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國還鄉：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頓挫（1959-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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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客家研究，_{2016 年 5 月} 第_{6 期，頁 17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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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國還鄉：

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頓挫（1959-1974）

羅烈師

*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陳敏萱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碩士砂拉越左翼的人民聯合黨成立的_{1959 年，一位來自 17 哩平凡而意} 氣風發的青年入黨，隨後被捕，至1974 年和平協議終於讓牢裡的青年低頭，無奈失望地拋棄那「華人做頭」的砂拉越國族想像，回到_{17 哩} 的家鄉。本文聚焦於參與及經歷新村往事之地方人士心情之轉折，察覺其砂拉越國族認同儘管頓挫，但仍然牽動著砂拉越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微妙關係。全文依順敘法，先簡述聚落史，其次描寫故事主人翁1960 年代的反殖與反大馬地下武裝運動及被捕入獄的過程，再其次說明武裝運動所導致的強迫遷入新村並隔離的生活；最後則以17 哩等新村後來的發展反襯反抗者此刻依舊澎湃卻也滿腹無奈的矛盾心情，並據此討論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頓挫與遺緒。關鍵字：砂拉越、馬來西亞、國族認同、新村、華人、客家 * E-mail: ls.lo@hkc.nctu.edu.tw 投稿日期：2015 年 08 月 04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6 年 0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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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ndoning State and Returning Hometown:

Frustration Shap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Sarawak Chinese (1959-1974)

Lieh-shih Lo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Min-hsuan Chen

Maste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 spirited young man from the 17th Mile was arrested immediately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anti-colony and anti-Malaysia movements and joined the left-wing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founded in 1959. Finally, the iron spirit abandoned his ideal imagination of Sarawak national identity, and came back home in New Village and became a fade farmer or merchant when the Peace Agreement (Operation Sri Aman) was signed by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 guerrillas in 1974.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nging attitude of the villagers who attended or experienced the communist

* Date of Submission: August 4,2015　 Accepted Date: March 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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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the New Village, finds that even though the Sarawak national identity was frustrated; it still affects the relation between Sarawak and Malaysia.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17th mile New Village. It then moves to the villagers’ narrations about the anti-colony and anti-Malaysia movements, and the cage life in New Village. In the final part, it represents the frustration and lingering affection of the Sarawak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 Sarawak, Malaysia, National Identity, New Village, Chinese, 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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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工囉，就好像一個傻瓜樣子囉！什麼都不理！每天就是跟妻子一起到園裡做工囉！店裡也幫忙做囉…這樣子就是做平常的一個人了…什麼東西都忘掉它、不要管它了。因為那時候是已經很失望了…怎麼可能不失望？搞到這樣久、這樣多年，付出這麼多心力，後來一點利益都沒有，反而還害到家裡的人。害到自己的太太、兒女，讓他們沒人照顧，那時候自己也是很內疚啊！（黃爺爺 2013）

一、噤聲與遺忘

那是華僑、華人、馬來西亞華人、砂拉越華人等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混沌的最後時刻，起初華人的墓碑與廟宇匾額還刻著光緒或民國年號，但是砂拉越的統治者是白人建立的王朝，又經短暫的日本侵略後，大戰平靖，殖民地紛紛獨立的時代，砂拉越居然反而變成英國的殖民地。於是長期默默耕耘的左翼思想勃發，砂拉越解放同盟（ 1953-1965）成立了，「砂拉越獨立」與「華人做主」，在共產新中國（1949-）崛起的當口，成為年輕人震天軋響的理想口號（陳偉玉 2010：61-64）。而那最初，馬來王朝也不過是半島上的殖民地罷了，豈料幾年光景，卻跨海而來，成了馬來西亞聯邦（1963-）的共主。1從此，就算華

1　馬來聯邦（1895-1946: Federated Malay States）是大英帝國在馬來半島的殖民政體之一，由半島上雪蘭莪、森美蘭、霹靂和彭亨四個馬來王朝共同組成，首府為吉隆坡。至 1946 年，馬來聯邦與海峽殖民地（不含新加坡），再加上玻璃市、吉打、吉蘭丹、登嘉樓和柔佛等馬來屬邦，在英國政府管理下，組成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之後再於1957年獨立；並於1963年又聯合新加坡、砂拉越與沙巴，組成馬來西亞聯邦（顧長永 2009: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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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國還鄉：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頓挫（_1959-1974）

183 人的國族認同仍然擺盪、抗爭或折衝，以馬來人為中心的馬來西亞國族認同建構，終究成為國家發展的主旋律（Shamsul 2001; Skeldon 2003: 63; 楊詩評 2006: 128-133; 陳偉玉 2010: 192-193）。在砂拉越國族認同曇花一現的大歷史裡，1959 年 17 哩客家小鎮平凡而意氣風發的青年加入了左派的人民聯合黨，投身地下武裝獨立運動而被補，1974 那一年的和平協議最終讓牢裡的青年低了頭，無奈失望地拋棄那「華人做頭」的砂拉越國族想像，回到了鐵絲網環繞且改名為新生村（Siburan）的 17 哩家鄉，「就好像一個傻瓜樣子」地「新生」。這是一個聚落的「新村往事」，新村係1940 年代英國殖民政府為斷絕同情武裝共產主義者之隔離措施，整個馬來西亞有四百至六百處這樣因共產地下武力事件被迫集中而產生的聚落。長年以來，隨著馬來西亞整體社會經濟的變遷，新村也發生結構性轉變。新村五十週年時，已有關於整體新村的空間分布、歷史背景、社會文化、教育及生活水準，乃至未來發展與改進建議的論著（林廷輝與宋婉瑩 2000)。相對於此，後進的年輕研究者敏銳地察覺眾多新村在地理位置、背景、人群組成或經濟生活等，存有極大的個別差異。一般人對於新村的歷史圖像呈現兩種極端，一者為官方的殖民立場，凸顯新村硬體的完備以及剿共的績效；一者為住民觀點，撫弄過去的傷痛，放大新村的弱勢（潘婉明2005: 196-197）。有見於此，後進研究者各自以個別新村之田野調查，針對文化景觀、工商業發展、人群遷移等面向的變遷或發展，提出更細緻的觀察紀錄（潘婉明2005；鄒雁慧 2008；古燕秋 2011）。甚至逕自視新村為一般聚落，討論女性婚姻與信仰儀式等在當代社會的變遷（蔡靜芬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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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進研究者之提醒吾人不可以視「馬來西亞新村」為一相似、共同、甚至單一的社會文化現象，其敏銳感確實合乎馬來西亞建國以來，華人社會逐漸加深的在地認同趨勢。實際上，這種從單一的華人觀點，轉而注意不同地區華人的個別特殊性的態度，已表現在馬來西亞政府政策。 2004 年政府即倡議以 ABC 三等級體檢新村的社會經濟概況，藉以較為妥適地謀求改善新村處境。十年過後，馬來西亞經歷了社會政經重大發展，三等級劃分法已不符新村現況，此刻應該採取更適切的指標，建立更貼近現況的分級架構，重新分類新村（_{Chin and Chang 2015）。}

這種從共產新村到一般聚落之社區發展的研究進程轉變，正彷彿 1974 年青年回歸新生村之跫音迴響，只是當時青年的義憤與無奈，已然為社會所漸漸遺忘。這種遺忘不難理解，它源自整個世界的冷戰。砂拉越新村之成立，晚於馬來半島，1963 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時，砂拉越當地反馬力量與印尼當時的親左蘇卡諾（_{Soekarno）政權互為表裡，當} 共產地下武裝勢力在砂拉越 17 哩起事後，馬來西亞採取的「鐵鎚行動」（_{Operation Hammer）以及後來在新村的管制計畫，實際上皆源自民主} 與共產兩大陣營的冷戰世界（Poritt 2002）。造成遺忘的原因，正是國際冷戰下，政府對於新村往事的立場（_{Yong 2006，2013）。Yong 在新} 村田野調查期間，發覺新村人並不喜歡跟他提起異於官方論述下的記憶，所餘僅是傷心難過，這使得那段應該是刻骨銘心、熟悉不過的遷村往事，卻在新村宛若「噤聲」（Yong 2006）。關於真實事件的記憶與歷史，往往不相符。大部份新村人對於自己過往的鬥爭往事顯得事不關己，彷彿只是曾經發生的事罷了；實際上，他們都曾為之受苦。而這就是冷戰政治經濟對這群客家人的意義，他們當年曾經因這冷戰禮物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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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的漫天暴力而犧牲，此後，卻又必須與之持續共處（_{Yong 2013: 28）。} Yong 所謂冷戰禮物經濟多少語帶諷刺，西方世界在冷戰期間以發展及反共名義，在砂拉越耗費龐大人力與物力，可以視為一場馬來西亞國家菁英無可償付的誇富宴（potlatch）。於是馬來西亞不得不付出極高的代價，遑論犧牲。這代價即為其後新自由資本主義控制下，無盡的現金作物經濟發展；而被集中的新村客家即為犧牲（_{Yong 2013: 18）。顯然，} 吾人關切各地新村之個別差異時，共產往事在新村居民心中留下的刻痕，不應遺忘。只是對_{Yong 而言，他花了功夫討論造成結構性遺忘的} 原因與歷程，並對新村客家居民寄予深切同情。在_{Yong 正要出版砂拉越客家專書之時，陳敏萱於 2013 年住進 17} 哩前後半年，根據當事者的訪談，挖掘了這段青春往事。不同於Yong 對砂拉越新村噤聲與遺忘的理解，陳文發現遺忘的是年輕人，但長者則顯然熱情依舊（陳敏萱_{2014）。本文以陳文為基礎，濃縮並聚焦於參} 與及經歷新村往事之地方人士心情之轉折，察覺其砂拉越國族認同儘管頓挫，但餘火未燼，仍然牽動著砂拉越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微妙關係。下文依順敘法，先簡述聚落史，其次描寫故事主人翁1960 年代的反殖與反大馬地下武裝運動及被捕入獄，再其次說明武裝運動所導致的強迫遷入新村並隔離的生活；最後則以17 哩等新村後來的發展反襯反抗者此刻依舊澎湃卻也滿腹無奈的矛盾心情，並據此討論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頓挫與遺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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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34．椒園

砂拉越華人的歷史可追溯到19 世紀，當時砂拉越政局紛亂，於是在1841 年原本由汶萊所統治的砂拉越，便被汶萊蘇丹割讓給英國的布魯克家族，並封詹姆士．布魯克（_{James Brooke）為「白人拉者」（White} Rajah），而在砂拉越開啟了長達一百年的統治（陳鴻瑜 2012；Chang 2008）。在其統治期間，拉者為了要促進當地貿易，於是鼓勵華人移入砂拉越進行開發、採礦，而這些華人又以客家移民居多。再者，由於砂拉越古晉南部的石隆門（_{Bau）盛產金礦，所以來自中國的採金華人多} 移入此地。再加上1850 年中國的太平天國起義後，許多失敗的群眾多往南洋逃亡，致使石隆門一帶成為一個中國人為主的或華人為主的村落，且採取自治、不受政府管制。因而在_{1857 年白人拉者決定加強對} 當地的控制，而與當地華工爆發激烈衝突，為著名的石隆門礦工事件（_{St. John 1863: 162-163；劉子政 1996；饒尚東 1995）。} 在這件事之後，雖然對布魯克家族產生衝擊，不過後來其仍然繼續拓展領土，並對砂拉越穩定持續統治。直到_{1941 年，二次大戰期間，} 才被日軍佔領了砂拉越三年，但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日軍在太平洋戰事上失利，也連帶的影響了砂拉越當地的社會狀況，讓戰後的砂拉越滿目瘡痍。布魯克家族因無法負擔砂拉越戰後的復原工作，所以決定將砂拉越讓渡給英國，讓英國從間接統治轉為直接統治（陳鴻瑜 2012；于東_{2009）。砂拉越華人在日本統治期間，興起過一波波的抗日運動；} 二次大戰結束，砂拉越卻重回英國人手中，於是抗日力量轉而反殖，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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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往脫離英國，建立自己的國家。其實早在19 世紀末葉，金礦枯竭後，客家人已前來古晉地區改行種植農作物（周丹尼 1990：15）。至廿世紀 40 到 50 年代，戰後胡椒缺乏，供不應求，古晉到西連的成邦江路2上15哩至25哩處有幾塊區域，土質肥沃又平坦，適宜胡椒的栽種。隨著胡椒價錢不斷上漲，許多華人也紛紛攜家帶眷到這裡開闢新生活，使得短短兩年間，當地的人口瞬間激增，華人聚落也應運而生（杜明 2008）。就是要往義山的那條路，以前叫做石山路，上面有個大石山，開採石頭的，石山路那邊以前很多外地的人來這邊種胡椒。這邊這條路一直通到18 哩，有一條義山路，那邊進去通到八督港，華語叫做新漁港。可能就是這邊很多人在這裡種椒，他聽來聽去…就想說這個地方好還是什麼的，因為很多華人聚居在這邊。海外（古晉近海郊區）的也上來…其他什麼地方的人也搬來這邊種椒，所以我爸爸也搬到這邊來囉！（溫爺爺 2013） 2　從古晉通往西連的道路舊稱晉連路，待道路貫通至成邦江（斯里阿曼）後，則改稱成邦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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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砂拉越新村及相關聚落位置圖資料來源：依Google Earth 底圖加註成邦江路沿線大約可分為幾個以商店區為聚集的華人聚落，分別是 15 哩、17 哩、19 哩、21 哩、24 哩。3_{下文依照時序，參考杜明（}_2008）的文獻整理成果，並以村落村民的口述訪談補充，敘述如下：最早的華人聚落_{1934 年出現於 24 哩，在陸路尚未開通前，華人取} 水運之便，在路橫港（後改為西林河Sungai Sirin）建立聚落。由於華人人口增加，店鋪隨之產生，至1950 年代時，已有 18 家商號，並有水口伯公的地方信仰、慈善會社組織以及中華公學。其次為19 哩，在二次大戰前，成邦江路 19 哩處有一條通往原住民 3　這一哩程係以古晉市中心為起點計算，哩程數本身就成為地名，例如「17 哩」就比「新生村」或Siburan 更為一般人所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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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聚落的小路，路口即有兩間華人商店。_{1947 年創立了 19 哩中華公學，} 可見已有不小的聚落。1952 年英國殖民政府在成邦江路最初兩家店舖的對面，也興建了六間商店，而成為小型市集。在1960 到 1965 年期間， 19 哩中華公學的學生總人數都達到了 150 名以上。再其次是17 哩，成邦江路路旁的 17 哩大約在 1942 年以前即有幾間簡陋的華人店家，隨著舉家遷移來當地種胡椒的人逐漸增多，店家也在路旁增加到12 間店。1952 年英國殖民政府也選擇在此進行城鄉發展計畫，在當地又興建了六座_{U 字型的雙層木板店屋；同年，當地商人也} 在17 哩經營戲院。到 1957 年後，因 18 哩店屋的火災，原本 18 哩的商家搬到_{17 哩後，使得 17 哩的店屋到當時已達到 40 間之多。之後警察署、} 農業部與診療所等陸續設立，成為地方行政中心。當地人口聚集後，地方人士籌設「古晉成邦江路聯合慈善社」與「古晉西連路互助社」等慈善組織。換言之，在新村成立以前，_{17 哩除了種椒業發達外，也成為} 成邦江路上商業發展最蓬勃的小鎮。又其次是_{21 哩，日本軍隊佔領砂拉越三年八個月期間，選擇了 21} 哩做為補給的重要基地，大量的招募工人到此地來耕種作物，並興建了大型建築物，以供後勤所需。_{1945 年日本戰敗後，來自各地的工人部} 份留下，部份離開。當地雖然失去過往的熱鬧，但日本所留下來的建築物，被當地華人開闢為店面，做起生意。原本散居在附近的華人，得知本地土質肥沃，適宜種椒，便又恢復為人口密集區。如同24 哩擁有水口伯公的地方信仰，在21 哩也有一個中央伯公為當地信仰中心。最後為_{15 哩，15 哩聚落也是華人戰後所聚居而成，沿成邦江路路} 旁興建了20 間商店。15 哩因距離古晉較近，所以這個聚落除了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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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還有潮州人居住於此做生意。據從前居住在_{15 哩的村民陳先生} 口述，20 間商店中，客家人和潮州人各占一半；郊區居民則為務農的客家人或原住民，商店區附近的永真宮（真君大帝廟）成為地方信仰。聚落形成之後，隨之面臨了小孩的就學問題。1940 年到 1965 年間，在這個區域內曾經陸續有六所華人小學、一所中學成立，分別為15 哩、 17 哩、19 哩、21 哩、24 哩的中華公學、17 哩中華公學巴都港分校，以及17 哩民眾中學。這幾間學校都是當地華人農民考量到自身子女就學不便，於是在鄰近聚落各自籌款所設立。而老師則招募從中國移居來砂拉越的教師，這些教師除了帶來中國的文化與教育，同時也將當時新中國成立的思想傳進砂拉越，使得這些農村的孩子，接收到不同於以往的新思維，而深受影響，甚至因而獻身於革命。

三、1959．禁錮的熱血

抗日反殖的力量紥根在古晉郊區，這群客家華人從小受到來自中國教師左翼思想影響，於是使得尋求獨立的力量包裹著深重的共產外衣，儼然就像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初始地的小延安（于東 2009；盧友愛 2012；林煜堂 2009）。許多農村青年，紛紛投身左翼運動，參與地下組織。而這個區域內的華小、中學，也在地下成立了許多學習小組4與歌詠隊5，做為之後參與武裝鬥爭的人力。除了青年之外，在當地許多老 4　學習小組為當時學校課程外的課餘社團，也是當時左翼運動在校園中的地下組織。主要會在課後時間共同研讀與討論共產黨、左翼運動相關之書籍，同時這裡也是培養左翼幹部的重要社團之一（參見下文）。 5　歌詠隊是活躍於當時鄉村年輕人的娛樂性社團，也是左翼組織的一部分。主要活動內容雖為唱歌、跳舞等等聯誼活動，但歌曲內容還是以左翼相關歌曲為主。參與者在之後也多數會成為左翼運動的地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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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的華人，在政治上也多為左傾思想，即使沒有實際參與武裝鬥爭，也會默默在暗中幫助地下活動的人。致使在當時，整個農村的氛圍也以左傾為主，砂拉越人民聯合黨（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於1959 年成立了。雖然也有部分華人支持右政派黨，如砂拉越華人公會（Sarawak Chinese Association），但是屬於相對少數的力量。

（一）反殖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是砂拉越左翼運動最蓬勃發展的時候，當時農村華人青年紛紛受到左翼思想的影響，參與以「反殖民、反帝國」為主要訴求的獨立運動。 我們要給砂拉越人真正能代表砂拉越人的國家，因為我們當 時就是認為那個本質還是殖民主義的政策…然後國家安全局的政策也是…但是後來我們國家〔砂拉越〕獨立了，為什麼還是繼續沿用這些法令，就讓我們很反感。（鍾爺爺 2013；重點是受訪者所強調的）從小就是17 哩人，在年輕時曾參與過左翼運動的鍾爺爺，在訪談中提到了他們當時的訴求。他們這些思想的萌芽除了受到世界各國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殖民地解放浪潮的影響之外，當時引領農村的青少年接收到這樣新思維的其實來自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其中又以到農村教書的教師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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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那個罷課運動6_{都是有關係的，那個整個砂拉越、古晉} 都形成這種新的潮流，進步青年、新的思想，中國解放我們這些人在思想上的影響，就變得很嚮往這些東西。你看那些搞學運的學生…很多是一中的學生，他們後來出來當老師，他都有一個任務，就是要來培養這些學生。1029 之後有很多學生已經吸收了這些共產思想了…他們有了這種思想以後，就在進行這種活動，宣揚、傳播。我們的老師也很多是一中出來參加的……那個_{1029、330 罷課運動}7的。受到那時候思想的學生，以後就把那些思想帶進農村的小學，在他們教書的時候。我們也是受到他們的影響，他們培養了一些幹部，也是學生。（溫爺爺 2013）當_{1950 年代的工會運動在砂拉越如火如荼的進行時，來自城市或} 中國移民至砂拉越的教師帶著新思維進入了郊區的農村，為農村帶來新的衝擊。他們在學校挑選在課業、社團活動表現較為良好的學生，於課餘時間組織學習小組，深讀左翼思想，並在之後組織青年會。 6　這裡所指涉之「1029 工會運動」為 1951 年 10 月 29 日，古晉中華中學爆發了砂拉越史上最大規模的罷課鬥爭。起因是砂拉越當時受到二次大戰後，反帝、反殖浪潮的影響，使學生透過學生會出版之刊物進一步的宣傳這些進步思想，卻遭到英國殖民政府的干涉和壓制，導致學生的群起反抗，並選在10 月 29 日開始進行罷課行動（盧友愛 2012）。 7 「330 罷課運動」是繼 10 月 29 日的罷課鬥爭失敗後，在 1955 年 3 月 30 日於古晉的另一起罷課行動。起因為古晉中學生對當時學校教師的教學方式感到不滿，在對學校提出多次改善或更換教師之建議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同時學生代表還因此遭受校長開除，引發了隨後一系列的罷課行動。而這些學生運動所培養出的學生幹部也在之後帶起了砂拉越長達數十年的左翼運動（盧友愛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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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他們是選比較好的學生。學習小組是砂拉越先進青年會的外圍組織，比較高一層的就是砂拉越先進青年會，然後我就是那小組。老師就開始一班一班物色，哪些人不錯……起先是看一些文藝活動啦！慢慢的他們就會拿一些書籍給你看…… 就是社會主義、如何革命之類的。（鍾爺爺 2013）年逾古稀之年的兩位報導人鍾爺爺與溫爺爺，在當時都像17 哩多數的青年一樣，在就讀華小的階段就受到老師的鼓舞，在學校參加了課餘的學習小組，隨後跟隨著浪潮參與組織活動，並加入了1959 年剛創立的砂拉越人民聯合黨，正式成為黨員，投身更多反殖運動。而這種潮流，也繼續延續到1963 年砂拉越被併入馬來西亞聯邦後。

（二）反大馬

冷戰時期（1947-1991）世界陷入左右兩派陣營的角力戰，英國為了維持其殖民統治利益，於_{1961 年提出「大馬來西亞計畫」，進行馬} 來亞、新加坡、砂拉越、汶萊及北婆羅洲的合併計畫。砂拉越之反殖民與追求獨立的理想，與鄰近印尼親左蘇卡諾政權互為表裡，8也因此陷 8　1955 年萬隆會議在印尼召開後，中共企圖整合美蘇兩大陣營以外的「第三世界」力量，積極向國際輸出共產革命。當時的中共總理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為中共與亞非國家的建交工作奠定基礎。中共積極訓練並援助亞、非、拉丁美州各國的共產黨勢力，擴大武裝鬥爭，隨著中共政情的發展，當然這股風潮也影響了砂拉越的華人社會。印尼的蘇卡諾總統在1963 年起與馬來西亞進行了三年的「馬印對抗」。起因於 1963 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結合了過去英國在東南亞殖民地，包含馬來半島、新加坡、婆羅洲北部的沙巴和砂拉越。但蘇卡諾認為英國這種做法不僅保存了廣泛經濟利益，也將新加坡作為其海軍基地之一，同時又罔顧婆羅洲北部人民普遍反對加入馬來西亞的輿論。再者，致使蘇卡諾如此強烈反對的背後原因在於印尼為本區域最大的國家，但英國在規劃這件事情時竟未向他諮詢。另一方面，蘇卡諾此後在政治態度上左傾，使得鄰近印尼的砂拉越在當時爆發的一系列左翼運動也和印尼有緊密的連結關係（ Cribb and Brow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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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共產泥淖。_{1963 年 7 月 22 日砂拉越短暫獨立 77 天後，於 9 月 16 日} 被併入馬來西亞聯邦，成了馬來西亞一個州屬。左翼運動並未因此減緩，反而因印尼蘇卡諾政府在背後的支持，讓左翼運動持續在地下進行著。那時候是一個潮流，就會號召我們去參加。而且也沒辦法，沒有什麼選擇。你不去等下人家罵你。好像…你不參加就好像變成反派了嘛！所以說看個人的立場、個人的思想怎麼走，就跟著大隊囉！那時候很轟轟烈烈的，假如你不參加就會給人家講你是什麼_{走狗、漢奸什麼的。（李婆婆 2013；} 重點是受訪者所強調的）李婆婆現年_{68 歲，}9從小就在_{17 哩的農村出生，家裡除了製作與} 販賣豆腐外，還種有胡椒、蔬菜。在家中12 個手足中，排行老大的她因為要幫忙家計，再加上父親重男輕女，讓她比同年齡的小孩都還晚去上學，而這卻使她後來更為珍惜這得來不易的讀書機會。小學時，她與先前所提鍾爺爺與溫爺爺一樣，都被選中參與學習小組。待小學畢業後，適逢反殖、反大馬運動蓬勃發展，花樣年華的她，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沒有太多的思索。即使起初她根本不清楚那些左翼分子到農村所宣傳的「反政府」代表什麼意思，但是當周遭的朋友一窩蜂地投入這些活動時，如果自己不去參加，就會遭致其他村裡的年輕人非議。那是一種建立以華人政權主體的理想，不接受這理想就是「漢奸」與「走狗」。 9　本文所談及受訪者之年紀，皆以田野時間之 2013 年為計算基準，以下同，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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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1963 年當年 18 歲的李婆婆不顧母親的反對，跟隨「潮流」，傾心、傾力地投入左翼地下活動：不會害怕！就沒有想到害怕，就一直衝喔！都跟著他們囉！好像很新奇的樣子…就是訓練小組這樣呀！幾個人一組這樣囉！或是一個_{club，那時候我們參加有時候就是三天三夜的} 喔！就在山芭10裡做訓練…（李婆婆 2013）就如農村中一個個驍勇善戰的青年一樣，在當時尚未結婚，還沒有太沉重家庭負擔的他們，村落中同儕的影響力，遠大於家中親人的反對。因此無論男女，多數年輕人一邊跟著組織在私底下受訓練，心中同時抱持著有朝一日砂拉越也能夠獨立的夢想，以至於在任何衝鋒陷陣中都無所畏懼。我大概_{20 多歲一點加入的……那時候年紀還比較輕，看東} 西好像都覺得沒有什麼…有一股那個熱血啦！很衝動…… 人家講什麼，我們就好…_{15 哩那邊會比較白區}11啦！這邊會比較紅區12…我是因為那時候我喜歡看書、看報紙……然後我就參加了學習小組…還有參加歌詠隊這些…。（黃爺爺 2013） 10 山芭為馬來西亞當地用語，用來指稱農地或尚未開墾的荒地。 11 白區在這裡指的是左翼運動相對不盛行之地區。 12 紅區相對於白區，意指左翼運動發展較旺，有較多人參與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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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比李婆婆稍長，現年_{80 歲的黃爺爺，他出生於在親政府色彩} 較濃的15 哩。當時在家中經營雜貨店的他，是家中的長子，即使在左翼運動支持力量較小的區域，他還是堅持立場，甚至常與立場相異的父親產生衝突。家裡控制我不了……父母…尤其是我父親…因為那時候我跟他可以說是鬥的很兇啊！很厲害啊！不過我對這些東西啊！如果我信啊！我要啊！我就不管你了。我認為我並沒有錯啊！後來我就去了。老實講，我父親對我後來也妥協了。（黃爺爺 _2013）當時在農村中像黃爺爺這樣在年輕氣盛時，與家人在政治意見上產生衝突的年輕人有許多，他們在之後紛紛走上了左翼運動這條路。只是在這條路上，有人在受過訓練之後，選擇遠離家鄉躲進馬印邊界13的森林成為游擊隊員，待之後再伺機而動；有人則是選擇加入政黨，一邊參加公開的政治活動，私底下仍然繼續幫忙游擊隊隊員，提供必要的援助。有些人可能在與政府的駁火中犧牲，再也回不了家。這是許多家庭的悲歌，如同報導人溫爺爺的姐姐，就是在某一場攻擊行動中去世。除了這類悲歌外，還有許多人是在參與行動的過程中，即使保全了性命，卻被抓去監獄，一關就是近十年的歲月。 13 砂拉越郊區因鄰近印尼，在當時左翼運動後轉為游擊隊的成員，於後來多躲到邊界的森林進行活動，以躲避政府的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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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變命運的那晚

那幾道槍聲引起強烈的震撼，住在周邊地區的草民馬上成了殃及的池魚，我們才住了一年的屋子就要被迫放棄了。（夢羔子 2011） 1965 年 6 月 27 日晚間 10 時，部分左翼地下組織成員與早已埋伏於古晉的印尼兵，決定對_{17 哩鄰近地區最高點的 18 哩警察署}14發動攻擊，正是這陣陣槍聲，改變了華人居民的生活：那時候我就跑到第二路要到店那邊的時候，我就看到有火在那邊，看覺得不對勁，我就不敢去了，傳單就丟在那邊沒有發完，就馬上拉著我弟弟回家，回到我家不一下，警察署就響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要打警察署。（李婆婆 2013）在事件發生的當晚，住在17 哩鄉村，原本就一直有在參與左翼運動的李婆婆正巧拉著弟弟在_{17 哩偷偷摸摸的於各家發放地下活動的傳} 單，卻剛好遇上巡邏的官兵，所以只好先行返家。他們回家後不久，準備梳洗上床休息時，卻聽到遙遠的地方傳來陣陣槍聲。而另一位當時住在鄰近事件發生的警察署約半公里遠的彭先生，回想起那個讓他印象深刻的一晚時提到： 14 這間警察署實際的地理位置是在 17 哩與 18 哩之間的村落範圍內，當地人一般都稱這個警察署為18 哩的警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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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地下分子攻擊那個警察署的時候呀！整個天空都是那個火花，好像華人新年打那個煙花一樣，乒乒乓乓……整個天空都是火花…他們用槍攻擊，去炸那個警察局。我在我店屋二樓開個小窗門，那時候還小……還覺得很好看。那時候英國士兵還不錯，跟我說「小弟弟你不可以在這邊看，你要跑到底樓，不然那個槍彈會打到你。」…… 我們在自己的家看，遠遠的看。可是到了第二天，全部的軍隊、警察、直升機啦！都到了_{17 哩的籃球場那邊集合，去} 尋找這些地下組織。（彭先生 2013）當時年約14 歲的彭先生，由於家中經營的雜貨店正好在 17 哩鄰近成邦江路的路旁，又正好離被攻擊的警察署不遠。所以當事件發生時，從家中窗戶探頭便看到遠處警察署上方傳來陣陣火光。不過在當下，他們整家人與附近鄰居，都不知道警察署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直到隔天一早，彭先生家門前的籃球場，突然集中了大批的軍隊與警察，開始要進一步的調查附近可疑的左翼人士。即使_{17 哩附近的華人區域有多數人是左翼背景，在事件發生的當} 下，若非主要的核心幹部或參與策劃此行動之人員，其實根本一無所知。大部分的人都是隔天私底下道聽塗說後，再慢慢透過政府於報紙、廣播的宣傳，才終於知道原來前一晚的攻擊警察署的行動，是砂拉越部分的左翼人士與印尼兵所為。但是，在這個原本就有許多左翼人士居住的區域，相對於古晉市區的人民或其他沒有參與任何左翼運動的人，他們對於政府在攻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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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後，於公開報紙上抨擊與醜化此次的攻擊行動，仍然是不以為然的。如曾參與那晚攻擊行動的村民鄧爺爺回想起那晚的行動時提到：〔當時攻擊行動是〕上面通知的…印尼是很早策畫要打的。他們意思是要去打飛機場…後來發現打了難逃，也沒有用。〔才會想說要打_{18 哩警察署〕，可能是打了要逃也比較快。} 所以那些人直接一開始就住在16 哩那邊的園…就從 16 哩過來打，然後打完就直直上，上到_{24 哩那邊的橋。那時候策} 畫的很好，不會失敗！最後也沒有人被抓到……當時是為了要顯示革命理想，轟動國際…那時候〔原本〕有去阻礙他們，叫他們不要打。但武器那時候已經全部運過來了…那個武器是很早就安排了，一直移到16 哩，那些人就暫時都在那邊。所以後來就安排_{18 哩警察署來打囉！…一開始當然不知道} 囉！幾個頭知道而已…那時候就從運動場那邊打過去…以前那裡是一座小山，就這樣砲對準警察署，後來就跑了，跑去 21 哩。（甲必丹鄧爺爺 2014）對比於政府在報紙上，提及這些左翼人士總以「恐怖份子、敵人」稱之。訪談時，鄧爺爺卻是意氣風發地講起當晚的攻擊行動。他提及當時雖然砂拉越當地的左翼人士想要暫緩此次的行動，卻涉及到埋伏已久的印尼兵對於攻擊行動的壓力，最終使得砲火在當晚一觸即發。由於事件有印尼兵的介入，使事件擴大為國際政治問題；同時，在那個展示革命理想且自以為能夠成功的夜晚，這群左翼人士其實並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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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這次攻擊行動中，被射殺的警官正是砂拉越州首席部長加隆寧甘的親弟弟，於是後續處理方式交雜著首席部長痛失胞弟的私人情感因素。原本欲藉此次行動彰顯勢力的左翼人士們，在這次事件之後一系列的餘波盪漾中，受到很大的打擊。同時，也讓 17 哩鄰近區域無論是左翼背景或是毫無相關的華人們，都在往後的生活遭受波及。

（四）鐵鎚行動

6 月 27 日之後的幾天，政府雖然派出了軍隊、警察嚴格看守 17 哩附近區域，7 月 6 日便下令執行「鐵鎚行動」。鐵鎚行動意指「要用鐵鎚捶打共產份子，在共產黨人與革命份子棺材上錘下鐵釘」（盧友愛 2012：91）。因此，一系列對於防範與攻擊左翼人士的政策也隨之出現。包含：1. 成立管制區移植計畫，對當地實施戒嚴，且著手進一步進行新村成立計畫；_{2. 在管制區內的信箱行動；3. 砂拉越各地的管制行動；4.} 報館與任何傳播媒體，被下令須與政府合作，不能報導有助於左翼人士之內容。如依據在1965 年 7 月 8 日，在鐵鎚行動宣佈兩日後的砂拉越本地《詩華日報》當時的報導，即可略知那段時期的狀況：首長召見兩反對黨領袖闡釋政府所採行動首長謂管制地區乃共產黨溫床共產黨及親共居民佔八十巴仙15_{並警告報章勿} 發表不效忠言論首席部長也於昨日九時在其辦公室舉行記者招待會，首席部 15 巴仙為馬來西亞華語對 percent 的翻譯，意為：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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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長會上透露，政府較早時宣稱要在邊境地區實施移置計畫，其實該邊境地區就是指目前這個地帶，政府所以未指明上述地區，是唯恐預先宣佈時，十五哩、十七哩、十九哩、廿一哩及廿四哩一帶的華人，可能通通都跑掉。首席部長又稱，該區是共產黨的溫床，那兒的居民效忠政府者只有廿巴仙，另外八十巴仙不都是親共產黨，即是共產黨人。因此，政府必須要在這個地區內實施移植計畫，以作為對該區華族居民不與政府合作的一個教訓。首席部長同時亦呼請報館與當局合作，並警告稱，如報館採取不合作的態度，發表違反本邦，有助於敵人的言論，當局將採取嚴厲的行動對付，主編將遭拘留，報館也將被封禁。（作者不詳 1965a）在鐵鎚行動宣布之後，政府除了一方面打擊左翼人士的勢力之外，在新村成立之前的管制區移植計畫，也讓_{17 哩附近的華人，在生活與人} 身自由上都受到很大的影響。成邦江路管制區農人渴望運出農產品出售商人要求至晉配貨未獲准居民營養不良因濕氣患病自當局宣布晉連路十五哩至廿五哩為管制區以來，警方逮捕了約五十名嫌疑共產份子，在他們中包括縣議員、校董、教員、農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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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稱：他們先後被押底本市對河集中營去16。又悉：他們的受逮捕，可能是警方依過去的黑名單而採取這項行動者。記者周日訪問該地區時獲悉，他那兒的人民已有上千名患上了病。根據醫務人員稱。他們所患的病大多數是因水份不足營養不良以及濕氣等關係。據該地區商店老闆稱，他們的存貨無多，曾要求當局應許他們前來本市配貨。但還沒有獲得批准。他們希望當局能迅速的解決此問題。菜農與椒農稱，他們正渴望當局為他們的蔬菜、胡椒、樹膠等物品，運出管制區外拋售。因上述農產品如蔬菜成熟了，沒有割下，會腐爛的。胡椒與樹膠沒有售出，便沒有辦法買到米糧。新村居民稱，衣食住行是他們的四大問題了。警方一發言人昨午宣稱，晉連公路十哩路至廿四哩白天上午六時至下午七時通車的限制現已取消，但在必要時，將不予通告而在沿路設路障及檢查站檢查來往的交通。茲促公眾注意，該區仍在每天下午七時至翌晨六時實施宵禁，除非持有省督監的准字。任何非土著人士只能居住在十五里、廿一里及廿四里等集中居住區不准居住在管制區其他地方。平常不居住在管制區的人，夜間不要留在集中居住區 16 一開始因左翼運動被捕的左翼人士，會先押到古晉另一個監獄，隨後才會被轉送到六哩的拘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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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內，因為可能受到很大的不便。在實行鐵鎚行動期間，被令限居的人士，除非持有省警監的准字，不得在任何時間離開管制區，同時在下午七時至次晨六時間，不得離開他們受限的居住地。」（作者不詳 1965b）據1965 年 7 月 14 日詩華日報報載，管制當時，17 哩鄰近的所有華人區域，從成邦江路_{15 哩至 24 哩，各區域的華人，都被各自集中於不} 同的劃定管制區。在管制區內的華人，若非有特別的出入通行證，否則都無法離開管制區，只能在每日晚間七時至隔日凌晨六時以外的時間，回到居住地範圍內的田園務農。然而，對於這些管制區的華人來說，即使可以在指定的時間內回到園裡工作，也需要面臨這段時期收成的蔬菜、胡椒或橡膠無法運送到城市的窘境。再加上他們被強行遷入管制區時，大多數人都處在慌亂、不知所措的狀態之下，以至於他們不僅在經濟上面臨很大的壓力，在精神或自由被限制的疲勞與衝擊亦是。如當年才_{10 多歲，卻仍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的陳先生描述起那} 天的晚上： 1965 年的那個晚上有那個車子要到西連去，然後他們就去炸掉那個橋，不要讓人過。然後那些「山老鼠」又去攻打警察署。之後早上的時候，飛機就在天空飛一邊發傳單，過不久就變成禁區了，我們15 哩那裡也同樣變成禁區了。（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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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陳先生家住距離17 哩約兩三公里遠處的 15 哩，雖然事情發生的地點與他們所在的地區尚存一些距離，但由於他們居住的15 哩農村多為華人聚落，因此也遭致牽連管制：那時候還是禁區不能出來。把我們禁在店那裡三天，不能出去。到了三四日之後，才可以回去家裡。但是回去還是要求拿完東西就要回來我們家的店那裡。然後如果要去巴剎必須要拿卡，才能出去。（陳先生 _2013）另一位同樣住在15 哩地區的官阿姨，在事情發生時，已經 10 多歲，因此她之於上述提到的陳先生，感受又更深刻了：以前我們家是在幫人割樹膠的。那時候發生事情的時候，我們也剛好在割膠，在等那個膠流出來的時候，剛好飛機跑過……那時候我才_{10 多歲而已。那個飛機還丟那個傳單…} 我現在都還記得有紅色、有青色，我們就想天上的飛機有可能會講話嘛！我們就很怕……因為也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因為它丟太多了……我們就拿那個傳單，就那紙來看。它上面就寫叫我們看到這個通知就要回家了……我大哥、大嫂…… 我們就回家囉！他叫我們回家，那個樹膠就沒有收了，全部收收就回家去了，身體都發抖，很怕…。（官阿姨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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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當時家中以幫人收割樹膠和種胡椒為主的官阿姨原本家住_{15 哩，由} 於他們家不像這個區域內多數的華人家庭，多多少少都有親戚或朋友去參與左翼地下活動，以至於他們對於左翼運動的狀況一無所知：起初的時候，是有一點亂啦！講恐怖份子、共產黨…前幾天那飛機還沒來來的時候，就有聽到很多消息了，講警方有開槍打死，他是講恐怖份子…那時候是有聽到這樣的消息啦！〔但〕還沒有通知，就還沒有叫我們去禁區的時候，就有聽到這些消息了。〔對於左翼人士〕我們不知道、我們根本就不可以知道…一開始就很平靜啊！後來他們共產黨的就是反政府的嘛！我們那時候就回家，那時候滿屋子的兵。很多政府的兵！他叫我媽媽講說趕快收拾一些衣服、什麼啊！不可以住我們自己的家了。要搬去店那裡…通通人都要搬去店，不是只有我們搬。只要是我們那個鄉村的人通通都要搬去店…因為他就投那個傳單了…叫我們回家嘛！回到家就很多兵在我們家，大概有20 多個兵…（官阿姨 2013）但是，真正讓官阿姨他們感受到恐懼，在於當時政府在發生鐵槌行動後實行的高壓手段，迫使這些華人在毫無準備之下，像逃難一般離開他們原本在膠園裡的家：你看這樣突然間叫我們搬走，離開我們的家…哪裡捨得…哪裡不哭啊！我媽哭喔！我們也哭……就收拾那些重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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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囉！我們出就去我們比較認識的那裡……他沒有限制說我們要去哪一間店，沒有！是我們自己去找的…那個店老闆也不能夠講什麼…就是誰來了就收…〔當時〕從園裡回家。就樹膠什麼就先挑回家…〔兵〕幾時來我們也不知道，因為我們也沒有在家。這樣突然間叫我們這樣出，誰不嚇壞了…而且後來去店的時候，拉子17和馬來人就沒有…就是這樣很不公平嘛！這樣原本我們園有種什麼東西…我們就不能夠看守了。土人有幾種，有馬來人、土著他們…他們就自由跑，就只有我們華人給他這樣關，算起來也是很不公平啊！（官阿姨 _2013）官阿姨或陳先生當年年紀尚小，並未參與左翼運動，但講起這起攻擊行動，以及後續政府的作為時，那個突然被迫搬遷的陰影，也一直存留於心中，讓他們不僅心有餘悸，甚至多年後再次提起那段往事時，對於原本在_{15 哩的家還是憂傷和不捨。} 在這些記憶的背後，對於沒有涉及的華人來說，除了面對左翼人士隨時可能出現的恐懼外，還必須面臨當時華人聚落內左右兩派相異立場的對立，甚至是被迫選邊站的無奈。就如同回溯到最初左翼運動進入到這個古晉郊區的華人區域時，報導人李婆婆即提到「不跟著大隊走，人家會說你是走狗。」因而在整個大潮流之下，多數人選擇追隨，即使對於這個「反政府」的大隊，有著許多的未知和不明瞭。而這種氣氛，也繼續延續到鐵槌行動後的管制區與新村階段。這使得原本如果就是相異 17 拉子為當地華人對原住民略帶有歧視性質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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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或無特定立場的華人，在進入了管制區生活後，生活反而更為困難。再加上政府之後於鐵槌行動下的一連串管制，讓這些無辜，也不願被波及的「受害者」，在回憶起當年這段往事時，是充滿憤怒與無奈的。然而，無論是哪一方立場的華人，在面對龐大公權力制約下，終究都無從抵抗。再者，政府下一步的新村成立計劃，美其名是新生活的再造，但對這些華人來說，也許又是另一個未知的恐懼。

（五）去六哩念大學

17 哩警察署攻擊事件只是浮出檯面的武力抗爭，在此事件的前後，則是遊擊隊的軍事訓練，而訓練基地即位於印尼，客籍青年越過邊界，前往受訓。 62 年的 12 月 28 日汶萊起義呀！ 63 年，地下頭 [ 左翼人士的領導 ] 決定要武裝鬥爭，在六月的時候…我被抓的時候是 6 月 7 號。那時候要過印尼，就在邊界那裡被抓的…但是當時我們就是受到這種影響，受到中國那種參加革命的影響，那就是能夠拋開你個人的一切。之後就到被捕後，就到六哩讀大學囉！（溫爺爺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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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_{1962 年汶萊起義}18後，於_{1963 年的六月，在 17 哩長大的報導} 人溫爺爺也和這個區域中許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前往印尼，準備接受進一步的游擊隊訓練。但卻在途中遭到政府軍隊的攻擊，不僅無功而返，數百人還因此遭受牢獄之災，在之後於六哩監獄待了近十年的時間。六哩監獄位於古晉國際機場附近，通常叫做六哩半19，被政治犯們戲稱為「大學」，而且還將監獄的生活稱為「吃咖哩飯」。而另一位蘇爺爺，雖然沒有參與地下活動，但也在之後跟溫爺爺他們一行人遭逢同樣的命運：不知道是怎麼牽連到的，不過當然是有原因的。以前我在西連的時候，他們要越過邊境，要搞那些活動，我有幫忙他們，可能是因為這樣吧！我事實上也沒做什麼，就是幫他們安排交通這樣。但你協助他們地下的太多了嘛！他們要 [ 人聯黨 ] 黨徽我就拿黨徽20_{給他們…就那天只有我們三個人啊！我們} 一起被逮捕，後來在監獄遇到。在中央監獄那…是後來才去六哩的。就在裡面七年啊！（蘇爺爺 2013） 18 1962 年 12 月 8 日的汶萊起義，是由汶萊人民黨所發動的武裝起義政變。起因於 1956 年汶萊人民黨欲爭取汶萊獨立，1957 年派代表至英國進行談判，要求制定憲法，讓汶萊獨立，卻遭到英國殖民政府的拒絕。直到1962 年汶萊舉行選舉，人民黨在立法議席囊獲勝利，使得汶萊政權掌握在人民黨手中。但當時英國著手進行的「馬來西亞計畫」正積極進行，隨之遭到人民黨反對。人民黨便在此時欲聯合同樣反對馬來西亞計畫的砂拉越人聯黨組團前往聯合國總部申訴和反對馬來西亞計畫，且要求結束殖民統治。不過，卻在此時，人民黨在汶萊發動武裝政變，致使英國出兵鎮壓，讓汶萊的獨立運動受到挫敗。但並沒有因此士氣大敗，反而連帶的影響砂拉越左翼運動更為蓬勃的發展（田英成 2012）。 19 六哩半為古晉政治拘留中心確切之位置，位於古晉的六哩至七哩之間，但當地人在口說時一般都稱這個居留中心為「六哩」，因此本節標題與文內敘述，皆以「六哩」做為代稱。 20 報導人蘇爺爺在訪談時提到當時人聯黨跟印尼的關係較好，所以有許多左翼人士在馬印邊界藏匿時，若身上配有人聯黨的黨徽較能受到印尼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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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頭髮花白、年過八十，講起話卻鏗鏘有力的蘇爺爺，原本並非是₁₇ 哩的人，而是住在距離17 哩約半小時車程的西連。當時家裡在西連開店的蘇爺爺，一直以來都只熱衷公開政黨的活動，私底下的左翼活動並沒有特別接觸。但是當地下分子有難時，他仍毫不猶豫的盡心幫忙，導致後來被捕入獄。除了溫爺爺和蘇爺爺之外，前文提及的黃爺爺，被捕的狀況與時間點，略有差異。黃爺爺從參與左翼活動以來就比較專注於地下活動，在 1963 年時也曾跟著組織去過馬印邊界，在訪談時他便從他去印尼受訓的過程談起：我去印尼一次…去不到邊界，就被那個人就保安部隊的…那時候好像被抓去_{69 個人…那次就我比較幸運，在中午那個} 兵來抓我們的時候，我們住的那個小屋子，我們分成三個小組，我跟另外一個同志剛好跑去沖涼。那個兵是從那邊來，我們沖涼是在這邊，剛好我們去沖涼還沒沖好。然後我的同志就說，「某某人好像有兵喔！」我就說：是嗎？我還不大相信喔！怎麼會有兵。後來跑上看，好像是喔！兵包圍起他們…後來我的同志就問我說「要怎麼辦呢？」我們沒有怎麼辦，只好倒回 [ 回去 ] 囉！那時候還有其他沒有被抓到的

…

我們那時候跑出來大概有10 多個人，去了是總共大約有 80 多個。（黃爺爺 2013）他雖然在1963 年跟著組織一起去印尼受訓時幸運地未受逮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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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_{1965 年新村成立的初期，這些在新村內的左翼分子其實並不隨著新} 村變為管制區而停止活動。相反地，在新村裡私底下的他們還是技巧性的繼續組織與策劃，甚至擔當起躲進森林裡的游擊隊隊員們的後勤部隊，提供物資上的補給與情報上的交換。 69 年我第二次要出的時候，又要去參軍了。那時候去海口區…那時候很多從邊界回來，本地的人就跑到海口區，又再參軍喔！那時候還不知道這麼亂、還不知道我們的勢力已經輸掉這麼多了，我還不清楚。那些領導的叫我們去，就去囉！我們在新村裡就是秘密囉！所謂地下就是這樣囉！有時候就跑一個比較祕密的地方囉！…只要我們自己了解，你要做什麼東西，都計畫好好先。像去別人家也有，還有像我們就經常跑到我們的園笆〔田園〕！我們有些比較小的集會、活動啊！可以新村裡面也可以嘛！就好像是朋友來家裡拜訪這樣。我們好像有什麼活動、集會啊！都會有人站崗。人的活動也是很靈活的。他如果需要的話，他就會很注意啦！然後_{1969 年，那時候那個計畫就是想說會真正離開這個家了！} （黃爺爺 2013）當時已經住在17 哩搭建的新居的他們，雖然面對生活的管制以及新村成立後農作物的損失，但仍在困頓中續持維繫組織的運作。1969 年黃爺爺又和_{17 哩的朋友們選擇再度離家，去古晉郊區的海邊參與進一} 步的行動，正是這波行動，他們遭到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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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我就是要去海外〔古晉郊區的海邊〕，被人家出賣了，我就去到半路，我還沒有去到海外喔！我一共是五個人嘛！兩個人跟我一起找人…那時候就覺得有點怪怪的。傍晚六點要跟他一起去…找不到人。沒有人，我就跟我一起跑的人講，這要小心啊！好像情形不太對！話還沒講完，那些人就出來了。在村子是規定六點要回去，我沒有回去，所以〔我〕有通知家裡的人，跟我太太講，我沒有要回了，叫她六點以後去警察署呈報。說某某人沒回…這樣家裡的人就不會錯了。因為他〔警察〕會查哪一家沒有回的…就我們沒有回來的話，家人就要去報警察署。但是後來…就被抓囉！那兵已經埋伏在那邊了。幸好是我們剛好沒帶槍，如果有槍就給他射了！之後被人抓到那個暗房，地下室…伸手不見五指的！那一次好像一共…將近_{30 人被抓，就是要參軍的那些。也是可以} 講不幸中的大幸，假設如果我們真的去參軍了，命還有沒有在都不知道了。我們被抓，那個命至少還保在那邊。就是家裡的人比較苦一點啦！（黃爺爺 2013）黃爺爺他們在這場行動中倖存，但是他們的家人卻必須比他們更堅強，家人的煎熬絕對不比那些左翼人士來得輕鬆。他們的家人除了要擔憂親人的安危，還須面對政治與經濟上的壓力。例如，當警察來家中盤問在管制時間內還沒回家的親人時，他們無法閃避，只能隨時在擔心害怕中面對。同時，遷入新村後，受限於管制時間的限制與胡椒蟲害的影響，家中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而這種日子，又一直持續到這些村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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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進六哩拘留中心之後。監獄裡的政治犯對外的行動受到限制，但生活上還是不受完全制約的，在必要時也會聯合起來絕食抗議，抵抗政府。如報導人黃爺爺所提及當時他在六哩的情形：後來那些黨員比較活躍的，幾乎都給他抓去了，抓到六哩去啊！那時候六哩，有段時間最多人給他抓進去了，不會少於兩千五。一天可以吃掉_{100 公斤的米！那時候六哩的生活基} 本上是還可以住啦！我們裡面的生活，也是有地下組織喔！我們在裡面還活動喔！抓進去了，還是要堅持啊！我不跟你合作嘛！好像為了一件事情，我們裡面就鬥爭…就絕食…但平常的時候，我們在裡面也會自己去學東西囉！有學馬來文、文化啊！就大家互相教。（黃爺爺 _2013）而_{1963 年因為在砂印邊界被捕直到 1972 年才被釋放的報導人溫爺} 爺，也進一步補充了在六哩的生活：在裡面〔六哩〕主要有學習馬來文。我們在這邊學了小學的課程…我們主要學馬來文，還有學英文。就是有一些比較會的人來教…因為那個拼音很容易，我們知道那個拼音後，我們學會了就能夠念那個字。那時候就想說，我們要懂得多一種文字…這對我們來講，我們就可以跟他們交流了。然後我們還有學習小組，以前有一兩個跑進去，他在外面是領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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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的，他就會弄一些東西給我們學囉！（溫爺爺 _2013）不過，即使在裡面他們多數時間可以自由學習語言，或是暗自組織學習小組學習新的東西，但是在閱報上，還是會受到政府的控制。同時，政府無論是對六哩的他們毫不間斷地宣傳反共思想，對六哩外公開的廣播、報章新聞上亦是。政府的宣傳還是有…就是報章上或廣播電臺…但其實我們還是走自己的路，不會去相信那些…政府你宣傳你的囉！〔報紙上寫的〕比較多是都不會相信，都是用懷疑的眼光去看這樣…在裡面的報紙，有些新聞也會被塗掉，像跟革命有關的，他就塗掉。（黃爺爺 2013）但在六哩的日子，終究比不上與家人的團聚。慢慢地，有許多被捕的左翼人士也開始考量到家人在外面守候的辛苦，再加上政府反覆在拘留中心的宣傳與鼓吹，讓每日的精神壓力達到緊繃，致使許多人在百般不願下簽了自白書，在承認與說明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情後，才得以被釋放。如黃爺爺與溫爺爺皆是：還可以！老實講就是家裡面的人比較苦啦！那邊自己生活可以…也不用做工。但那時候講就是為了革命囉！只好堅持… 那時候也是有想要出來…但就被關在裡面不能夠出啊！那時候每個星期，家裡的人就去看我們一次囉！那時候就跟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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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一下，安慰安慰囉！六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黃爺爺 2013）我在六哩被關，從63 年到 72 年尾才出，九年多…之後我就出來回來過正月半囉！後來是要出來也可以，就是要去坦白以前你做的事情，然後看你有沒有誠意囉。（溫爺爺 2013）不過真正影響他們兩位或是其他多數在六哩的左翼人士，最終願意寫自白書的原因在於_{1973 年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簽訂。這個協議的簽} 訂，除了致使砂拉越整體的左翼運動日趨減緩之外，也讓這些在六哩的左翼人士在夢想破滅、失望之餘，開始重新思考人生的下一步，並省思自己過去所做的這些事。人終究還是得回到日常生活中正常生活，再者當時新村成為管制區後經濟的壓力才是最必須要去面對的。

四、1974．圍籬裡的辛酸

（一）新村誕生

新村管制區係仿效自1940 年代英國殖民政府於馬來半島實施的制度，政府選定了17 哩、21 哩與 22 哩，成立了新村，前二者是既有村落，後者則是新闢；同時將15 哩、19 哩、24 哩等聚落封閉，居民則遷居分配到三個新村。從_{1965 年 8 月 8 日砂拉越詩華日報的報導可得知，當} 鐵鎚行動宣布後一個月，政府即立刻選定了下一階段做為長久居留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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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制區：農業與森林部長張桂生昨指出西成路十五哩十九哩及廿四哩巴剎將予封閉— 政府已選定地點建立新保護村農業和森林部長張桂生先生今日披露說：當局已經在古晉西連路十七英里、廿一英里以及廿二英里半的地方建立三個新的保護村，這三個新村便用本地的名字來命名，就是實不蘭，布拉卓和達巴，張桂生說，政府選定這三個地點，因為這些地方適合建設永久性的鄉村，一方面因為這些地方為移植農民提供最便利之生活設施，這三個新村，是依照馬來亞各地土地和發展計畫之形式而設計的，目的是適合純粹農業生活之需求。張桂生先生說，每一個移植的人家可以得到三須古土地 [ 約_{18X20 平方尺的大小 ]，這些土地稍後便將賣給每} 一家人21，年限為六十年，他說，土地測量員和估稅員已經在每一個新村展開工作，把土地農作物及建築物之詳細情形記錄下來，在徵用土地手續完畢之後，將作為償費之根據，凡是被徵用之土地都要遵照例常辦法，付還賠償費。農林部長說：實不蘭（Siburan）巴剎將加以保留，巴剎商店之住戶將不回原來之場所居住，十五英里十九英里和廿四英里的巴剎將加以封閉，政府將建築新的商店撥給十五，十九和廿四里巴剎店屋之租戶和屋主去居住，不過並 21 這裡所提及之新村土地將賣給村民之內容，指的是每塊新村被劃歸土地的地契。但新村多數的村民並未在可以購買土地所有權時就購買，大都還是等到新村環境穩定之後才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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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免費的，政府準備進行部屬把這些商店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賣出去。」（作者不詳 1965c）而這三個聚落也在還在規劃期間，就被賦予了三個全新且富有意涵的名稱：西成路三個新保護村命名新生來拓及大富 — 意味擺脫共黨之威脅步向繁榮星期日（八日），當局曾向古晉，西連公路管制區五個村莊居民，廣播了一項本州農林部長張桂生氏於七日在本州馬來西亞廣播電臺廣播的演詞的客話翻譯，並解釋了五個受保護新村的村落22。本州政府發言人昨日稱，十七里新村的村名，塞布侖（ Siburan），乃取之該地區的一座小山的名字。業已告當地村民周知，這新村的官方華文譯名為新生村，意指當地人民將能過著新的生活，不受共產份子威嚇。二十一里比拉卓（_{Beratok）新村的名字，亦取之于當地的一} 座小山，官方譯名為來拓村，意指大家前來開拓，共同來開發這座村莊。廿二里半的泰芭村（Tapah），是第三座保護新村，取名于當地流過的一條河。官方的華文譯名為大富村，意指大富大 22 意指在新村尚未成立以前的過渡時期，政府主要依據 15 哩、17 哩、19 哩、21 哩、24 哩分別在華人聚落的商店區規劃成的五個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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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貴與欣欣向榮。但希望將來不單大富村的村民，而是管制區的各族所有人民，皆能在一旦擺脫共產威脅之時，享有富貴繁榮。（作者不詳 1965d）從「新生村」、「來拓村」、「大富村」三個華文新名稱可得知，政府期待這些華人能脫離左派思想與一切和左翼有關的行動，重新開始在新村展開新的生活，進而享有往後的富足。但這些「期待」，在當時新村裡根本不確定未來究竟在何方的華人來說，只是政府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真正面對不堪環境與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依然還是村落中的這些華人，再加上他們遷入新村生活的初期，並沒有如政府所期待地如此美好。除了必須面對無力抵抗的政治問題外，經濟的困窘、不安定，才更是這些新村村民所期待政府優先去解決的。

（二）搬遷初期

鐵鎚行動後，政府開始選定區域，著手規劃與進行一系列的拓殖活動。以17 哩為例，商店區之外的區域，依然還是為被當地華人稱為「山芭地」，是散居農民種植胡椒與蔬菜的地方。政府將三個新村之中最大的「新生村」選定於此，原本17 哩佔絕大面積的山芭地，被迫徵收，全部剷平後，再重新劃分為村民新的居住地。政府以平均每戶面積約25 點（18X20 平方呎）丈量劃定與抽籤決定村民新的居住地後，村民又再獲得1,500 令吉的賠償金，做為村民在新的居住地建造新房屋之補償。不久，新村裡一間間長相雷同、大小也相似的鋅板屋開始佇立於村子的各個巷子，原本住在臨時管制區的村民，也於同年的11 月初陸續搬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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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好的鋅板屋。當時報紙所述：管制區內居民昨日搬入新屋首長文告呼籲合作防共本州首長拿督寧甘特別向昨日開始搬入他們新生村及來拓村新屋人民發表下述文告：六月廿七日，在本地共產份子協助下，印尼恐怖份子在你們的地區進行了謀殺。政府不能容忍這種殺害人民的行徑。因此，政府不得不採取步驟對付共產份子，並安排保護人民。對過去五個月內，社會上無辜人民遭遇到任何不便，政府表示遺憾，但你們必須明白這應該歸咎印尼人民及共產份子及那些社會上支持敵人或不揭露敵人的份子。現在你們已搬遷新生村及來拓村，首先我欲向所有顯示合作建築起他們屋子的公民致賀，政府在籌畫這些新生村上，花了不少精力，所有人民亦如此。這是良好理想，表示了人民正在學習跟政府合作。新村的生活，在開始時不會太舒適，政府亦不擬給你們超過砂羅越所有其他公民的援助。可是如果你們勤勞工作，與當局合作，當可改善新村，使之成為愉快方便居住地。這是很重要的，你們必須在驅逐共產份子方面，跟政府合作，政府將盡最大能力保護你們，但除非你們在得到有關共產份子及其活動的情報時，隨時報告。否則政府不能保證對你們的保護。在這方面協助政府是擊敗共產份子及確保社會安寧的最佳途徑。因此，為了你們自身的利益，隨時提供這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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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報。（作者不詳 _1965e）從報紙新聞的內容中可感受得到，政府表面上期許三個新村華人展開嶄新的生活，但實際上卻強調「擊敗與杜絕共產分子」，以至於忽略了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多數的華人村民們，所擔憂的是在新村生活的民生、經濟狀況，至於「共產黨的侵擾」只是官方說法罷了。_{17 哩新村} 的作家夢羔子，表露了當時的狀況：新村一成立，政府就撥款一千五百令吉給每戶受影響的家庭，去興建同一個模式的鋅板屋。之前辛辛苦苦鑽進山林尋找木料，掏腰包去買幾千匹編織好的亞答葉，精力、時間與金錢都白白消耗掉了。起初，人們還能自我安慰，樂觀地預測，或許只是禁錮一段短時期，可是局勢越來越惡化，想回故居的願望也越來越渺茫。生活起居受到牽連，顧得了飯碗，已沒有多餘的精力修復那已無望再住下去的房子。（夢羔子 2011）就如同大部分的村民一樣，起初剛搬進新村時，大家都還會在心裡想著，也許有一天還是能回到各自在遷移以前的家繼續生活，而非全家一家大小，通通擠在新村裡才約18X20 平方呎大小的鋅版木屋裡。但在當時風聲鶴唳的情況之下，「回家」談何容易？那時候我們在這，也不知道要在這裡住多久，是臨時的，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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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樣，就都是未知數…那個時候的心情很難…不像現在就是住定了…那個時候就都什麼都不知道…人家講說要關個三五年就可以回去啦！就…很那時候也不知道…可是還是想說有一點生活可以回到園裡生活。（鍾先生 2013）再者，對這些新村村民來說，政府提供的補償並不足以支付建屋開銷；同時因為被迫搬遷，也讓他們對新村新建的房子和居住地更加缺乏認同感。總會暗自盼望著，搬回自己的老家，因此也談不上要購買在新村居住的這塊土地的地契了。對，就是那時候，突然多了這麼多人

…

有點點不太適應這樣…不僅我啦 ! 我父親以前也是很抗拒的，他說「為什麼我要去住你們的屋子，我自己就有我的地方、我的屋子」就像那屋子的地契，他等到很久才買回來喔 !! 他有點抗拒喔 !!!…那時候你抗拒也沒有辦法，那都是法令囉 ! 有很多警察在那邊。你不能夠反抗，哪能夠反抗…他那時候壓制下來，也是不能夠講要反抗他。沒有辦法反抗，只能承受囉！（鍾先生 2013）新村嚴密管制出入，新村周圍以雙層鐵絲網做成籬笆，隔絕內外。以17 哩新生村來說，整個村子對外的聯絡通道只有最外圍連接成邦江路的大門。在門禁管制上，村民只有在每日早上六點至晚間六點才能離開新村，且村民離開或新村外的人要進來新村都需要被批准才能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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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後來搬到_{17 哩做生意和定居的田先生，在訪談時就提到了新村成立初} 期，新村內外在進出上的不方便：那時候我們家原本在22 哩，然後我爸爸在 17 哩做生意，但戒嚴的時候，我和我爸爸就搬到17 哩來。每天如果要出去都必須要討准證〔進出新村通行證〕…很不方便…像他們住在新村的，就每天要回園還要看警察的臉囉！不能夠大小聲的…因為要求情要每天都要回囉！我們做生意，會瞭解這些嘛！他們每天進出的人，每天都是這樣的東西嘛！有時候要進貨，也是得經過他們去討字〔進出新村通行證〕那些。那時候很戒嚴…那時候要去跟縣長、管這個村的討字。（田先生 2013）除了進出新村管制區需要再申請特殊准證之外，如果在開放的時間要回去原本自己的田園工作，若是有攜帶糧食也會被官兵特別檢查，以防新村村民將食物偷偷供應給新村外的地下活動的成員。那時候我們回去15 哩的園有帶食物都會被檢查，不能帶多多出去的…兵都會在入口那裡一個一個查…而且一開始的時候很苦啊 ! 在園裡的東西都會被偷走，不能每天去看啊 ! 也不能去割樹膠…樹膠得半夜的時候去弄…所以割樹膠的人都不能去了…所以說辛苦啦！那時候真的很辛苦。像我們也是很辛苦，園都沒有做。（官爺爺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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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_{15 哩人，後來因新村管制被迫舉家搬到 17 哩的官爺爺一家} 人，就經歷了新村成立初期，每天早上要回去原本15 哩的田園務農時，因為新村在進出管制上所帶來的不自由。同時，官爺爺於訪談時，也提及了自己在管制初期，親身經歷且讓他仍然感到恐懼的往事：我那時候我還年輕，我坐那個摩托車，在古晉那邊做，我回的時候，下午五點左右…我跑去七哩那邊，我碰到有一個七哩學生，她跑路喔！跑到_{15 哩那邊！她跑錯路了，跑到 15} 哩那邊。7 哩到 15 哩，跑到她腳都破了，我上到 15 哩那邊，剛好碰到，我看到拉子小孩就去捉弄她，後來我就停下來，問那個學生說，她都不講話了…在那邊哭。後來我看他的校服，我就知道是7 哩的學校…後來我問那個女孩子，我說你從哪裡來，她也不會應我，我就想她應該是七哩來的，我就載她回去了。但那時候差不多要戒嚴了…15 分鐘內要回來… 我回_{17 哩時，已經關門了。警察還問我做什麼，怎麼會那} 麼遲才回。我和他講，騙他說我做工做比較晚…他就講說，你不能夠再這樣晚囉！一下子…警察要走了，他關了門要走了，他有看我來就開門叫我進…他就警告我說，你不能夠這樣遲才回了。（官爺爺 2013）由於官爺爺年輕時擔任政府工（公務員），每天必須往來古晉與新村來回近兩個小時的車程工作。但是政府在新村每日的門禁管制，在當時依然沒有對這些去其他地方工作的新村人在管制時間上特別寬容，相