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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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指導教授: 范世平博士. 研究生：劉馥瑜撰. 中華民國一○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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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指導教授: 范世平博士. 研究生：劉馥瑜撰. 中華民國一○三年二月.

(4)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sis： A study on Sino-Turkish Relationship during Hu-Jintao Period. Advisor: Ph.D. Fan, Shi-Ping. Graduate Student: Liu, Fu-Yu. Feb 2014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5) 謝誌老實說，我從沒有想過自己有天會拿到碩士學位，更沒有想過會研究中國大陸。我想，這一切都該感謝我的指導教授范世平老師，倘若沒有老師引領我進入中國大陸研究的殿堂，就不會有這篇論文的產生。回想過去這兩年多，要感謝的人太多了，感謝家人給我機會取得這學位；感謝同學們共同修課時一起奮鬥努力；感謝曾經指導過我，為我解答疑惑的師長們；感謝同研究室的學長姐、同學們大家一起互相討論，彼此加油打氣才得以度過苦悶的寫作時光。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在此就不一一寫出來，但是還是十分感謝所有曾經督促我、協助我、為我解答疑惑以及共同努力的人。我想，此時最可以表達我心情的一句話就是「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吧！」。. 2014 年寫於台北市.

(6) 校所名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論文題目：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畢業時間：2014年（一○二年學年度第一學期碩博士學位論文摘要）研究生姓名：劉馥瑜指導教授：范世平博士【關鍵字】中國大陸、土耳其、疆獨、東突. 中文摘要論文摘要：中國大陸與土耳其兩個看似沒有關係的國家，其實從很久以前就開始有互動，冷戰期間受到國際局勢的影響沒有太多互動。兩國在 1971年建交，冷戰結束後兩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甚至在2010年進行聯合空軍演習，同時習近平在上任前後訪問土耳其，足以見到土耳其在中國大陸眼中的重要性。本文之目的在於探討胡錦濤時期兩國間的互動，負面的有疆獨問題及能源的競爭，疆獨問題長期存在兩國關係中，大陸方面絕對不願意退讓的。兩國在政治、戰略上的互動良好，貿易額也越來越大，同時土耳其到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也越來越多。整體來說，儘管有負面因素存在，雙方的關係仍朝正面發展。. 【關鍵字】中國大陸、土耳其、疆獨、東突.

(7)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Title of Thesis: A study on Sino-Turkish Relationship during Hu-Jintao Period Student：Liu, Fu-Yu Advisor：Fan, Shi-Ping 【Keywords】Sino-Turkish, China, Turkey, East Turkestan.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urkey started a long time ago, but due to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wo of them did not interact much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as established in 1971, after the cold war, two of them had much more cooperation than the past. Even though the East Turkestan Movement remain a proble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as still getting closer during the Hu- Jintao period.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creased and two of them cooperated in the realm of politics and military, a joint military exercise was even being held during the year 2010. Even though the problem of East Turkestan remained, by and larg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mproved.. 【Keywords】Sino-Turkish, China, Turkey, East Turkistan.

(8) 目次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研究方法及架構 ......................................................................7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13 第四節名詞定義 ................................................................................14 第二章胡錦濤上台前兩國關係 ..........................................................31 第一節歷史背景 .................................................................................31 第二節冷戰時期中土關係(1949-1991) ............................................46 第三節冷戰後中土關係(1991-2002) ................................................51 第四節小結 ........................................................................................54 第三章胡錦濤時期中、土間之正面交流 ..........................................57 第一節兩國的外交原則 ....................................................................58 第二節、政治及戰略關係 ...................................................................65 第三節、經濟 .......................................................................................74 第四節教育 ........................................................................................80 第五節、小結 ....................................................................................83 i.

(9) 第四章影響中、土關係之負面因素 ..................................................87 第一節疆獨問題 ................................................................................87 第二節能源競爭 ................................................................................94 第三節、小結 .....................................................................................104 第五章結論 ........................................................................................105 參考資料................................................................................................. 111. ii.

(10) 表次. 表 2-1. 坦易默特時期土耳其及中國境內主要戰爭 ............................36 表 2-2. 冷戰結束後，江澤民時期所締結之協定 .................................53 表 3-1. 2003 年至 2012 年 GDP 成長率 .................................................74 表 3-2.中國大陸與土耳其進出口貿易額 ...............................................76 表 3-3. 土耳其人至中國大陸留學情形 ................................................82 表 4-1. TOTAL CONSUMPTION OF PETROLEUM PRODUCTS .........................95 表 4-2 土耳其各式資源所占之電力生產比例表 ..................................98. iii.

(11)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第一章. 第一節. 緒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土耳其位於歐、亞、非三大洲交界，境內亞洲部分稱為安那托利亞(Anatolia)，約佔總面積 97%；歐洲部分稱為色雷斯(Thrace)（中華民國外交部，2012），占國土總面積約 3%。安那托利亞部分與喬治亞、亞美尼亞、伊朗、伊拉克及敘利亞相交，歐洲岸與保加利亞及希臘相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在戰略上擁有很大的優勢，因此在歷史上該處可說是兵家必爭之地。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末年，由於統治者的腐敗，除了國家積弱不振外，土耳其更成為歐洲列強爭蠶食鯨吞的目標，其國內動盪之狀況，與滿清末年頗為相似。事實上，土耳其與中國的關係密切，突厥民族發源於中國大陸境內，蔥嶺一帶；蔥嶺以東為「東土耳其斯坦」，即今日之「新疆」，蔥嶺以西為「西土耳其斯坦」，即「前蘇聯」的中亞地區。換言之，東 1.

(12)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起新疆，西至裏海一帶，漢朝時所謂的「西域」，就是土耳其人的故居（吳興東，2006：3）。之後，土耳其人向西遷徙，最後定居於小亞細亞，在陸續成立數個不同土耳其民族的帝國後，最後於 1923 年在凱末爾的領導下成立「土耳其共和國」。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初期，採取一系列西化的政策，希望可以透過向西方學習，加速土耳其的現代化，擺脫被列強宰制的命運。1959 年，土耳其申請加入當時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1997 年歐盟宣布土耳其符合加入歐洲聯盟（簡稱歐盟）的資格，雖然土耳其「有資格」申請加入歐盟，但由於其位於歐洲以及亞洲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被歐洲國家質疑是否屬於歐洲國家，同時土耳其傳統伊斯蘭教信仰文化與歐洲文化差異較大的，因此雖然土耳其很早就想要加入歐洲聯盟的行列，但是一直被以人權及其他理由為藉口擋在門外，不得其門而入。中國在滿清末年，受到外國蠶食鯨吞後，也曾進行西化運動，但與土耳其不同的是其成果不佳。中共於 1949 年 10 月建政後，採取一邊倒向蘇聯的外交決策（康四維 2012：38）。冷戰初期，身處共產陣營的中國大陸與民主化的土耳其之間沒有太多的接觸。隨著冷戰情勢的轉變，中國大陸和民主化的土耳其逐漸有越來越多的往來。土耳其共和國於 1934 年與中華民國建交，而後在 1971 年與中華民國斷交，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2.

(13)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2）。1978 年，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隨後經濟快速發展，各國無不想要進入中國大陸，分享其廣大的市場所帶來的利益，土耳其也不例外，於是兩國陸續簽署各式貿易協定。1981 年 5 月 18 日，兩國間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土耳其共和國政府貿易議定書》；同年 12 月 19 日，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土耳其共和國政府經濟、工業和技術合作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土耳其共和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2012 年）。之後，兩國不定期簽署不同性質的合作協定。除了商業利益外，土耳其對於中國的戰略安全也扮演重要角色。由於中亞五國中，吉爾吉斯共和國以及塔吉克共和國與中國大陸接壤，其他三個國家也距離中國大陸不遠，對中國大陸的安全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中國大陸與哈薩克、吉爾吉斯、俄羅斯、塔吉克及烏茲別克於 2001 年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一開始合作項目著重於反恐怖主義，但是後來合作層面逐漸擴及其他面向。中亞五國在文化上與土耳其關係密切，同時相距不遠，因此彼此交流密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末期流行所謂的泛突厥主義，土耳其民主共和國建國以後，凱末爾提出與 1927 年發表談話，表示不支持所有突厥民族國家成立共和國，這段談話後來被統整為所謂的「凱末爾主義」；原本流行的泛突厥主義則在凱末爾的政策 3.

(14)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下得以保存（敏敬 2006：11-18）。中國大陸擔心泛突厥主義若復興，則自己在中亞的影響力會下降，影響國家安全，因此試圖影響土耳其確保其不會干涉大陸與中亞五國間的互動，讓中國大陸在安全上可以更有保障。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發展的關係，各國對於能源都有迫切需求，土耳其為中亞地區與中東地區運輸能源到歐洲的重要管道，因此如果土耳其也與中亞國家簽訂能源運輸協定，會造成中國大陸與土耳其在中亞進行能源爭奪的狀況。此外，中國大陸內部位於新疆及西藏的少數民族一直亟欲爭取獨立，其中土耳其與新疆在歷史以及文化上有所關聯，新疆甚至自稱「東突厥斯坦」，希望新疆可以獨立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新疆維吾爾族人想要獨立的想法可以說受到「泛突厥主義」的影響，今日所謂的「突厥」人，遍及中亞、中東地區、俄羅斯以及土耳其地區，這些地區的人與古代突厥人早已不是同一民族，但是他們在歷史及地理上可以有聯繫（張新平 2003：3）。中國大陸不支持新疆地區從其國家版圖獨立，同時統治當局認為，土耳其對於新疆獨立議題之態度將會影響事態的發展，因此對土耳其施以利誘及壓力，希望土耳其不要支持新疆獨立（BBC 中文網 2012）。除此之外，中國為了拉攏新疆，在新疆設立經濟特區，更試圖吸引土耳其到新疆進行投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胡錦濤時期兩國在戰略合作及經濟方面互動 4.

(15)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不少，同時現任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2 年及 2013 年接班前後均曾到土耳其進行訪問，可以看出土耳其對於大陸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除此之外，無論是金磚四國的大陸還是還是薄荷四國的土耳其都曾被吉姆·歐尼爾（Jim O’Neill）1認為是有發展潛力的國家，因此兩者的互動很值得觀察。國際關係領域中，學者提出許多理論試圖解釋國際現勢，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理論可以完全解釋所有現象。目前最為流行的理論有新現實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新現實主義源自於現實主義，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呈現無政府狀態，主要行為者為國家，其主要論點為國家會理性運用權力，追求自身利益，國家間的合作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國家。新現實主義與傳統現實主義最大的不同在於認為國家在某些狀況下仍有合作的可能。與現實主義相對的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源於理想主義，理想主義在政策制定及學術研究上參考價值不高（Joshua S. Goldstein、Jon C. Pevehouse 2007：8），但是由其發展出來的自由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在晚近資本主義社會盛行的狀況下，成為主流思潮。自由主義的論點為國家可以透過合作獲取雙方的利益，故本篇研究將針對不同事件，以新自由主義及現實主義之觀點分析兩. 1. Jim O’Neill 先生曾於 2001 年提出金磚四國（BRICs）的概念，他認為金磚四國在未來的五十年內經濟會快速成長，取代現有的經濟強國。BRIC 四個字母所代表的國家分別為巴西、俄羅斯、印度以及中國大陸。後來 Jim O’Neill 又提出新鑽十一國（Next-11）及薄荷四國（MINTs）的概念，其中都包含土耳其，他認為這些被提出的國家，經濟將會快速成長。 5.

(16)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國之間的互動。貳、研究目的不同的元首，會採行不同的政策，雖然早期對中國大陸有影響力的人不一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元首，而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物。近 20 年來，中共的影響力並沒有下降，但是國家元首的實質影響力有所提升。在土耳其方面，2002 年正義與發展黨（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執政以來，該黨在外交領域上較先前的執政黨更加積極，在外交上所拓展的範圍更加的廣泛（Öniş, Z. 2010）。該執政黨在 Ahmet Davutoğlu 的外交準則之下，開始善用其地理位置上以及歷史資產所帶來的優勢。Davutoğlu 的外交有幾個原則：第一、民主與安全間必須取得平衡。如果無法確保國家民主，人民的權利無法受到保障，則國家的安全也無法受到保障。只有在國家的民主和安全都受到保障後，土耳其可以拓展外交，對他國施展自己的影響力。第二、土耳其要持續推行「零問題外交政策」。「零問題外交政策」協助土耳其解決了許多與週邊國家間的問題，大幅改善了與週邊國家的關係。第三、與鄰近的區域發展友好關係，甚至應該要拓及更遠的地區。 Davutoğlu 所指的鄰近地區指的主要為巴爾幹半島、中東地區、高加索地區、以及中亞。第四、土耳其要堅持多面向的外交政策。意即要多方與各國交往，不要只向某個地區的國家交往，就實際作為而言， 6.

(17)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土耳其只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同時努力申請加入歐盟，除此之外還稱自己為俄羅斯的好鄰居（Davutoğlu A. 2008：77-96）。按照此原則，我們在進行土耳其外交研究時常會使用土耳其究竟是「向西（往歐美方向）或是向東（向中國靠攏）走？」這樣的字眼，在未來已經不太適用了，因為土耳其決定不再著重於單一面向的外交，而是有多重重心。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土耳其除了保留立國初期即實行的向西發展，加入歐盟的政策外，由於執政黨為較為保守的正義與發展黨，也將重心轉向伊斯蘭合作組織（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本文試圖透過了解胡錦濤時期，在胡錦濤以及 Ahmet Davutoğlu 的領導下，一、中、土兩國間政治互動情形是否有朝正面發展的趨勢。二、兩國間的經貿以及其他領域關係之變化情形。三、疆獨議題及能源議題兩國關係中的負面因素。.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架構. 一、研究方法及分析途徑. （一）研究途徑 7.

(18)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本文以新自由主義為途徑，試圖分析兩國間的交流。新自由主義裡面國家合作會帶來雙方的最佳利益，從而降低雙方間的衝突。新自由主義後來又產生許多不同的分支，其中一個為商業自由主義。商業自由主義主要的理論為認為國家間有商業上的交流可以拉進兩國間的關係，同時隨著時間的進展，兩國間會產生所謂的「互賴」，同時合作關係可能會從商業慢慢的「溢出」到其他層面。新自由主義國家間合作可以創造最佳利益的概念以及其所衍生出來的子理論，包含商業自由主義、互賴理論等，都可以解釋中國大陸與土耳其間的互動關係。其中兩國間互賴所帶來的敏感性及脆弱性很值得探討，當一個國家與相對大的國家進行貿易及經濟活動時，相對弱勢的國家可能會比較依賴另一國，造成不對稱的依賴。雖然土耳其與中國大陸都算是大國，但是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還是比土耳其大上許多，是否會造成不對稱的依賴很值得探討。（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個案研究為主，藉由探討胡錦濤時期，土耳其與中國大陸間不同事件所引發的互動，透過事件發生的時間序列，研究中國大陸與土耳其間政治經濟關係之變化。接著進一步分析當時中國大陸對土耳其之觀感，以及土耳其對中國大陸之看法，以釐清兩國關係是否有 8.

(19)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日趨熱絡的趨勢，藉此推測出兩國之間的互動是否制度化，以及未來兩國關係發展之趨勢。最後，再藉由先前之分析及預測，為台灣如何與土耳其改善關係提供建議。本文以文獻分析法為輔，主要的文獻有中文文獻，主要的來源有：一、有關中國大陸及土耳其之書籍。筆者認為，研究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應該要研讀由中國大陸或土耳其人士撰寫之文獻，因為該國的學者所撰寫之文獻才能最忠實反映出該國的文化，以及政治動機。其他國家對於中國大陸或土耳其的研究，或許可以反映出現象本身，但去由於研究者本身文化或立場的不同，無法忠實的呈現事情的始末。二、網路上之資訊，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土耳其外交部網站、國際知名新聞網站或相關領域學者之發言。由於相關主題的文獻不多，因此筆者從網路上找到相關的政府公告、媒體報導，來推論中國大陸以及土耳其關係之變化。三、英文及土耳其文文獻，主要來源為書籍及研究單位之出版品。由於筆者不夠精通土耳其文，因此會以英文以及土耳其文兼有的文獻為主，英文或是土耳其文的著作為輔，進行參考。目前國內坊間出版的書籍中，與土耳其相關的書籍大多為旅遊書籍。在學術研究方面，以商業類的數量佔大宗，多為貿易、投資評估 9.

(20)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等；其次，則為土耳其與歐盟的相關研究。鑑於土耳其是中東國家中較早民主化，因此有關土耳其在民主化方面以及政黨政治方面的研究也不少，但是絕大多數為外文書籍。二、研究架構本文在背景介紹後，將採正反合的論述方式討論胡錦濤時期兩國間之關係。首先探討雙方各方面的正面互動及有發展性的議題；接著探討雙方關係中有負面影響的主題，最後再進行統整。希望藉此可以探討出此一時期中共與土耳其政府間政治經濟關係之概況。以下將詳述各部份之細節：第一部分為胡錦濤上台前中土關係，首先介紹兩國間的歷史背景及互動，土耳其的前身為中國邊疆少數民族，中國歷代均有不同邊疆少數民族，各族均與漢人有不少互動，但是由於漢人文化較為強勢，故大多數的少數民族在文化上逐漸被漢人同化。匈奴人向西遷徙途中有些人選擇不再向前，直接在途中落地生根，這些在並未一路向西到達土耳其的人有些被漢人同化，沒有被同化的則成為漢人統治下所謂的少數民族。在近代方面，不能忽略的是冷戰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的互動，由於冷戰特殊的時空背景，各國都有一套特殊的外交戰略，部份國家選擇倒向美國，部份國家被蘇聯所吸收，也有國家並未選邊站。無論一國是否選邊站，各國都受到冷戰情勢的影響，在外交戰略 10.

(21)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上有所調整。冷戰時期的土耳其選擇倒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陣營，中國大陸則選擇倒向蘇聯陣營，兩國的關係隨著美蘇關係的波動有所改變。冷戰結束後，由於蘇聯的垮台，美國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強權，所有國家的政治外交情勢均受到美國影響，但大體上各國外交的主導權還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冷戰結束後，土耳其不再只是將自己定位為美國或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下的一顆棋子。當時的外交部長Halil Turgut Ö zal，將早已於1924年世俗化的土耳其，重新定位為伊斯蘭國家。這樣的定位對於政教分離後的土耳其中可以說是非常大膽的，因為自從土耳其展開世俗化開始，伊斯蘭國家的概念就一直處於被抑制的狀態。1993年Ö zal過世直至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上台前，土耳其一直由聯合政府所統治，當時的軍人勢力遠較政府勢力更為強大。當時的土耳其絕對不干涉週邊國家的衝突以及政治事務，與週邊國家的交往僅限於經濟方面，在外交上遵守向西發展的原則。其原因在於建立土耳其民主共和國的凱末爾在建國之初為了使新生的民主共和國擺脫疲弱帝國的惡名力行現代化，於是有了所謂“ modernization through Westernization ”（ Sümer F.2013：1-28），這樣的政策無形中讓土耳其越來越向西方靠近。2002年執政黨更替後，土耳其除了越來越在乎與週邊國家的關係外，在外交上也越來越自主。第二部份為探討到中共與土耳其間的正面互動，其中又分為兩小 11.

(22)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部分，政治戰略方面，以及經濟和其他議題方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與中共的境內都有聯合國所確認為恐怖份子的團體，因此土耳其與中共在反恐議題上是有共識的。關於反恐活動的興盛，最初可以追溯至美國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遭恐怖份子攻擊，除了實質傷害外，更對民心造成嚴重衝擊。為穩定民心，美國開始提倡反恐怖主義，歐巴馬政府甚至在該年 9 月 22 日主導成立 The Global Counterterrorism Forum ，簡稱 GCTF，參與國家有 29 國以及歐盟，土耳其與中國大陸均為此非正式論壇的成員。筆者認為，中國大陸透過反恐怖主義為契機，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拉近各國間關係。由於反恐怖主義在 911 事件後可以說普世價值，因此這樣的合作理由不會觸動其他國家的敏感神經，其他國家也無法阻止中共以反恐怖主義為名，行合作或拓展外交關係之實。土耳其境內有兩個團體被聯合國列為恐怖份子，即革命人民解放黨陣線(DHKP/C)以及庫德工人黨（PKK）。中國大陸境內的疆獨份子時常在大陸境內以自殺攻擊等方式引起騷動，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向中共當局表達其獨立的想法，這樣的做法已經引起民眾的恐懼，中共當局將數個以新疆獨立為訴求的團體列為恐怖份子，但其中只有「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被聯合國列為恐怖份子。本文試圖透過兩國反恐行動的探討，了解雙邊關係是否有因此改善。第三部探討的是對兩國關係有負面影響的議題。這部分可以細分 12.

(23)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為兩個子項，第一部份將著重於疆獨問題。2009 年七五事件後，中共當局對與疆獨問題更加重視，若將疆獨份子當作恐怖份子進行打擊，則兩國間必然可以繼續維持友好的關係。新疆在歷史上與土耳其有重大的關係，在文化及語言上也有相當程度的相似性，這樣的淵源使得「泛突厥主義」者希望土耳其可以支持新疆獨立。疆獨問題可說是雙面刃，七五事件甫發生期間，中國大陸官方發表聲明，要求土耳其不得支持疆獨份子，這件事情並未對兩國關係造成負面影響。2009 年以後，中國大陸又陸續與土耳其簽訂戰略合作協定、進行聯合軍事演習、以及官員互訪的增加，雙方互動比以往熱絡。.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與限制本文在撰寫時有以下限制：第一、各國針對土耳其與中國大陸政治經濟關係做探討之書籍、文獻並不多。故筆者只能勉強從其他書籍，擷取片段與該主題相關之內容作為參考。書籍中不足之部分，筆者僅能引用網路上之資料，造成從網路上引用之資料數量不少的情況。 13.

(24)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第二、由於土耳其與中國大陸政治兩邊互動開始之時期非常的早，無法全部納入探討範圍中，若要全部探討，肯定會遺落許多重要事情。因此筆者決定將研究之時間限制在胡錦濤時期，即 2003 年 3 月至 2013 年 3 月這段時間。同時，土耳其於 2002 年開始即由正義與發展黨執政，該黨執政初始即由 Ahmet Davutoğlu 做為外交顧問，之後的外交也遵行他所設下的外交原則。同時，在筆者所設定的時間範圍內，無論土耳其的執政黨並沒有改變，中國大陸也是一直胡錦濤為領導人，因此在政策上並不會有太大的落差。. 第四節. 名詞定義. 一、中國與中國大陸中國為自古以來就已經存在的國家，但是由於晚清末年 1840 年鴉片戰爭起，經歷了一系列的動盪不安，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戰爭，俄國沙皇對於中國東北以及新疆的侵占，以及內部的回亂、年稔亂，以及太平天國事變（秦文志 2006：1-2）。清廷為了保有統治權，一味的對國外列強示弱，割地賠款多次，導致中國人民也憤怒了，有識之士奮起，想要為國家做點 14.

(25)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事情。此一時期，國外的思潮以洪水般的姿態向中國內部輸入，每種不同的思想都有其擁護者，其中國家內部分為幾派，有支持清廷的，想要維持舊制度的；有支持創建共和國的；同時也有支持馬克思主義的人。其中，文獻上常提及的革命黨人就是發起辛亥革命的國民黨人，另外有一派人擁護的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這些人就是後來的共產黨人。 1917 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是一場由布爾什維克所領導的多階級參與暴力革命，該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代表了工人、士兵、農民等下層人民的意志（秦正為 2008：5-10）。十月革命的成功讓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共產主義者認為其主張有實現的機會，1920 年開始，中國境內馬克思主義者開始籌組中國共產黨，隔年，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於上海召開，會議中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秦文志 2006：13-30）。1937 年發生七七事變，亦稱為蘆溝橋事變，開啟了抗日戰爭的序幕。中共在抗日期間悄悄的壯大，其發展原則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意思就是要用七成的力量壯大共產黨，二分的力量應付國民黨，一分的力量抗日，在這樣的原則之下，中國共產黨以鄉村為根據地，發展的十分迅速（胡繩 1991：292-359）。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民黨與共產黨開始進行對抗，1949 年國民黨眼見實力不敵共產黨，因此退到台灣地區來。同年的 10 月 1 日，中共宣布建立政權，於是形成了目前的狀況，大 15.

(26)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陸地區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治，台灣地區由中華民國所統治。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華民國都稱自己為中國，甚至位於大陸地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一個中國原則」（One China Policy）（Chow, P. C. Y 2008：5-96），強調自己才是正統。為了避免使用「中國」一詞造成誤會，筆者統一將 1949 年之前中國大陸地區及台灣地區稱呼為「中國｣。1949 年，國民政府迫遷來台以後的台灣地區稱為「台灣」或「中華民國」；由於大陸地區為中國共產黨所統治，因此筆者將中共統治之地區稱之為「中國大陸｣。二、泛凱末爾主義與泛突厥主義泛突厥主義是一種主張將土耳其、俄羅斯、伊朗、阿富汗、中國及中亞諸國等境內所有操突厥語的民族聯合為一體，建立「大突厥斯坦」的跨國民族主義思潮和勢力。泛突厥主義思潮最早出現於匈牙利，但真正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則始於沙皇俄國統治下的韃靼人地區，其誕生一方面受惠於近代西方突厥學實踐和西方民族國家、民族自決理論以及泛思潮，另一方面也是民族壓迫和國際鬥爭的產物（張新平 2003： 3）。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末期流行所謂的泛突厥主義，土耳其民主共和國建國以後，凱末爾提出與 1927 年發表談話，表示不支持所有突厥民族國家成立共和國，這段談話後來被統整為所謂的「凱末爾主義」； 16.

(27)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原本流行的泛突厥主義則在凱末爾的政策下得以保存（敏敬 2006： 11-18）。有些人認為新疆之所以想要從中國大陸獨立與泛突厥主義有關係，因此大陸政府對於所謂的泛突厥主義特別敏感，擔心如果這種思潮成為主流，會造成國內更大的動盪。. 第五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中國大陸在 2001 年被美國高盛資產管理公司（以下簡稱「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吉姆‧歐尼爾（Jim O'Neill）歸類為金磚四國之一，預估在未來的 50 年內中國大陸的經濟會有驚人的成長，甚至超過美國。四年後，高盛又提出新鑽十一國，土耳其是其中的一員。由於金磚四國，以及新鑽十一國中的韓國、土耳其、墨西哥和印尼，已大到無法被視為傳統新興市場，因此高盛又提出「高成長八國」（The Growth 8）（歐尼爾 2012：6-7）。早在中國大陸與土耳其被歸類為高成長八國前，雙方就已經有過不少接觸。土耳其的前身是中國古代邊疆民族—突厥，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向西方遷徙，最後形成現今的土耳其共和國。. 17.

(28)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一、冷戰及後冷戰時期. 中國大陸及土耳其間之關係. （一）冷戰時期冷戰時期，中國大陸身處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土耳其屬於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陣營。中國大陸自 1949 年建政起，即採取向蘇聯以及共產黨一面倒的政策（胡繩 1991：292-359）；土耳其則是於 1952 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為抵抗共產主義的民主國家打入了一劑強心針，因為土耳其是當時北約國家中，唯一與蘇聯接壤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陸與土耳其間的互動並非十分熱絡。中華民國於 1971 年退出聯合國後，許多邦交國紛紛與我國斷交，轉而與中國大陸建交，土耳其是其中之一。土耳其與中國大陸建交後，陸陸續續簽訂許多經濟合作協議，近年來簽訂許多戰略協定。. （二）後冷戰時期及九一一反恐運動後. 後冷戰時期，由於蘇聯的瓦解，中國以及土耳其已不再分屬不同陣營，而是各自獨立國家。由於中國大陸內部有欲獨立之新疆少數民族—維吾爾族，維族人民為了獨立採取許多激烈手段，因此中國大陸趁機將疆獨活動分子列為恐怖分子。美國於九一一事件後，將打擊恐怖分子列為主要的外交及內政方針，中國大陸除了趁機利用「上海合 18.

(29)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作組織」，以反恐名義與中亞國家進行合作，同時也將疆獨人士列為恐怖分子並以打擊恐怖分子的名義進行壓制。筆者認為，將疆獨人士列為恐怖分子的舉動，並宣示要盡全力打擊恐怖分子，不僅是中國大陸在處理國家內政上之手段，同時也是中國大陸對美國釋出友好之訊息。此外，中國大陸為了拉攏土耳其，也採取不少措施。除了與土耳其官員進行互訪外，還簽訂戰略合作協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中的外交動態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大陸與土耳其互動的密切程度有顯著提升。2001 年至 2012 年為止，雙方互訪的官員層級有提高的趨勢，一開始為副部長級人員，而後提升至部長級人員互訪。2012 年 2 月，外界謠傳的下一屆中共領導人(當時習近平還未被選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曾到土耳其訪問會見土耳其總統與總理。同年 4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王岐山、國家主席胡錦濤都與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見過面。目前還無法從雙方人員互訪的頻率看出互訪以形成制度化，但是從雙方互訪人員層級的提高，可以看出兩國間關係的深化。除了政治方面，中國大陸也利用經濟來拉近與土耳其間關係，除了在新疆設立經濟特區吸引土耳其資金進入外；雙方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為 100 億元人民幣／30 億土耳其里拉，有效期間為 3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2012）。中國大陸與土耳其簽 19.

(30)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署這樣的本幣互換協議，有助於促進雙方貿易關係的深化。二、兩國間的交往（一）中國大陸之外交原則中國大陸每一代領導的外交風格都不太相同，而「和諧世界觀」可以說是最適合概括胡錦濤時期外交政策的幾個字。關於「和諧世界」理念的起源，筆者認為可以並非天外飛來一筆，而是可以溯及到中國大陸的開國元老，1953 年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其內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1985 年，鄧小平提出「和平發展」之概念，他認為當時世界所面臨最大的矛盾在於戰爭以及不發展，因此提出「和平發展觀」（許志嘉、趙建民 2009：1-44）。2003 年，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鄧必堅提出「和平崛起」。2005 年 4 月 22 日胡錦濤參加亞非高峰會時表示，亞非國家應該「推動不同文明有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建構一個和諧世界」（許志嘉、趙建民 2009：1-44）。後來胡錦濤又陸續於不同場合提出各國應該要共同努力，建立一個和諧的世界，這些言論後來被統稱為「和諧世界觀」，即胡錦濤時期外交政策之主軸。. 20.

(31)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二）土耳其之外交政策土耳其之外交政策總體來說，是符合土耳其國富凱末爾所說的， "yurtta sulh, cihanda sulh"，意即「對內安定，對外和平」，處理外交事務前，必須要先安內才可以壤外。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土耳其也是以鄰近原則優先，提出"Policy of Zero Problem with our Neighbors "，在該原則中提出要與鄰近的 12 個國家改善關係。土耳其也在外交部網站闡明土耳其的外交原則為，致力於促進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以及文化和諧，並且促進與各國間的對話。同時，土耳其是 G20 成員，並且是新興能源樞紐，土耳其將致力於能源安全的發展以及促進全球治理的發展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Turkey，2012)。. （三）土耳其向中國大陸靠攏之原因. 土耳其建國之初是採取西化的政策，學習西方字母、積極申請加入歐洲聯盟，但是領土中只有 3%位於歐洲的土耳其總是被歐盟拒於門外，其原因除了地理位置之因素外，還包含經濟發展差異過大，須付出龐大代價、伊斯蘭教信仰及文化與歐洲國家不同，等（朱景鵬 2008：103），土耳其一直被歐盟拒於門外。在正義與發展黨的帶領下，土耳其開始發展多元外交政策，不在將外交重心放在歐盟身上，加上歐盟內部數個國家長期以來舉債過度，國債金額太過龐大，導致國家 21.

(32)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面臨破產。由於這些位於歐陸的債權國，以歐盟國家為主，因此如果舉債國破產，勢必會引起債權國經濟上很大的動盪，也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歐債危機」 (Alderman, L. & S. Castle, ，2012)。「歐債危機」發生後，土耳其國內堅持要加入歐盟的聲音逐漸變小；同時，土耳其與中國大陸間的互動越來越密切，加入歐盟的態度就沒有以往積極。此外，根據 Turkey Statistical Instutute 的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是土耳其的前 20 大貿易夥伴，因此改善兩國的關係對經濟也會有正面助益。. （四）土耳其與中國大陸之經濟利益. 土耳其深知經濟發展的重要，積極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成長，各國無不想要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分享其豐富的經濟利益。2001 年土耳其發生經濟危機，為了解決經濟危機，土耳其積極拓展與外國的貿易關係。歐債危機發生後，土耳其向中國大陸靠近的態勢愈發明顯。土耳其方面表示，自己想要發展多面向的外交戰略，不想要把重心放在單一個區域或組織上（Davutoğlu A. 2001）。筆者認為，土耳其與中國大陸開始發展友好關係與長期無法加入歐盟沒有直接關係。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對所有國家都很有吸引力，因此土耳其想與他建立友好關係乃是根據國家利益 22.

(33)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考量，無論是基於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考量，亦或是自由主義國家間相互合作的思考模式都可以解釋這樣的現象，但歐債危機的發生有加速土耳其向中國大陸靠攏的作用。（四）土耳其與新疆維吾爾族泛突厥主義是一種主張將土耳其、俄羅斯、伊朗、阿富汗、中國及中亞諸國等境內所有操突厥語的民族聯合為一體，建立「大突厥斯坦」的跨國民族主義思潮和勢力。泛突厥主義思潮最早出現於匈牙利，但真正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則始於沙皇俄國統治下的韃靼人地區，其誕生一方面受惠於近代西方突厥學實踐和西方民族國家、民族自決理論以及泛思潮，另一方面也是民族壓迫和國際鬥爭的產物（張新平 2003： 3）。有些人認為新疆之所以想要從中國大陸獨立與泛突厥主義有關係。雖然中國大陸要求土耳其不可以支持新疆維族的獨立運動，因為 1990 年，胡錦濤時期的總理 Recep Tayyip Erdogan，擔任伊斯坦堡市市長時，以維族民族運動的領袖 Isa Yusuf Alptekin 的名字為公園命名，故中國大陸擔心總理會持續支持新疆獨立運動。事實上，土耳其國內有兩種不同的聲音，一部分人認為土耳其應該要支持同為土耳其語系的新疆人，另一部分的人則認為，不應該干涉新疆事務(The Economist 2012)。最近幾年土耳其與中國間之貿易關係發展快速，貿易額也迅速的增長。尤其是自 2008 年中國大陸舉辦世界博覽會後，兩國的互 23.

(34)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動更為密切。為了維繫土耳其與中國大陸間之友好關係，土耳其不再公開的支持新疆獨立運動，以獲取與中國大陸更良好的戰略及經濟關係。 2009 年新疆烏魯木齊發生「七五事件」，事件最一開始為廣東韶關工廠內漢人語維吾爾族人間的鬥毆事件，後來引發為烏魯木齊內部的流血抗議。對於這起事件，土耳其的領導高層並沒有挺身而出支持在疆獨份子。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執政以來，為了拉攏週邊伊斯蘭國家以及突厥民族國家，宣傳「泛伊斯蘭主義」以及「泛突厥主義」（Doyon, J. 2011：75-76），採取「泛伊斯蘭主義」及「泛突厥主義」的執政者為什麼沒有公開支持新疆的七五事件，除了怕被冠上干涉他國內政的罪名外，是否有其他原因，很耐人尋味。三、國際合作的相關理論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係中的主要行為者為國家，這些國家之上並沒有更高的權威存在，因此國際處於無政府狀態。同時，現實主義認為利益為零和的，別人的「失」是我的「得」，別人的「得」，是我的「失」，因此合作是不可能的。與現實主義相對的為發源於西方的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與經濟思潮。自由主義相信，經由個人的競爭，市場會對有限資源產生最有效的配置，促進集體公益（general welfare）。自由主義變型有許多種，主要可以分別為商業自由主義 24.

(35)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commercial liberalism）、共和自由主義（republican liberalism）、社會學自由主義（sociological liberalism）、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廖舜右、曹雄源 2007：35-69）、規範型自由主義（regulatory liberalism）以及成熟型自由主義（sophisticated liberalism）。上述的這些自由主義的變型又發展出其他子理論，例如：共和自由主義後來發展出所謂的民主和平論，其主要的論點在於認為民主國家間不會發生戰爭，原因在於民主國家事情的決策需要由人民共同表決以促成各種決定，人民通常傾向於追求安穩平靜的生活，故較不會發生統治者專斷獨行發動戰爭的事情。商業自由主義後來衍生出了「互賴」的概念。「互賴」會造成國家受到其他國家行為及決策影響，並會有敏感度及脆弱度產生，脆弱度即一國承受外在事件施加之成本的負擔能力（陳欣之 2007：73-114）。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是自由主義的分支中較為務實的理論之一，其源於 1940 年代發展的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隨後依循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與多元主義（pluralism）的脈絡，得出區域整合及各國經貿互賴的概念（陳欣之 2007：73-114）。多元主義以陶意志（Karl Wolfgang Deutsch）為代表，其主要的概念為重視經濟整合對於社會及國家層面的影響，特別是精英份子的認知和行為會對國家造成很大的影響。經由關稅同 25.

(36)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盟以及其他方式的經濟合作，不同社會的精英份子明白了和平共存、互助合作的必要，逐漸在各方面有相同特性後，政治整合便可以順利推動。國際關係不限於主權國家之間的交往，人民與團體之間的交往，尤其是精英份子和一般民眾的的認知也很重要。陶意志認為國際存在兩大類型的社會，一種是混合社會，另一種是多元安全社會。前者是指機構和組織的形成過程，最後由一個單獨的權威控制最高的決策階層。後者則指人民和團體組成社會的過程。陶意志研究歐洲國家的工業生產、貿易、投資以及各國人民間的交流與溝通後證明了，菁英份子以及一般民眾的溝通是形成民族意識的主要原因，而政治社會的形成有賴人民之間的互動與價值標準。陶意志的理論有以下缺點：（一）他提出的若干概念與國際關係的相關性並不清楚。（二）陶氏強調人的觀念、認知和價值標準改變，政治社會變成混合或多元類型，可是他並未說明在什麼狀況下民眾心理的改變會成為政府的政策，對於政治行為的討論實在太有限。（三）沒有功能連鎖的關係仍然可以達成政治混合的目標。功能解釋補充了陶意志「多元安全社會」模式，代表人物為梅傳尼（David Mitrany）。他認為團體之間的功能連鎖關係可以逐漸消除權利與領域的相依關係，打破傳統的國界觀念，意即國家之間可以相互合作，維持和平。梅傳尼的理由是：（一）戰爭是人類社會發展的 26.

(37)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自然結果。社會福利和其他方面的功能連關係遠比消極的聯盟或嚇阻更能防止戰爭爆發。（二）戰爭是國家體系造成的結果。傳統的國家體系視國家為唯一的成員。（三）功能連鎖關係可以改變菁英份子的注意、興趣和關切。不同層次的協商和互動轉移了人類的忠誠目標，亦提供了多元的價值標準。由單一的效忠對象轉移到專注國際變化，由集中爭取權力分配轉變成為選擇多樣利益，國際和平安定的機會自然增加。梅傳尼的理論最大的優點在於討論功能活動、和平變遷以及社會酬勞，而不是權力鬥爭、社會動亂和威脅手段。他認為，和平是國際社會無法經由簽約達成的，卻能經由市場及工廠的合作達成。首先給予某一機構權力，讓它發揮決策功能和控制生產工具，進而分配資源，新機構就會得到新得權利。這種局部的功能連鎖關係存在一段時間之後就成為新的權力中心，然後形成新的國際活動網和組織，達到利益整合的目的（林碧炤 2006：167-196）。這樣的解釋也遭到不同批評：（一）梅傳尼顯然太過樂觀，認為功能合作可轉化主權對於國家的限制。（二）政治的權威或成文的憲法不會阻饒社會的整合，民族意識和政治力量本身就是幫助整合的積極因素。（三）人類發生戰爭的原因很多，單憑組織功能或功能合作並不能消弭戰爭。（四）政治和功能活動是很難一分為二的。國家或個人的行為往往兼具政治和功能的目的。基本上，功能主義具有理性 27.

(38)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的、目的性的特質，也就是以現實的盤算方法決定活動的範圍、性質和時間。但是，要完全以功利和理性主義建立新的國際社會或改變現有的國際社會實在是過分理想化。即使是技術層面的合作或功能方面的活動，如果不考慮政治的現實，僅能限於功能或技術層次，想要達到轉化人類效忠對象的目的無異緣木求魚。「功能主義」過分重視非政治層面的活動，對於改變政治結構和人類想法的能力，太過自信。因此，「新功能主義」脫穎而出，代表人物為哈斯（Ernst B. Haas）。新功能主義認為：（一）權力和功能合作是不可分的，政府一定要扮演積極角色。（二）菁英份子的認知很重要，整合運動沒有他們的支持，無法得到具體的結果。（三）菁英份子的認同以及功能連鎖關係的建立都需要一個組織完善、效率高的行政組織。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一）功能活動和政治整合的關係。前者認為功能活動可以轉化政治結構，後者認為功能合作僅能幫助政治整合，要把人類的效忠、期望和活動轉移至新的權力中心需要不同團體的利益調和一個超越國家的組織。梅傳尼認為功能合作，使原先政治區分佈滿重疊的國際活動網和國際機構網，所有國家的利害與人民生活方式逐漸合而為一。哈斯把這種網狀作用稱之為溢出作用（spill-over）。所謂的溢出作用就是功能合作產生的結果， 28.

(39)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A.一方面因為菁英份子經過學習過程，了解功能合作的益處，修正觀念和行為。B.合作產生資源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同時亦是指解決功能合作產生的糾紛。C.哈斯認為溢出作用一定要達到決策層次，同時要由超國家的組織執行政策才能達到具體的效果。D.溢出效果會由一部門的整合到另一部門。不論是陶意志、梅傳尼或是哈斯的解釋都各有缺點，但是超國界的溝通、功能合作以及決策過程都是促進國家合作的手段（林碧炤 2006：167-196）。目前國際社會主流的思想為資本主義，其源於大航海時代的重商主義，重商主義的主要思想是透過商業版圖的擴張獲取國家的利益。後來現實主義逐漸退了流行，新自由主義逐漸取得領導地位。商業自由主義認為國家之間的商業和經濟往來可以降低國家間爆發戰爭和衝突的機會。意即國家間的經濟往來越密切，交往越頻繁，發生衝突的機會越低。隨著雙方交往時間的推展，經濟交往可能會逐漸擴及到其他層面，由商品貿易到服務貿易，技術合作到對外投資，等（鄺豔湘 2007：65-72）。上述的理論，無論是哈斯、陶意志或是梅傳尼的理論都是建立在各國間的合作之上，一開始國家可能會為了商業利益而合作，時間久了合作的面向可能會產生哈斯所謂的溢出效應，擴及其他領域。土耳其與中國大陸間的合作也是如此，一開始土耳其只是為了要獲取商業 29.

(40)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利益，但是在後面的部分我們可以發現，土耳其跟中國大陸間的合作不僅限於商業領域，更有政治及戰略層面的合作。. 30.

(41)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第二章. 第一節. 胡錦濤上台前兩國關係. 歷史背景. 一、匈奴時期之互動吳興東在《土耳其史歐亞十字路口上的國家》一書中提到土耳其人自認為是匈奴後裔（吳興東 2006：3）。中國古代文獻，例如：《史記》與《詩經》，均有與匈奴相關之記載。堯時，匈奴的名字叫做獯粥，周朝叫作戎狄，後世叫作戎狄（陸衛生 2009：53）。黃帝之後，唐虞、夏、商、周諸代，均與匈奴有所接觸，秦漢時，與匈奴關係密切（劉學銚 1987：1）。秦漢相爭時，匈奴趁勢收復先前被秦朝奪走之領土，漢高祖七年（西元前 200 年），匈奴困漢高祖於平城之白登山，後仰賴陳平之計有幸脫困，雖然漢朝得以繼續發展，但匈奴問題著實令漢朝統治者困擾。為了減輕來自匈奴的威脅，漢朝開了漢人與匈奴和親的先例，漢高祖九年（西元前 198 年），以劉敬為使，將公主嫁給冒頓單于（劉學銚 1987：75-78）。東漢時期，漢光武帝 31.

(42)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裁決接受呼韓邪單于比歸附漢廷的請求，匈奴也從此再度分裂為南北，呼韓邪單于比為東漢時的南匈奴，蒲奴所部則稱之為北匈奴。西匈奴歸附東漢，北匈奴後來由於東漢和帝的討伐，傷亡慘重，開始向西域遷徙。遷徙過程中，老弱婦孺或不願西遷的，則留在龜茲以北（劉學銚 2011：1-50）。留下來的人，可能慢慢發展起來成為突厥的分支，也可能與當地的民族進行通婚或是文化上的融合，逐漸失去自己的特色。魏、晉、五胡時，匈奴紛紛在塞內建立政權，史稱五胡亂華。北亞草原遊牧民族並沒有很強烈的民族觀，哪一個部族強大時則其他草原國家往往都自稱該族，例如：匈奴強大時，則各草原民族就會自認是匈奴，相對的在突厥強大時，諸游牧民族均自稱突厥（劉學銚 2011： 1-50）。中國歷史上，我們常看到皇室為了邊疆的穩定而與草原民族進行通婚，事實上除了不同部族間的通婚也很常在草原民族發生，許多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和親，也有許多是因為各遊牧民族在遷徙過程中，部分人口留在路途中，剩餘大多數人口繼續向前移動，留下的人口與當地居民共同生活，於是在文化及血緣上越來越相近。我們可以從上述情形發現，實際上部族的界線十分不明顯。二、突厥時期之互動突厥，可以說是第一個以土耳其為名的國家，其音與現代土耳其文中，土耳其人Türk一詞之發音頗為相似。現在中國史書中，關於突 32.

(43)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厥的紀錄很多，例如：《周書》卷50 ＜突厥傳＞「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為部落。後為鄰國所破，盡滅其族……金山形似兜輩，其俗謂兜翠為"突厥"遂因以為號焉。」，「或云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日阿謗步，凡弟十七人……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諸子遂奉以為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終狼種也。」（李松松2011：60-62）繼漢代的匈奴之後，突厥民族於唐代崛起，根據前文史書的上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突厥可以說是匈奴的其中一個分支所分化出來的。突厥一開始依附在柔然之下，在柔然心目中，突厥只是為其鍛鍊兵器的「鍛奴」。西元六世紀左右，柔然奴役北亞草原的各游牧民族，因此以高車為首的民族組成聯盟出兵反抗柔然。在此次戰役中，突厥不但沒參與聯盟，反而半路擊破高車聯盟的軍隊。突厥自認破敵有功，因此向柔然要求取柔然可汗的女兒為妻，但是在柔然可汗眼中，突厥只是「鍛奴」，只是奴隸，因此柔然可汗派人訓斥了當實的突厥可汗伊利可汗。伊利可汗感到羞辱，因此決定與當時西魏文帝聯姻，對抗柔然。當時的西魏也有意聯合突厥對抗東魏，因此答應請求。不久，突厥大敗東魏，即柔然。西魏在突厥打敗柔然後，隨即將常樂公主嫁至伊利可汗，這年是西魏廢帝元年，（西元五五二年），一般將這一年定為突厥汗國建國元年（劉學銚2011a：28-31）。突厥後來分裂為東、西突厥兩個部 33.

(44)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分，分裂後的突厥勢力大不如前，此時恰逢回纥興起，突厥只得向西遷徙至中亞，未遷徙的部分則與回纥合而為一（柳克述1979：3-4）。回纥可以說是新疆維吾爾族的始祖，因此這樣的歷史背景也對後來的中國大陸境內民族帶來影響。中亞的土耳其人經過幾年的休生養息後，趁回教諸國力量衰微時成立幾個小國。宋代末年，蒙古族興起，隨後成吉思汗積極向外拓展版圖，迫使突厥不斷向西遷徙。最後，土耳其展轉進入小亞細亞，遇見同族之賽爾柱人，賽爾柱人是趁回纥壓迫時向西遷徙至該地，等剩餘的突厥人由於蒙古人壓迫而到達該地時，賽爾柱早已成立屬於自己的國家。. 三、土耳其帝國當時小亞細亞塞爾柱的首領死後，由其兒子奧斯曼(土耳其文 Osman)繼位，成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本質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是一種伊斯蘭軍事制度，目的在於攻取非土耳其人所居住的土地。土耳其人之擴張於1683年維也納之圍中達到高峰，亦以其失敗告終。早在該世紀初葉，即有觀察家將鄂圖曼帝國比擬作「ㄧ個年老的軀體，由於病患甚重而不支，青春的活力以趨於衰殘」，當時甚少土耳其人同意這種見解。1699年的卡羅維茲（Treaty of Carlowitz）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向北擴張的終止；直至18世紀中葉，帝國衰頹日益明顯，統 34.

(45)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治者們才開始明白應該停止侵略擴張，帝國已在崩潰邊緣（哈雷路克 1958：18-23）。鄂圖曼土耳其於栖林三世（Selin III）及馬哈茂德二世時（Mahmud II）時致力於現代化，隨後由阿布都拉．麥吉得（Abdülmecid）統治。阿布都拉．麥吉得及阿布都拉．亞齊士（Abdülaziz）兄弟在位期間，繼承其父親的改革工作。兩兄弟在位期間（1839年 -1876年）稱之為坦易默特（Tanzimat）時代，1876年由於第一憲時政期開始結束該時期。坦易默特時代，在位者試圖安撫土耳其境內的回教徒及非回教徒所造成的動盪，及努力在境外列強環伺的狀況下保持國家領土完整。坦易默特（Tanzimat）為一憲章，主要的內容在於去除國內對於非回教人民一系列不平等的規定，但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之所以在經歷許多改革後依然沒落，原因在於其改革的理論並無法在實踐上真正實行，因此就算有英國等其他國家人士的支持，依舊無法挽回其頹勢（哈雷路克1958：38-57）。我們可以從表2-1中發現土耳其所經歷的戰爭，在數目上相較之下不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為民族及宗教複雜的國家，帝國得以維持之原因在於各民族及宗教可以維持原本的文化及生活方式，但是在帝國勢力不如從前時，非伊斯蘭教或是非土耳其人所組成的小國紛紛趁帝國勢力衰敗之時脫離獨立，而帝國由於實力不足，無法挽回頹勢。 35.

(46)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表2-1. 坦易默特時期土耳其及中國境內主要戰爭. 土耳其（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間. 戰爭. 1839-1841. 第二次土埃戰爭. 1853-1856. 克里米亞戰爭. 中國（大清帝國）時間. 戰爭. 1840年-1842年. 鴉片戰爭. 1850年-1865年. 太平天國戰爭. 1853年-1868年. 捻軍起義. 1856年-1873年. 雲南回變. 1856年-1860年. 英法聯軍. 1862年-1873年. 同治陝甘回變. 1862年-1877年. 同治新疆回亂. 1868年. 樟腦戰爭. 1876-1877年. 清軍收復新疆之戰.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36.

(47)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中國有外來的力量所引發的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外，內部也有震驚京師的大動亂外，例如：太平天國之亂；同時在地方上也有零星小動亂。與土耳其相同的是，此時期的中國也意識到自己與其他國家間的實力，於1861年英法聯軍之役後，展開｢自強運動｣。自強運動，亦稱｢洋務運動｣，其發起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人見識到來自外國的船堅炮利，希望可以透過器物上的改進，提升實力與外國人進行競爭。只是中國人沒有想到的是，自己與西方間的差距不只在於器物上，更在於制度上。若制度不改，則國家內貪汙的陋習也無法加以改善，用於學習技術及開發武器的經費只會成為有心人士的囊中物，最後的結果是中國的武器無法改善，在政治上仍然受制於外國。帝國的頹敗，土耳其在外交及軍事上的失敗，使得土耳其境內不滿聲音越來越多，因此爆發了兩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由，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亦稱統一進步黨，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所發起，其主要的目的在於改革對於當時制度之不滿；該革命止於1909 年的反革命運動。革命運動結束後，鄂圖曼國會（Ottoman Parliament）罷黜蘇丹哈密德二世，改立其弟為蘇丹―｢穆罕默德五世｣。值得注意的是，德國亟欲與土耳其建立良好關係，但是所著重的關係建立在利益之上，因此在反革命運動失敗時，德國並沒有跳出來支持土皇，反而與青年土耳其黨人士展開接觸（柳克述1968：27-34）。 37.

(48)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1914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土耳其由親德的青年土耳其黨人掌權，故其選擇加入德、奧所組成的同盟國，對抗英、法、俄所組成的協約國；相對於土耳其，當時中國的北洋政府選擇加入協約國一方。其實，當時土耳其剛結束1911年的義土戰爭、1912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因此根本無力在另一場戰鬥中發揮力量，但是土耳其內部的青年土耳其黨有親德的傾向，因此土耳其不但參戰，而且實質上土耳其根本成為德國的附庸國（楊兆鈞1990：1-10）。1918年10月31日，土耳其在新蘇丹繼位四個月後，簽定休戰條約。原本指揮參戰的青年土耳其黨人鳥獸散，土耳其除了得以保留小亞細亞的省分，其餘領土均受到瓜分（哈雷路克1958：138）。一次大戰期間，英國及法國為了吸引希臘參戰，與希臘簽定密約，約定戰後希臘可以取得土耳其的士麥那（即今日之伊茲米爾，İzmir）。1919年，希臘怕當初的約定日久生變，趁土耳其剛戰敗之際，入侵並取得該港口。士麥那除了當時的軍事、商業及經濟重要據點外，希臘對土耳其並沒有戰勝的資格及占領的權利，最重要的是土耳其發源於小亞細亞，希臘直接侵門踏戶占領小亞細亞上的士麥那，激發了土耳其人心中的民族情感（柳克述 1979：245-248）。希臘萬萬沒想到這樣的舉動會引起土耳其人民的嚴重不滿，引發後面一連串的變化。同時，凱末爾與土耳其國民黨人也趁機利用這股民氣發動第二次革命（柳克述1968：62-66）。 38.

(49)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1919年到1923年發生｢第二次革命｣，第二次革命後，土耳其共和國成立。提到土耳其共和國的成立就不能不提到凱末爾（Mustafa Kemal），在先前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發動第一革命時，凱末爾剛好在薩隆尼加，因此為革命盡不少心力。革命成功後，掌權執政的安佛爾與凱末爾意見相左，因此凱末爾卸去政治職務，專心做陸軍軍官。 1918年土耳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此時伊斯坦堡的執政者一心認為只要聽從戰勝國的話就可以保存國權，因此將有反抗思想的凱末爾貶到小亞細亞東部埃爾斯倫（Erzurum）。離開伊斯坦堡的凱末爾可以說是天高皇帝遠，少了伊斯坦堡政府的監視，凱末爾可以更自由的發揮影響力。由於凱末爾本身的軍事聲望早已傳遍土耳其，加上小亞細亞還有一部份從未解除武裝的軍事力量，匯集武裝力量加以訓練並非難事。之後，有凱末爾的土耳其國民黨舉行了兩次國民大會後，並訂定《國民公約》後，受到全土耳其人民意支持；相反的，伊斯坦堡政府的內閣於1919年解散。國民軍要求辦理選舉，國民黨人由於有較佳的聲望，又善於宣傳，因此贏得新議會大多數席次。國民軍的根據地也因此從東部遷往小亞細亞中心的安卡拉，即之後國民議會政府的所在地。位於伊斯坦堡的土耳其皇帝早已無實權，伊斯坦堡也早已被協約國占領。位於安卡拉的政府一開始並沒有推翻伊斯坦堡政府的打算，但由於1920年土耳其皇帝允許協約國入侵土耳其領土，清剿位於 39.

(50)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伊斯坦堡的國會議員，國民黨人眼見國家主權不保，因此決定與土皇政府決裂，並將先前設於安卡拉的臨時機構轉變為土耳其新政府。 1921年凱末爾正式向國內外宣布安卡拉政府為土耳其的唯一政府（柳克述1979：252-260）。一次世界大戰後，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要求土耳其簽下色弗爾條約，色弗爾條約條約為對土耳其不利之不平等條約，凱末爾堅決不同意，但是當時英、法等國承認的政府為無實權之伊斯坦堡政府，因此雖然當時土耳其皇帝對該條約簽字，但實際上該條約後來並未真正實行。後來，國民軍逼退入侵土耳其領土的希臘軍隊，協約國不得不重新和安卡拉政府重新商討大戰後的國際秩序及後續問題，因此召開洛桑會議，第一次洛桑會議以失敗收場，各國並未取得共識，第二次洛桑會議後，1923年各國與土耳其簽訂「洛桑條約」。「洛桑條約」對土耳其意義重大，因為其廢除了一戰後不平等條約（柳克述1979： 266-323）。。一次世界大戰時，當時的中國加入屬於協約國的一方，因此在大戰結束後屬於戰勝國。中國方面派顧維鈞等五人為全權代表出席巴黎和會，期待可以從會中取得在一次世界大戰中由於戰事而被列強占領的領土及權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復中國在山東的權力。中國原以為在英、美、法、日、義五國的協調下，有機會可以取回戰時由德國所 40.

(51)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占領的山東。想不到日本提出曾與中國簽訂密約，因此最後德國在青島的經濟特權並未直接歸還給中國，而是移轉給日本（劉彥1962： 491-591）。中國是戰勝國，但不但沒有獲得賠償，還有權力損失，可以說是列強欺人太甚。這樣的消息傳回中國引發民眾強烈不滿，因此引發一連串的排日運動及五四運動。我們可以發現一次大戰期間雖然土耳其與中國分別屬於戰敗國與戰勝國，但是在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可以獲得的權利多寡關乎一國的實力，由於此一時期兩國都屬於弱國，因此只能認列強宰制，雖然國內均有努力想要挽救國家的聲音，但是仍不敵外來的侵略。. 四、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初期（1923-1949）土耳其共和國成立於1923年，共和國成立之初，國家積極現代化，其做法為積極向西方學習。除了學習西方的體制成為民主共和國外，在教育上也改用捨棄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方便學習西方文化。由於過去政教合一的狀況下，回教主教常以宗教為理由對政治進行干涉，為了使土耳其共和國之政治基礎更加穩固，共和國政府選擇於 1924年廢除回教主教哈里發及公布新憲法。由於此一時期土耳其積極向西方靠攏，因此此一時期與東方的接觸比較少一些。現代化可以說是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轉變的 41.

(52)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總集合，其內涵應該全面並且是整體的改變，如果只是從少數幾個面向著手，則這樣的現代化才會成功。滿清末年曾經有兩次維新運動，分別為自強運動以及戊戌變法，兩次的時間都在土耳其共和國建國以後。自強運動為統治階級發起的，主要的目的在於器物的提升，但是由於所採行的措施並沒有確實落實，統治者的思想也沒有跟著革新，因此自強運動以失敗告終。戊戌變法為由康有為、梁啟超兩人所提起，但是由於其廢除科舉的思想與許多既得利益者有所衝突，因此最後也以失敗告終（段昌國2005：277-298）。土耳其建國初期的西化與滿清末年的西化有些相似，相同點是向西方看齊，但是不同的是大清帝國著重於學習西方的器物，試圖保留傳統的儒家思想。土耳其之所以可以成功現代化在於其沒有捨棄任何一個面向，在所有的議題上都積極進行革新。五、動盪的新疆地區在了解中國與土耳其過往的歷史，也不能不提到新疆地區的歷史。新疆地區過往的歷史就十分動盪，時常有他國企圖侵占的狀況發生，造成現在的大陸政權對於其他國家對於新疆地區獨立運動的態度更加敏感。 1861 年，俄羅斯沙皇對於農奴制度進行改革，需要從國外掠奪更多的財富及領土以便趕上西歐的列強。克里米亞戰爭（1853 年-1856 42.

(53)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年）失敗後，俄羅斯無法將黑海納入控制之下，同時也無法取得巴爾幹半島，因此將矛頭轉向中國西部地區及中亞地區。1864 年，俄羅斯進軍新疆浩罕；同時期的英國剛占領印度，正在積極向北拓張，希望可以將新疆納入殖民地。1864 年（同治三年），新疆地區少數民族受到陝甘回民起義等影響，決定起義反對清廷的統治。當時，新疆地區呈現封建割據的狀態，其中思的克、金相印占領喀什噶爾回城（今喀什市），久攻由清軍占領的漢城（今殊勒）不下，便向英國支持的浩罕汗國尋求支持。當時，思的克為了用貴族力量統治喀什噶爾，派遣阿古柏「護送」布素魯克回喀什噶爾。1865 年阿古柏入城後，把思的克趕走奪取統治權，同年九月阿古柏重金賄賂困守喀什噶爾漢城的綠營守備何步雲，不久清軍三千人及一夥約七千人的浩罕兵也加入阿古柏，使其勢力大為增長成為喀什噶爾至英吉沙爾一帶的最高統治者。由於英國及俄羅斯都希望可以占領新疆，故雙方都極欲拉攏阿古柏。1874 年，英國與阿古柏政權簽訂「通商條約」12 條，英國可以在新疆駐使、通商、設領使館等特權，英國則承認阿古柏政權為「合法的獨立王國」（焦鬱鎏 2009：80-82）。同樣是對新疆有興趣的俄羅斯，在阿古柏入侵新疆沒多久後，變併吞了浩罕北方的領土，隨著浩罕及布哈拉（中亞三汗國之一）在 1866 年被擊潰，沙皇的下一個入侵目標為新疆，阿古柏為了謀求俄 43.

(54)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與土耳其政治經濟關係發展之研究. 羅斯對其占領南疆的認可，雙方簽訂互不干涉的協議。隔年，俄羅斯在中亞擴張成功，要求阿古柏比照中亞三國向俄羅斯稱臣納貢，因此阿古柏轉而向英國靠攏。阿古柏向英國靠攏導致俄羅斯沙皇力圖用武力強占伊犁，進而強占新疆。1871 年，俄羅斯率兩千人進犯伊犁，共佔領了伊犁的九個城，即中國歷史上所謂的「俄占伊犁」，同年俄羅斯試圖拓展版圖占領烏魯木齊，但是以失敗作結。阿古柏與俄羅斯於 1872 年簽訂「通商條約」五條，俄羅斯承認阿古柏為「哲德莎爾元首」，阿古柏同意俄羅斯在南疆自由通商與旅行。俄羅斯撤銷了占領伊犁地區之一切中國官方機構，並非法居留清廷官吏（焦鬱鎏 2009： 82-98）。此時期的清廷面臨著重要的海防與塞防的抉擇。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認為應首重「海防」，當時的陜甘總督左宗棠正在平定陝甘回民起義，因此對於新疆的認識較為深入，他提出新疆的物產豐饒，戰略地位重要，故應該著重「塞防」，當時正值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之際，慈禧太后最後選擇左宗棠的「塞防」意見，因為左宗棠了解當地情勢，同時新疆也占大清版圖非常大的部分。1876 年，左宗棠的部下劉錦棠完全收復了烏魯木齊以及天山北路。隔年，除了俄羅斯所占領的伊犁地區外，新疆完全被收復。為了收復新疆，慈禧太后派出崇厚與俄羅斯談判，訂約後不滿失地太多；1878 年年底，改派曾紀澤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