糾紛而言，除實 質損害外，為解決醫療糾紛之程序而產生之額外成本，亦為醫病雙方 間須負擔之損害。參酌實證研究之文獻27，此等程序損害甚至不低於 實質損害之花費，實有許多資源浪費之情形。
醫療服務時實為維持社會福祉所不可或缺之活動，生老病死既為 人類生命所不可避免的遭遇，維持醫療服務之正常活動即有其必要。
然而醫療服務本即帶有一定之危險性，醫療行為亦常有以小傷換大傷、
以小危險換大危險的方式做為追求病患總體福祉提升的手段，此為醫 療服務技術之本質。此種醫療服務本質之危險既為社會總體所必需，
且又非個案醫方或病方所能單獨承擔，危險若一律由病方所承擔，其 可能因個案之醫療意外事故導致全家生計陷入困境，甚或迫使其採取
27 陳榮基；謝啟瑞（1997），〈醫療糾紛對醫療成本之影響：臺灣西醫師之實証研究〉，中央研究 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fsciitem/319（最後瀏覽 日：06/16/2016）。
99
不理性的抗爭模式已期望醫方予以協助；危險若由醫方所承擔，短期 來說，醫方亦可能無足夠之資力負擔賠償，長期來說，將使醫方為避 免危險發生，而採行防衛性醫療，對於社會之總體福祉而言，反而有 害。
本文認為，透過醫療責任保險制度實有助於與個案醫療糾紛發生 時，提供醫方足夠清償能力，並保護病方得以獲得補償。此外，醫療 責任保險對於醫病雙方之尚有許多益處，以下分述之。
第一項 醫療損害風險社會化
對於醫療本身之風險而言，現代醫學水準之進展，不可諱言係建 立在過去病患所付出的生命身體健康的代價，才有現代高度發展的醫 學科技。若醫療機構因懼怕沉重的醫療糾紛損害賠償所帶來的經濟壓 力，而拒絕嘗試全新的合理的醫學技術或領域，或因為花費過多的資 本於避免危險的發生，因而產生排擠效應，進而減少醫學設備之投資，
其亦將減緩或中止醫學水準之發展；對於病患而言，亦可能喪失獲得 妥善治療的機會，實非醫病雙方之福。若能透過責任保險制度，以完 善醫療損害風險之社會化，減輕醫方之經濟壓力，對於整體醫療學術 環境的進步而言必能有所助益。
醫療服務既為現代社會所必需之活動，加之我國在現行全民健康 保險法之施行後，醫方無自由調整醫療費用之權限，無法透過價格機 制以分散危險，在此情形下，若能透過全民健保之現有機構，將醫療 風險透過責任保險之制度分散由全體社會所承擔，實為改善醫病間損 害負擔兩難之良策。
第二項 危險預防
透過建立責任保險制度，能有效的於事前確認醫療事故損害賠償 之主體。透過事前保險契約之訂立，亦能由專業保險人與醫方協商，
透過保險契約條款之規定而更能對於醫方之注意義務提出更為明確 與符合實際狀況且充滿彈性之要求，促使醫方於醫療行為時，盡其注
100
意義務與告知義務，若能確實落實，將能有效預防醫療事故之發生。
第三項 減少醫方經濟負擔
醫療服務具有其專業性與複雜性，人體有其獨特性，疾病之發展 亦非任何人可得完全預估。醫療糾紛之發生，除醫方之技術疏誤或疾 病之自然進程外，亦常係因為醫藥所產生之併發症或副作用，此類醫 療意外事故實非任何人所得控制，僅能認為是醫療不幸事件。然病方 或因不明瞭醫學上之常理，而認為醫師有過錯而應負擔責任，醫病糾 紛之緊張關係往往植基於此。
此等不幸事件之危險是否應由社會機制予以分散，而另外創設補 償機制28，實為立法政策與社會福利制度選擇之結果。然若能透過醫 療責任保險制度之介入，即能協助醫病雙方於醫療糾紛產生的第一時 間尋找到適當的第三人予以協調，透過保險機構作為第三方以調解與 處理醫病雙方之糾紛，病方應較能接受其意見，而減少病方先入為主 地認為醫方皆係為推卸責任，而不願理性溝通；專業且有經驗之保險 人亦能較為迅速的釐清事實，幫助醫病雙方解決爭議。且透過保險人 之介入，能使醫療糾紛之解決，從院內移往他方，減輕醫方之精神壓 力，使醫院避免成為解決醫療紛爭之場所，保障醫方之工作權益，避 免影響其他病患就診之權利29。
如確定醫療損害之賠償應由醫方所負擔，在醫方有事前投保醫療 責任保險的情形下，能有效減緩醫方之經濟負擔，此後糾紛之主體從 醫方與病方之間責任歸屬的釐清，轉為受害者與保險人之間關於理賠 之範圍，減少醫方因醫療過失事件而產生的額外程序成本，避免醫方 為了處理醫療糾紛，進而影響其他醫療服務之進行，此在現代醫療資 源仍有不足的狀況下更顯重要。質言之，醫療責任保險制度的存在，
不僅能減少醫方之負擔亦能增加整體社會之福祉，實有其存在之益處。
28 我國目前對於此等無過失補償之救濟制度亦多有討論，藥害救濟法之相關規定即為適例，參 閱楊秀儀；李明蓉（2014），〈「無過失補償」就是不究責嗎？－從藥害救濟法第十三條第一款談 起〉，《月旦法學雜誌》，228 期，頁 119-140。
29 林義城（2006），《從各國醫療法律責任規範論我國建立醫師醫療責任險法制化》，頁 94，東海 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101
另一方面，對於病方，其所要求的可能不是經濟上之損害賠償，
而係包含事實之真相或醫方真摯的道歉，然而意欲達到此等目的，病 方勢必需要取得醫療事故之相關資料，然而鑑於醫療服務往往有著明 顯證據偏在的情形，相關之證據與紀錄往往皆由醫方所持有，病方僅 能期待醫方積極主動提出或運用公權力以強迫醫方提出，然對醫方而 言，主動積極的說明事實，無疑於增加發現其疏誤之可能，其接下來 所欲面對的即可能包含民事上之損害賠償與刑事上之刑罰責任，此將 嚇阻醫方積極主動地盡其當事人協力義務，醫病糾紛往往流於訴訟上 解決之原因或許正係植基於此。
對於醫事人員之刑事責任，醫界多有醫療過失行為除罪化之呼聲
30，法理上亦有參酌比較法與刑法謙抑性之法理考量，認為僅對醫事 人員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追究其刑責之立法例亦為值得努力之方向31。 此外就實際刑事訴訟上之情形，根據實證文獻32之分析，我國醫師於 刑事上獲判無罪之機率大約有八成，遭判有罪之醫師亦有八成可易科 罰金，有約六成之醫師獲判緩刑，由上述之統計資料，或可窺知在我 國醫師因刑事上之刑罰責任而需入監服刑之比例似乎並不高。
因此，我國醫師於醫療糾紛中主要之危險負擔即為民事賠償責任，
透過保險制度，可達到分散醫療服務之危險，減輕醫師經濟負擔之目 標。對於醫方而言，若有完善的責任保險制度，將有鼓勵醫方透過公 開揭露其醫療事故始末之可能，由責任保險人負擔民事賠償之費用，
將使醫方更有意願積極主動的與病方溝通，一同探求事情之真相。
透過事前之保險制度鼓勵醫方事後更願意公開醫療事故之資料，
此項機制除能尋求個案病方心理上之安慰，亦能使病方所受之實際損 害能獲得確實之填補，對於醫方而言能支持其繼續執業，以服務更多 病人，此外對於整體醫療環境而言，此類鼓勵公開揭露之機制33，將
30 參閱丁予安、黃珮清（2015），〈號角響起,推動醫療疏失除罪化之進程〉，《臺灣醫界雜誌》，55 卷 12 期，頁 50-55。
31 王皇玉（2013），〈論醫療刑責合理化〉，《月旦法學雜誌》，213 期，頁 86-91；甘添貴（2011），
〈醫療糾紛的預防及改進措施〉，《法令月刊》，62 卷 6 期，頁 74。
32 劉邦揚（2015），〈刑事醫療糾紛判決於上訴審的實證考察〉，《中研院法學期刊》，先期電子出 版 publication.iias.sinica.edu.tw/71600151.pdf，頁 33-34。
33 關於醫療意外事件的公開揭露機制，參閱林東龍；陳郁雯（2012），〈他山之石——美國和澳洲 執行「公開揭露」機制之經驗與啟示〉，《台灣公共衛生雜誌》，31 卷 3 期，頁 205-216。
102
能有效降低醫療訴訟成本與減少未來同樣醫療意外事件發生之機率，
本文以為保險制度實為公開揭露機制的良好配套。
於醫病糾紛發生的當下，對於當事人而言，除損害之填補外，亦 將因程序之進行而有額外的費用，諸如：律師之諮詢費用、公關費用、
訴訟或調解仲裁之相關費用，此些費用對於醫療損害之填補而言，皆 為額外之成本，其花費對於病方而言根本無助於填補其損害，對於醫 方而言，則是額外之開銷。透過專業保險人介入醫病糾紛之處理，除 能有專業之第三方以調解與處理醫病雙方之糾紛外，亦能有效減少醫 病雙方於處理糾紛所需花費之程序成本。
縱使不能完全免除該類程序成本之產生，然而此類程序成本對於 個案醫方而言，亦能藉由保險機制透過事前之估算，將其程序成本之 必要花費分散於各被保險人之保費之中，進一步發揮保險制度分散危
縱使不能完全免除該類程序成本之產生，然而此類程序成本對於 個案醫方而言，亦能藉由保險機制透過事前之估算，將其程序成本之 必要花費分散於各被保險人之保費之中，進一步發揮保險制度分散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