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hn 的政治與社會理論

在上一節介紹的本體論，作為 Kahn 的核心思想，也影響了其政治與社會觀，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Kahn 對於生命政治的看法與科技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而 這兩者都與當今的主權脫離不了關係。

這裡的主權來自於 Antonio Negri 和 Michael Hardt（2002）的理論，說明當

56 Jean Marc Gaspard Itard，法國醫生，他最著名的事蹟是收養野童 Victor，Itard 嘗試施予教育訓 練，雖然最後未能成功，但是對日後特殊教育有深遠的影響，堪稱特殊教育的先驅。

57 野童的定義是自幼被遺棄到荒山野地裡，在遠離人類社會的狀態底下成長的孩子，有部分是 被確定為由野生動物養育的例子，而錯失了學習語言的機會，因此在後來被帶回人類社會時發生 了融入社會的困難。

61

今複雜交織、無所不在的權力／力量（powers）。接續上一節的討論，對於政治 想像的「迷信」態度是透過恐懼來進行，進而讓主權進行奴役，讓人們從情感刺 激中撤退，退回本體論的純淨舒適圈，並被超越的（transcendental）主權、律法 所保護。這是一種法西斯式的、從上而下施加統治於政治群體的想像（Lewis

&Kahn，2010）。另外一種，「野蠻」的想像並不從情感破壞中撤退，而是能夠從 中找到一種新的、構成主權的形式，這是一種有創造性的、反叛的想像。「野蠻」

的想像提供了一種對於所有超越性的、中心的、結構的主權之批判。野蠻的想像 導致了個人心靈的「動搖（vacillation）」，但也因為這樣的動搖，能夠使人重新 整頓社會和經濟生活。因此，想像力不僅是「幻想（illusion）」，而是一種「真實 的物質力量（real material force）」，能夠跨過現存知識與思想的界線，並展現出 變革和解放的可能性（Lewis &Kahn，2010）。

本節將試圖釐清當前處境，分為「生命政治」與「科技資本主義社會」兩部 分進行論述。

壹、生命政治

藉由生命政治觀點的考察，可以發現 Kahn 所欲反抗之「主權」概念為何，

以及當前生態、生命（包含了人類和非人類動物）的政治處境和反抗之可能。

生命政治緣起於 Foucault 的著作《必須保衛社會》（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根據 Greg Bird 和 Hesther Lynch（2019）的研究，生命政治簡單可以歸納為三個 發展階段以及五個面向。在第一階段，Foucault 已經完成了包含：一，生物科學 的興起；二，人口統計技術的出現導致政治成為人口「治理」的轉變，這兩項考 察。在第二階段，其他學者們紛紛從：三，生命與死亡的討論；四，生／死政治，

繼承 Foucault 的思想資源展開論述，著名的學者有 Giorgio Agamben 和 Gilles Delueze。最後是當前的狀況，也就是當今資本主義主宰的政治－經濟生活。在 最後的一個階段，亦是 Kahn 大量引用的學者著作，Negri 和 Hardt 的《帝國》

62

（Empire），透過介入生命政治的討論，提出透過諸眾（multitude）進行反轉帝 國控制的嘗試，這樣的嘗試是一種新的革命思想。

以下將先從 Foucault 所開啟的命題開始，接著說明 Agamben 和 Delueze 各自 針對生命政治的看法，尤其影響到了 Kahn 對於 Zoë 和 Bios 的理解，最後藉由 Negri 和 Hardt 的觀點來看待當今的生命政治，尤其是 Kahn 認為相當重要的「諸眾」

之概念。以下將分述之：

一、Foucault 的思想遺產

在《必須保衛社會》（2003）的法蘭西學院課堂講座裡，Foucault 說生命權 力就是「一系列的整體過程，如出生率（ratio）和死亡率、再生產比率、人口的 繁殖…等等」（莊士弘，2010）。在 18 世紀開始出現了所謂生命政治的行為，藉 由國家的行政機構（如小學、中學、衛生所、軍營）所交織出的權力（power），

過去國家治理的對象是人民的身體，並以近乎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的方式 來剝奪其生命的權力，而現在則是對於人口的控制。

Foucault 發明了「常規化（normation）」，透過（科學）數據、圖表、曲線、

分佈等確認何謂常態，並以此建立正常及規範，以區別以往以規訓為主的正常化，

於是，每個個體進行主體化的過程，也就是將自己在安全部署的環境中趨向常態 化／規範化的過程（洪世謙，2019）。治理不是為了維持市場秩序，市場原則一 開始就內建於治理之中，治理的過程就是實現與產生市場的過程（洪世謙，2019）。 而因此 Foucault 對生命政治的理解，從國家主權的新式運作機制而來，進而與自 由主義合謀。總而言之，生命政治也不在乎個人，而是從人口入手，再細至個人。

甚至，這樣的人口統計，也用在大規模畜牧、生態環境的思維之上。

Foucault 所提出的生命政治，深深地影響著後續的政治思想家。在思想家努 力的工作下，該概念得以有著更豐碩的成長，儘管有些許的批判與差異。其中較 為卓越的，則屬 Agamben、Deleuze、Negri 和 Hardt。

63

二、Agamben 和 Deleuze 對於 zoë 和 bios 的看法

由於義大利思想家 Agamben 所承襲的思想系譜與 Foucault 截然不同，他對 Foucault 生命政治的概念則加入了 Aristotle 的思想，認為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思 想，應該仍須考慮到主權轄域以外、被棄絕的裸命（bare life） （莊士弘，2010）。

他認為生命可以分成 zoë 和 bios，來描繪兩種不同的生命（life）形式。簡單來說，

Agamben 提出了「生命之形式（form-of-life）」是積極的、潛能的、多樣的不穩 定生命（zoë），而 Foucault 的「生命形式（form of life）」還是被主權「吸納／排 除」下的生命（bios）（洪世謙，2019）。Zoë 指的是所有生物（包括動物、人、

或神）單純地存活此一事實，而 bios 則意指個人或群體活在某種適切的生命形 式或方式；前者只是單純地活著，後者則活在某種理想的形式當中。如果人只是 單純地活著，只擁有吃東西、睡覺、撒尿、生命等生物基本需求，人與動物幾乎 相差無幾。對於 Aristotle 而言，理想的社群不能只由一群單純活著的人所組成，

而必須透過政治達到某種理想的生命方式（莊士弘，2010）。藉由 Agamben 的陳 述，我們可以知道，Aristotle 的這兩種生命形式，以及 Foucault 所謂的生命，其 實仍屬於國家管轄或主宰的生命體。而生命之形式（zoë）不再讓國家編碼、鎮 壓、排除，生命本身就是政治，而不是權力作用的對象。

在 Deleuze 的理論方面，他提出了「遊牧（Nomad）」的概念，用來對抗「國 家機器」（State apparatus）的形成。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沒有一個固定的家，

他們哪裡都是他們的家，當然哪裡也都不是他們的家。這個概念，乃是為了鬆動 那固定居所的農村式的生活—一種穩固、同質、無以改變的生活模式（莊士弘，

2010）。

楊凱麟（2015）指出，Agamben 提出生命之形式的概念作為生命政治的解 答，在事實上卻無法真正逃逸主權的管轄。相對於此，Deleuze 透過流變概念提 出無形式與非組織的「一個生命」（une vie），在「分子層級」解放生命的特異性。

生命等同流變，但流變並不是成為某物，不是不同形式的轉換或取代，而是流變

64

者與所流變之物的相互解疆域化。這意味著從形式與系統中裂解、逃逸，因為在 形式或體制中不存在真正的運動（楊凱麟，2015）。

透過生命與政治體制之間關係的探討，呈現出兩種生命觀點：主權政治管轄 以及主權政治管轄之外。而後者才能夠真正展現生命之本貌，而不被決定生死；

亦或「半生不死」（裸命狀態，人人得而誅之卻也能殺眾人）。透過這樣的觀點，

Kahn 認為「人類學機器」即是透過人文教育的方式，在剷除法律之外不被容忍 的非人性，如：野童之案例。然而，光是脫離主權政治的管轄之外，並不代表能 真正逃逸於形式的限制，例如：叛逃於主權的掌控，卻依附到人類中心主義（第 一象限），也因此，Kahn 借用了 Deleuze 的「流變」概念，來思考「流變－動物」

之可能；然而這樣的作法是否有忽略社會脈絡之可能？以上這些討論都顯示出了 在生命之中的政治治理已相當細微且精緻，進而讓反抗也必須邁向更細微的、更 激烈的運動。以下將介紹 Kahn 借用於 Negri 和 Hardt 的諸眾概念，將生命重新放 回社會關係（如科技資本主義社會），也可以說是當前革命的潛能。

三、Negri 和 Hardt 的《帝國》諸眾

《帝國》的出版延續了 Foucault 及上述思想家的論述，直指當今超國家的資 本主義與無孔不入的科技霸權，作為生產新論述、新實踐的對抗對象。在 Hardt 與 Negri 的想法之中，他們認為現代化（modernity）以降的帝國，對於全球勞動 力市場做出無情的控制，試圖加以捕追，並且控制其勞動力的流動及遷移，擴大 了 Foucault 討論的範圍。

再次說明，當前的主權已經不是指民族國家的政治權力，當前的主權是那些

「金錢、科技、人員與財貨」穿越了國界，對民族國家而言無法規範的那些機制。

資本面對了全新且複雜的社會制度，世界是一個分殊化（differentiation）／同質 化（homogenization）、去地域化／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性質所定義的

65

世界。經濟、政治與文化的事物在其中更加重疊，且相互賦予特性。因此，帝國 的統治對象是社會生活的整體，也因此呈現出生命權力（biopower）的典範形式。

然而，反抗的意志似乎不需多做解釋，我們要問的是「如何和確定要反抗的 敵人」？Negri 和 Hardt 認為，在剝削趨於不再具有特定場所的前提之下，以及 我們處於一個如此深且複雜的權力體系之中，我們不再能確定特定的差異或程度。

單單拒絕秩序只會使我們置身在虛無（nothingness）的邊緣－或更糟的，冒著增 強帝國主權的風險。我們需要將關注的焦點從形式與秩序的問題轉移回到生產的 制度與實踐上，才能夠對這種新的政治賦予新的實質。反抗的觀念從規訓時代中 的「破壞（sabotage）」轉變成「逃亡（desertion）」，然而，單純只有 Deleuze 式 的理解不足以在當今面對主權的無所不在。

財富的創造趨向於生物政治的生產（biopolitical production），即社會生活本 身的生產，因此，是諸眾（multitude）的創造性力量支撐著帝國，所以，他們其 實也有能力自主地建構一個反帝國（counter-Empire），即全球流通與交換的替代

財富的創造趨向於生物政治的生產（biopolitical production），即社會生活本 身的生產，因此，是諸眾（multitude）的創造性力量支撐著帝國，所以，他們其 實也有能力自主地建構一個反帝國（counter-Empire），即全球流通與交換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