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於 1970 年代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論，試圖指出 並釐清主觀主義（subjectivisme）與客觀主義（objectivisme）各自在認識論上的 缺失，前者的代表是俗民方法論、後者的代表則包括 Durkheim 和 Marx 的唯物 主義。Bourdieu 並非全然否定上述觀點，但認為有必要重新釐清結構的特性與 形成、行動者的實踐與特性、以及關係的生成，以指向社會中的真實場景。
Bourdieu 將自己的理論定位為建構的結構主義（constructive structuralism）或結 構的建構主義（strctural costructivism）（Bourdieu, 1987）。一系列的理論，使用 了包括了場域（field）、慣習（habitus）、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等關鍵字，並與傳統政治經濟 學最重視的經濟資本作充分的對話。
Bourdieu 肯認社會生成存在且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慣習內含的認知思考 行動，一個是場域和群體（包括階級）等既有社會結構。他直白的說「在那些
以經濟的觀點來看最為先進的社會裡，經濟和文化確實擁有最強大的分化權 力，但經濟上和社會上差異的力量，從未強大到讓我們無法使用其他的劃分原 則（例如民族、宗教或國族）等劃分原則，來組織行動者。（Bourdieu, 1987）」
將視野納入包括經濟資本等各類具生產性的資本，我們於是得以從中辨認社會 中個體與社群所擁有的資本總量，又人們如何被置於（或透過自我認知以進 入）相似條件、服從於某些制約、擁有相似的利益、並生產出相似的實作。
其中作為理論核心的是在 Distinction（Bourdieu, 1984）一書中所提示的公 式「慣習 x 資本總量+場域=實踐（Practice）」，其中
A. 慣習（habitus）
由階級狀況（class condition）賴以存在的物質條件（環境內的結構）所 製造出來，是一套套持久的、可以換位（transposable）的性向（其中 有秉性、傾向、偏好、脾性等意涵），同時也是創造結構的（structuring structure）被創造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實作、表述、策略等據 以產生，具有相同慣習者彼此之間，不需要有人出面指揮，就能展現集 體協作的力量。（Bourdieu, 1972）
B. 場域（field）
一種相對結構化的場所，其中包含共同目標的競爭（因此有上下關係，
如進口商與零售商）、各有特定邏輯的支配形式，如商業場域，學術場 域，行政場域，醫學場域等。其中由完全理論化的整套因素來定義，如 資本的總量和結構、同步或歷時的軌跡（social trajectory，如家庭出 身、所受教育、同樣經濟資本的人之間的不同，指出個人在社會學分析 上並無獨特之處）、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居住地等等。於該場域特 定邏輯中發揮作用所需要的資本類型（type of capital），控制著這些因 素，建立階級與實踐（class and practice）之間的關係。（Bourdieu, 1984；Bourdieu, Wacquant, 1992）
C. 資本總量（capital volume）
各類具生產性的要素，最重要的是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而文化資本的 主要來源是學位文憑，亦有社會資本、語言資本、象徵資本等各類能夠 用以分析的資本種類。資本只在生產和再生產的場域（field）中產生影 響，組成（composition）可能是對稱的（如律師、醫生等專業者，高收 入、高文化資本相結合）或不對稱的（如大學教授和中學教師，文化資 本占主導地位）。各類資本總量（volume）高低不一定有意義，某些場 域中特定資本會無效或特別有效。Bourdieu 理論的一個巨大貢獻，是 在辨認出各項資本的同時，除了看到總量、看到組成、更看到軌跡
（social trajectory）（Bourdieu, 1984；Bourdieu, Wacquant, 1992）
行動者在特定場域（field）所能夠分配到的社會地位和特定權力，取決於他們 可以動員的特定資本，並依循階級慣習而朝向實踐。實踐可能含有個人本有的
（或透過實踐帶來的）理念和價值觀。（Bourdieu, 1984）
經由物理學與數學的啟發，利用上述概念所建構的關係性思考模式「社會 空間」（social space），是一種紙上（on paper）社會拓樸學（topology），能夠與 人類劃分出的各種地理空間進行相互參照，以描繪人類社會的關係進展與動態 變化，包含國家、資本、階級、主體、客體、商品與服務等向度所顯示出的結 構世界，並同時表現這些向度之間的關係與互動。
［圖 1-3］The space of social positions. （Bourdieu, 1984, pp.128-129）
社會空間由兩個維度構成，一是總資本量，一是主導資本（Bourdieu 認為 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是最具優勢的），如圖 1-3 所示。允許兩種類型運動：（1）
上下垂直運動，在同一個部門即同一場域（field），例如從教師到教授；（2）橫
向運動，可能是水平的（教師的兒子成為小店主）或不同層級間的（小店主的 兒子成為一個工業家）。最常見的運動是垂直運動，只需要增加占主導地位的資 本類型的數量，橫向運動需要轉移到另一個場域，並將一種資本轉換為另一種
（從土地生產到工業資本、從文學到經濟）。（Bourdieu, 1984）
承繼各家觀點的 Bourdieu 仍關注階級（class）與鬥爭（struggle），尤其關 注利益的獲取。Bourdieu 認為鬥爭之所以可能，必須建立在象徵系統（symbolic system）中的合理過程，選擇將其描述為不同主體在不同空間中的狀態與生 產，而主體對於物理空間、商品、職級、慣習的占據又如何有效的造成排除與 隔離，並同時剝奪了其他個體擁有資本的權利（Bourdieu, 2000[1993]）。換言 之，透過體制的建立，社會中個體與群體之「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或
「象徵暴力」逐漸形成，並具有創造世界（world-making）的權力（Bourdieu, 1986），並影響主體展出的狀態。對這些爭鬥而言，最具決定性的是政府政策，
其賦予土地和住房價值，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賦予工作和教育價值，以透過空間 施加巨大的權力。（Bourdieu, 2000[1993]）
社會空間的生成歷程，是本文思考無家者相關行動、組織與個人的主要概 念古架。無家者的複合困境往往代表著現況上各項資本的缺乏，將無家者與大 眾區隔開來的不僅是地理空間與身分差異，還是各類資本總量多寡、場域劃分 所造成的「紙上階級」差異，即使曾是擁有某類慣習者、只要落到街頭並進一 部落入貧窮的向下循環（Hertzberg，1992），就會面臨降級、成為被象徵權力排 除的對象；以慣習與場域作為關鍵字來思考，亦能指出包括無家者在內的貧窮 者窮人無法形成組織的原因，除了現況上「沒有錢」、「沒有地方住」之外，彼 此之間能否還能找到共同點？窮人自主組織的結盟與對抗在台灣未曾出現過。
於是作為議題中的實作者與倡議者，近年新興無家者組織的特性便非常重 要。本文初步認為，組織透過方案實踐讓無家者取得某種象徵、讓其生命歷程 成為社會大眾所應理解之事，便是其個人乃至同在無家狀態的群體，重新連結 社會的關鍵。組織工作者基於自身對議題的關懷來到此地工作生活，透過自身 的文化資本進行倡議工作與專案實踐，於場域中逐漸打造出自身作為倡議者的 象徵資本、組織對外的各類社會資本（以連結社會大眾、夥伴組織、媒體、企 業主）用以投入自身的實踐，開創了自己的場域結構，或說加入了社會倡議或 社會企業的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