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科舉不行，儒士通過薦舉一途任官。以薦舉的方式選擇官員，雖然 可以看作是明初在制度未定下的特殊情況，但由於元代制度的影響，被薦舉 人才與戶役有相當大的關係，亦即大多數都是在元代以來的世業家庭，諸如 儒戶、醫戶、陰陽戶等等原本在元代便是有特殊背景的戶。這些戶在元代的 戶計下職業世襲，沒有變動，早已成為地方上的名望之家，或是在前朝便已 出仕。因此在明初要求薦舉人才時，往往是被百官薦舉的對象。
從明初（洪武、建文、永樂三朝 1368-1424）有關雜職官的資料上看來，
明初的雜職官多出身薦舉，少有其他出身者，這樣的情況即便在科舉恢復後 依然持續存在，但性質則逐漸轉變。
以明初文人鄭真（生卒年不明，洪武四年舉人）的《滎陽外史集》63中
61 《明史》，卷七十一，〈選舉三〉，頁1713。
62 《明史》，卷七十一，〈選舉三〉，頁1712-1713。
63 鄭真，《滎陽外史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4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所見的雜職官為例，該書收錄了鄭真所寫的送序與墓誌銘，其中提及了八位 雜職官（見表一）。其中四位應是鄭真於鳳陽府臨懷縣任教諭時的同僚，另 外四位都是寧波、紹興兩府人士，換句話說是鄭真的四明同鄉。按鄭真的記 載，這八人大多出身「宋元文獻故家」，都是以舉薦任官。從任官的經歷來 看，其三考後依然在雜職體系之內，至於最終官位，僅有劉伯機一人因致仕 的關係可以知道終官為府學教諭，餘皆不詳。
從明初同類型的傳記資料來看，我們可以窺見此一時期的雜職的出身與 薦舉的關係。官員大部分在經過九年通考後仍然留在雜職官體系之中，最後 以從九品的職位致仕。如郭守慶，他在洪武四（1371）年受到薦舉，擔任應 天府都稅司副使，後昇武岡縣稅課局大使，二年後改瓜州批驗茶引大使，最 後以「三考書最，陞教授登州府學」，以此致仕。64哀興宗，「洪武中舉秀民，
授浙之眉山廵檢」再受薦舉任巡檢，考滿授太平門稅課局大使，最後「超授 劍州判官」。65對哀興宗由雜職轉任判官，王直用了「超授」來形容，表現出 雜職官員最終應留在雜職官體系之內的正常狀況。因此實際上只有少部分人 可以因「果有殊功異能、超邁等倫者，取自上裁」66而獲致顯官，這表示皇 帝的意志實際上主導了雜職官的昇遷情況。因此擔任雜職官一事，並非如宋 元一樣，成為官員昇遷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而擔任雜職官的經歷也並沒有為 這些官員得到一定的任何形式的資格，並不具有一種制度上培養官員能力的 方法。
出任雜職對明初的儒士而言，並不是很樂意的職位。在鄭真的文字中透 露出這種情況，如宋代資政院大學士胡銓的後人胡子貞擔任稅課局副使時，
鄭真便以「無異忠簡之貶秩」67來形容之，而在送與樊牧齋的序中，鄭真寫
64楊士奇，《東里集》，卷36，〈故登州府學教授郭先生墓誌銘〉，頁141b-143a。余學夔，《北 軒集》，卷2，〈登州府學教授郭公慶守傳〉，頁168a-169b。
65 王直，《抑菴文後集》，卷7，〈送哀判官赴劍州序〉，頁476b-477a。
66 《諸司職掌》，頁147。
67 胡銓（1102-1180），謚號忠簡。
到：
夫足國裕民之道，莫先於理財，故錢榖之職，自古為重。乘田委吏，
在孔子大聖不恥為之，唐時鹽鐵度支，皆以大臣兼領。宋儒先君子以 道德聞望稱者，或主茶塲，或監酒務，曷嘗不盡其職之所當為者乎。
夫君子素其位而行，士君子明體適用之學何所施而不可哉。牧齋征商 從事，貢賦以登，上下相安，國家勸善祿功，由是官省部臺憲及館閣 郡縣盡其學之。
這段文字從正面的讚揚「錢穀之職」的重要，也稱讚了樊牧齋之能，然而從 鄭真以如此多的文字為此事說明，也可以看出隱隱之中對儒士任雜職的不滿 之情。樊牧齋的從弟樊餘慶，便對薦舉任雜職一事「不樂仕進，告于大宗伯，
歸山中隱居求志。」在送給劉伯機的序中，鄭真又寫到：
夫司征，冗官也；典教，清職也。稅課，國用所關，為之者或至於戾。
學校師道之重，望之者或弗能得。士大夫於斯二者殆不能兼善而兩盡 矣。伯機商稅之司，克稱其職，而於郡博士之任，終顯榮厥身，其非 出處維時，進退以道者哉。68
此處讚頌劉伯機可以兼善於「司征」與「典教」二職之間，這也就透露出一 般人認為儒士可以善於清職，卻很難善任司征，畢竟司征之官對儒士而言，
只不過是冗官，不是適合他們的官職。鄭真又寫道：
國家立稅課以征天下之貨，郡有司，州縣有局，軍國之需率賴於是，
然多以儒者司之。蓋經義、治事，初非二理，明體適用有在於此，豈 曰理財非君子所宜哉？69
鄭真說明了稅課司局一職「軍國之需率賴於是」的重要性，認為「經義、治 事，初非二理，明體適用有在於此」，勉勵士大夫努力以赴。然而所謂「豈 曰理財非君子所宜哉」，不正反映了大多數的「君子」，也就是儒士都認為理
68 鄭眞《滎陽外史集》卷24，〈送致仕鳳陽府儒學教授劉伯機父還金華序〉，頁115b-116b。
69 鄭眞《滎陽外史集》卷24，〈送泗州稅課局副使金仲止考滿序〉，頁110b-111a。
財非所宜。所以許多雜職官的傳記資料中，頻繁的出現像類似「文學不宜治
然無知，惟四顧而已。吁！昔我中國先聖先賢，國雖運去，教尤存焉，
所以天命有德，惟因故老，所以不旋踵而雍熙之治，以其教不迷也。70 太祖認為如果官員不習事務，「縱是文章之士，不異胡人。」這種官員是太 祖難以接受的。就太祖的立場而言，要求官員有一定的處理事務能力是相當 緊要的，太祖停辦科舉的理由便是：「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 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為，
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
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71也就是說太祖希望的官員是有一定行政能力的。
怎麼樣的官員才是太祖所希望的？洪武十八年，一位擔任鹽倉大使的蕭 介過世，太祖特別頒布敕令曰：
皇帝制曰：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 忠貞。任用既久，俱係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 内外官僚，守職惟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今爾蕭安石，
於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給爾以符，改任廣東塩課提舉司廣州塩倉 大使，以至身没於官，有司符到。合爾能律身以廉，恪殫乃事於乎。
朕揣其職雖微，而能始終保全，亦何幸焉。今特轉符給爾子孫，以光 先世，宜令准此。72
這一敕令稱讚了蕭介，「律身以廉，恪殫乃事」。蕭公石並不是一個明代有名 的官員，但他的經歷就如鄭真所描述的眾多的雜職官員一般。他在洪武十四 年被應天府都稅司大使郭守慶舉薦，任山西解州鹽運司大使，五年後昇任廣 東塩課提舉司廣州鹽倉大使，但官符未到，即死於任上（尚為鹽運司大使）。
在他默默無聞的任官生涯中所得到的唯一光榮，卻來自他的辭世。余學夔
（1372-1444）為這位大使撰有一篇墓表，文中寫到：
公諱介，字安石，别號石泉。梁國子祭酒子雲之後，宋進士漢卿七世
70 朱元璋，《御制大誥》，收錄於《洪武御制全書》（合肥：黃山書局，1995），〈胡元制治〉，
頁750-751。
71 《明太祖實錄》卷79，洪武六年二月乙未條，頁1443。
72 尹直，《謇齋瑣綴録》（台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卷8，頁13。
孫也。曾大父士鳴、大父長翁、父斯萬，甫累世隱居行義，鄉稱長者。
所居在桃園之間，山水淸秀，文物明勝，甲於郡邑。公資質明異，未 入小學時，已能誦孝經、論語。稍長，讀書過目成誦，經史子集，涉 獵汛觀，與學寜主簿陳公士瞻同遊四川鹽運司經歷鄧公崇志之門，通 春秋、胡氏。鄧先生出仕復從豐城教諭劉公子彦受詩經。二先生文學 優深，行義卓著於人，愼許可，獨稱公端謹有治才。公爲文，雅有理 致以科第期待。洪武十四年，應天府都稅大使郭公慶守，舉公賢良方 正，授山西解州鹽運司大使，衆皆謂公：文學不宜治錢糓。公得命怡 然赴官，謹職守不私一錢，暇則治經書，討文籍，休休如也。洪武十 九年秩滿改任廣東。方岳知其美，開鄉舉，薦爲簾外官，待之甚厚。
二十一年，母尹氏孺人喪，聞訃慟絶，以收錢米未盡，例不得還鄉，
乞告來歸，徙步行千餘里，葬祭畢即還官，以不得終喪爲恨，悒悒成 疾而卒。時洪武二十四年某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六……。73
蕭公石原來被「以科第期待」，卻在洪武十四年因薦舉任雜職，工作不但辛 苦，昇遷困難，任官十年僅入九品，甚至因未收支未盡不能返鄉丁憂。雖然 說因為他的能力與學識受到重用，甚至擔任了鄉試的考官，但這樣的機運完 全比不上在科舉的一試。這樣的官職，絕不是士大夫所企求的。據金幼孜
（1368-1432）記載：
吾邑陳憲章氏，朴茂淳謹有幹局。永樂丁亥（1408）以賢能徴至京，易 歴于秋官凡九年，始得授廣州之清遠河泊所。今年考滿來京師，既將還 其任，别余官舍，且求予文。夫士之仕於時也，不問其職之崇卑，惟其 稱焉耳。欲求其稱焉者，亦在乎盡吾之心，勤於其職，以理乎其事，安 於其所當為而無慕乎？其他則可也，然今日之仕者，不計巳之短長，茍 授之職一不如其意，輙悒悒然，悵怏而不樂，於是怠惰縱弛放溢而不知 止，以為卑資下僚，雖矜名節，勤職事，祗以自苦，不足起聲譽以致顯 宦，乃或荒于沈酗，黷于貨賄而曠然不以經慮，故有不旋踵而至於喪敗
73 余學夔，《北軒集》，卷7，〈廣東鹽運司大使蕭公安石墓表〉，頁199a。
黜辱者，職此之由也。若吾憲章則不然，憲章初領是職欣然，無不足之
黜辱者，職此之由也。若吾憲章則不然，憲章初領是職欣然，無不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